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兄妹从小随着当兵的父亲从齐齐哈尔来到大连，再到西安，从西安到了兰州，后来又去了乌鲁木齐，一直在军营中生活。来夏官营之前，我在西安空军工程学院子弟学校（当时叫建设小学）读书。那期间正逢文化大革命初期，年龄大点的学生都出去造反了，我们这些红小兵就在学校操场玩泥巴。后来又赶上全国性的“深挖洞，广积粮”，我们也跟着挖起地道来，一边挖一边唱，兴高采烈，反正玩儿总比上课强。我对建设小学的同学印象不太深，只记得姜振邦、章敏、马占军、车壮之、刘忠诚等几位的名字，而目前仅和南京的郭同学和三门峡的刘同学有联系往来。车壮之同学的名字很奇怪，我一直纳闷为什么起这个名字，他弟弟叫车榜之。马占军是学校的魔王，想打谁就打谁，包括高年级学生。姜和章是班干部，我那时在班里顶多算个听话的学生，啥职务都没有。一次班干部们去长安县参观地主庄园去了，老师让我帮忙收过作业本，俺还乐得屁颠屁颠的，呵呵，那时到底年轻啊。我的最后一学期的班主任是胡桂玉老师，教语文，后来她也去了夏官营。
我们家搬往兰州的时间是在1970年的4月，那段时间好像军人调动挺频繁，班级时常就少了人，一问才知道随家长搬走了。车壮之、刘忠诚搬家时我都到西安火车站送行过，至今还记得刘忠诚回到了老家，山东历城县城关公社。我那时还写过一篇文章：为革命站好最后一班岗，登在学校的黑板报上，这也是俺最后一次为建设小学写黑板报。
在西安火车站候车时我有点傻眼，西安站分东行、西行两个候车室，送刘忠诚和车壮之同学走时都在东行候车室里候车。这次我们在西行候车室候车，两边差别太大了，西行候车室里的人都象讨饭的一样，穿着很破很破。想来那时就有了东西部的差别，当时一下子心情就不爽起来。
到夏官营，分在五年级宁老师的班，第一天就看到宁老师很凶很凶，训斥人还骂人。一个女教师骂人，令我的情绪糟糕到极点，放学回家就跟妈妈说，不想在兰州读书了，要回西安。父母使劲儿哄我，越哄越不行，最后父亲生气了，差点揍了俺。第二天，我干脆不去学校了，饭也不吃（当然要悄悄溜进厨房偷馒头），第三天依旧如此。后来爸爸妈妈开始商量送我回西安读书的事儿，甚至何时走，请谁送，在西安住谁家都想好了。俺看到自己胜利了，就放弃了“绝食”，大摇大摆的走进厨房找东西吃，结果被父亲看到了，以为我服软了，立即取消了回西安的计划。今天想来，或许父母当初根本就没有那个计划，就是设个诱饵让我回来吃饭。在大智大勇的较量中，孩子永远不是父母的对手，唉。
既然回不了西安了，也就泄气了。尽管心不痛快，也还得乖乖的上学去，而这一上就是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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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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