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今日驾鹤西游,这是自然的一件事。先生105岁作古,可谓高寿。人间少一素笔,天上多一长星。
先生不朽——这是自然的一件事。
今日,可算杨先生有生以来最出名的一天——先生是不慕荣利的——各大媒体纷纷头条报道。这也的确算件不得不令人欣慰之事——一个文化人,能受到如此待遇,算是世人对先生的最高崇敬了吧?
无论是否读过杨先生文章,但相信世人多少还是对杨先生有所耳闻的。说来惭愧,唯一读过的先生的书,是《我们仨》。这书不算巨著,但当时读来,时时恻然,每每感慨。先生与钱先生之伉俪情深,与独女钱瑗的舐犊情深,一家人的脉脉温情,在杨先生洗练、干净之极的文字下愈发朴素动人,真如一块浑金璞玉,光彩照人。其他的,若《洗澡》《干校六记》《走到人生边上》等,一无所读。但管中窥豹,虽只见一斑,料先生其他文字亦当如《我们仨》一般吧:素朴、干净、动人。
文化人算是一群怎样的人呢?这实在难说之极。对于文化人,不知何故,一想起,冒出的竟是这样的词汇:文人相轻,百无一用,千古文人皆不足观,两脚书橱,手无缚鸡之力,迂腐,繁文缛节……这恐怕只是我个人偏见之故。不过,实在说,真觉得若世上无文人,倒也地球照转太阳照光。为何呢?多是能说而不能为之辈罢了。
但对于杨先生、钱先生等级别的呢?却从来是高山仰止的心,丝毫也不敢有半点不敬。无他,读其书,只觉真才实学,只觉真情流露,无任何虚头巴脑,也不装腔作势,而其文字功力,亦自成一派。此所谓巨人,何仅能以文化人称呼呢?人生能如此境界,真不虚此行了。——所谓的文化人,连半本著作也不能拿得出手,岂不笑杀人吗?可惜世上此辈多多。
欺世盗名者,真能欺与盗吗?恐怕其人亦摇头吧?人生最难者,自欺。况世人俱是目光如炬者,真能欺与盗吗?
陶渊明曾自撰《拟挽歌辞》三首,其三有名句,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曾引用过的,道是:“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白驹过隙也罢,长命百岁也罢,终归尘土。人莫不有死,声名能与青山同存,可算不枉此生。如此,生亦何哀死亦何苦呢?
相信杨先生的仙游,也只刷屏中国这一两天吧。占据头条的将来的日子里还会是哗众取宠的花边新闻,还会是无关痛痒的口号。这些呢,也只是刷屏一两天吧。但虽都是一两天,看来是相同的,其实是大不同的。后者是苦心经营的,而前者是自发的——这到底证明中国的媒体也并未病入膏肓(抑或是回光返照呢?)——这个时代,肤浅而喧嚣,矫情而做作,我们也快会忘却纪念那些值得纪念的的。只是如鲁迅先生再撰写《为了忘却的纪念》之事,恐怕不多,恐怕不多之中也只是矫情者多真情者少吧?
然而对于逝者,这些是“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的,毕竟“死后是非谁管得”。有生时即享大名的,也有死后备极哀荣的。这都证明:逝者的意义在生者那里。具体意义何在呢?难说之极。
杨先生不朽,这是自然的一件事。
能为此世间留一大感动,留一大感思,大概亦可了吧?
斯人已乘黄鹤去,人世再无《我们仨》。请君细把红尘看,世上长开不落花。
(文:巴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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