大卫·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时，为了将这部堪称中华文化“百科全书”文学名著顺利传入西方社会，十分注意处理作品里富有中华文化特色的内容，基本原则就是尽量调整或改造原作中的这些文化元素，使之符合西方文化语境下的读者期待，顺应西方的社会风俗、认知习惯、民族文化、宗教意志等。武汉国际汉语教育中心
霍克斯的《红楼梦》英文版，至今在西方世界拥有独一无二的经典地位
《红楼梦》中有很多儒释道的宗教意识和信仰，这些意识层面的东西深刻地反映在典籍的字里行间。“儒”虽只是一家学说，算不上宗教，却规范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佛教是外来的宗教流派，传到中国后，被本土的中华文化兼容吸收，衍生出深厚的本土化教派，因此成为最具民众基础的信仰寄托。道教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孕育了大量的哲学思想。这些核心的中国宗教文化思想浸没在典籍文化中，不能不引起霍克斯这样翻译者的留意。他的处理办法是在不妨害原著文化主题精神传播的前提下，尽量将这些中式的文化元素归化到目的语，也就是英语世界的文化体系之内，不令其因为不可理解而导致英语读者的困惑和反感。武汉国际汉语教育中心
例如，他将小说中出现的“天”“导书”“道”“圣人”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哲学概念词一律译为“heaven”“God”“the way”“saint”等，以此比拟西方宗教里的“上帝”“救世主”“原罪”“天国”等意象，使西方读者产生文化亲切感。再看小说中“世上都晓神仙好”这样的说法。霍克斯没有像另一位翻译大师杨宪益那样，保留汉语的文化特色，译成“All men long to be immortals ”，而译成“Men all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won”。这里的“salvation”是基督教的一个概念，是每个人都渴望得到的救赎。这样一来，源语文化在目的语境下的传播产生了文化精神的转换，虽然对于传递出的源语文化信息有所折损，但读者获得了阅读上通畅无碍的心理适应性，手中的典籍也成为一种“友好”的读本( friendly classic)了。
又如，为了避免目标文化语境中对原著中的某些文化意象产生误解，霍克斯将《红楼梦》中最重要的这个“红”色意象进行了大面积的改动。鉴于西方读者憎红喜绿的文化习俗，他将很多出现“红”字的地方，归化译为英语的“golden”“yellow”或“green”。又把许多复杂的中国宗亲家庭文化符号进行简化，如“老祖宗”、“嫡亲”等简译作“Granny Dear”“one side of the family”。
The Story of the Stones
我们从霍克斯推出的《红楼梦》经典译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s(取名《石头记》)中看到，译者在“文化语境顺应”( adaptation to cultural context)思想的指导下，对典籍及其蕴涵的文化做了大量“本地化”处理(localization )，使原有的典籍文化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对原著载体与文化载量产生了很大突破。这是后文化形态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如果说霍克斯传播汉语典籍时采用的本地化处理更多的是对源语文化内容加以“手术式”的修改和转换，而非大刀阔斧地改头换面，那么，庞德处理汉语诗歌的英语传播所采用的创作式翻译策略，则将源语文化的本地化处理推向了更加极致且又极富意蕴和文化价值的程度。
作为西方现代意象派诗歌运动的创始人和领袖，庞德一直在寻找能够支持这种全新艺术形式的精神养分，直到他从费偌罗萨遗留下来的一些关于中国古诗的笔记和译文，欣喜若狂的他仿佛发现了新大陆，内心的撞击告诉他新诗运动完全可以从这种充满了神奇意象，融合了时间艺术、视觉艺术、造型艺术和音乐艺术，铸音、画、文为一炉的中国古典诗歌中寻得无穷的给养和艺术支持。他发现的中国诗歌为他的美学思想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素材和理论依据。武汉国际汉语教育中心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美国诗人和文学评论家，意象派诗歌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
庞德在翻译中国古典诗歌时，常对原作故意改写或故意不译，这并非是因其不通汉语而造成的误读误解，而是基于他对原诗理解的基础上进行有意识的意义牺牲。庞德翻译形式严格而整饬的汉语古诗时采用的是自由诗体的表现形式，这虽然常常有悖于原作的诗形，甚至丢弃了一些字面意义，却重点传达了原作的韵味，向西方读者传递出最能触发心灵感动的信息。正如西方学者Hayot评价的那样，庞德恰恰是透悟了原作的诗意精神来再现原作的(Pound in fact reaches the heart of the Chinese originals.)。
庞德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的目的是要创作出为诗歌爱好者接受的现代主义意象派新诗。“重视原诗总体的效果，寻求原作者和译者‘思想感情’的对等”。“翻译时不是推敲词句，而是使自己的感情进入原诗作者的角色，将原作中的思维方式和感情方式进行浓缩提炼，再传达到英语中去。他翻译的不是词句；词句只不过将他引到词本身所表达的事物和感情中去。”庞德认为，艺术作品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的。语言变了，作品的意义就必然会改变。原作语言所引起的联想和解读与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中重新塑造的新作品所引起的联想与解读肯定是不一样的。按照他进一步的解释，语言的活力是指词语在结构中与其他词语在特定的地点和时间所产生的新的关系，从而获得新的品质，这就给语言带来了“活力”，同时也给作品在新的语境下带来了新生。武汉国际汉语教育中心
由于庞德非常独特的“创造性”翻译，他向西方世界译介的中国古典诗歌作品深受欧美文坛的称赞，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反响，他也因此获得“我们时代中国诗歌的发明者”的光荣称号。他翻译、创作、编著的诗集《华夏集》(Cathay，1915)被认为是“中国古典诗歌在美国的第一次真正的成功，自此以后中国诗成了大众瞩目的对象”。毫无疑问，庞德对中国诗歌文化在英语世界这个别样的异文化语境中的传播是很成功的。传播者用创造的热情和对源语文化焕发新生的呼唤，使汉语经典作品与文化成果得以一种诱人的精神品质和全新的形态在异文化土壤上获得生机勃勃的发展，这不可不谓是汉文化传播中一种奇特而意义非凡的成就。
本文节选自
《汉语国际传播研究新动态——汉语国际传播文献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 吴应辉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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