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出身不好，想要嫁人是很难的

唐代社会思想相对开放，女性得到的宽容似乎比其他时期更多一些，但是毕竟是处于封建时代，女性受到封建制度的压迫还是很多的。而这种压迫，在婚娶中显得尤为明显。

在唐代，娶妻被视为获取财富、巩固社会地位的一种手段。那么在婚嫁市场中，女性则处于被动的地位。下面，我从传统、时风、法律三个方面来分析一下唐代女子在婚嫁中的劣势。

1.传统。在唐代，一个男人，特别是读书人要结婚的话，有很大的讲究。首先要看门第，其次要看对方的经济条件（门第好的不愁没钱），最后才是两个年轻人之间其他个人条件的匹配，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门第。

当然，这不是凭空的一个现象，这可是个“好传统”。远的不说，魏晋六朝时期门阀士族曾经把持着社会上层：政治上，他们垄断了官场中的清要之职（所谓清要之职，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钱多事少离家近”）；经济上，他们世袭官爵、免除徭役、占有大量土地；文化上也有家传的经学、玄学等贵族文化圈。为了维持住他们这批少数人的特权，士族不与寒门通婚，久而久之，形成了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而到了唐代，门阀士族虽然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已经大大衰落，但是贵族观念在人们的思想领域还是有很强的根基。“传统”向来是这样——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旧士族势力依旧很强大，这些士族的结婚对象依旧不俗。

尽管武则天大力打击士族，但是我们需要理解：观念的转变不是一下就能扭转的。即便到了9102年，我们周围还多多少少有一些“重男轻女”的思想你就能明白有一些“传统”是多么固执。唐中宗时宰相薛元超曾经说过：“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文。”这里的五姓，就是山东士族崔、卢、郑、王、李五大姓。人们争着和这些士族联姻，特别是新科进士。

 新科进士中不管是士族出身还是寒门出身都想娶一个好的“门第”，原本是士族的肯定要门户相当；寒门士子好不容易迈出了一大步，肯定也会选择往上走，再者，他们一旦科举顺利，寒门女子也会望而却步。

举几个咱们比较熟悉的唐代诗人的婚嫁对象：王维夫人为博陵崔氏，杜甫夫人为弘农杨氏，韩愈夫人为范阳卢氏，杜牧夫人为河东裴氏（当然，这里王维是太原王氏，杜甫祖籍京兆杜氏，杜牧京兆杜氏）。很显然，与这样的大家族联姻，对于他们将来的仕途发展有很大的好处。白居易《朱陈村》诗中说：“世法贵名教，士人重冠婚”有相当多的现实基础，连传奇小说《枕中记》中的卢生做梦娶的就是清河崔氏小姐。

陈寅恪先生更是指出：“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也就是说呀，在唐代跻身上层的人如果不娶贵族女、不做清闲官恐怕是要招人嘲笑的。

正如唐人于濆的《越溪女》诗中所说：“妾家基业薄，空有如花面。嫁尽绿窗人，独自盘金线。”即便貌若天仙，贫民乃至普通女子女子想要明媒正娶嫁得显贵几乎是不可能的。

2.时风。婚娶重财，女子嫁人要有陪嫁。当然，这种风气自古就有，而到了唐代更甚。大概是唐代以来经济空前繁荣，民众随着也有点飘了。

重视聘财风气越来越严重，势必影响正常的婚嫁秩序，对人口的发展有不良影响。唐太宗就颁布了一道诏令：“广求聘财, 以多为贵, 论数之日, 同于市贾……自今以后, 明加告示 , 使识嫁娶之序，务合典礼。”（《戒励氏族婚姻诏》）实际上，这道诏书对于财婚现象的约束力非常小。《太平广记》中讲萧氏嫁女：“宝钮犊车五乘，奴婢人马三十疋。其他服玩，不可胜数。”虽说是小说，但是也可以反映出嫁女时妆奁等物资丰富的重要性。

这种风气甚至演变成“陪门财”。所谓“陪门财”，就是说啊，如果结婚双方门第不相称的话，门第较低的人家除了要出合乎礼法的礼金之外，还需要给对方另外的钱财来弥补门第上的差距.当时唐高宗发话了：“定天下嫁女受财之数，毋得受陪门财。”emmm，其效果和唐太宗的诏令差不多。

这些风气本是贵族圈里流行的，但是这种流行很容易就波及到了中下层。由此形成“贫女难嫁”的普遍现象，正如白居易《议婚》中说：“红楼富家女，金缕绣罗襦。见人不敛手，娇痴二八初。 母兄未开口，已嫁不须臾。绿窗贫家女，寂寞二十馀。 荆钗不直钱，衣上无真珠。几回人欲聘，临日又踟蹰。”

因为富人家的墙和柱子都是红色的所以用“红楼”指代富人家，而门前窗下长满杂草的穷人家则用“绿窗”指代。这几句诗说的是：富家女不用父母兄长操心早早就能嫁出去，而贫家女即便有貌又有才也是枉然。不过白居易在后面的几句诗中也抛出了另一层比较：“富家女易嫁，嫁早轻其夫。贫家女难嫁，嫁晚孝于姑。”在嫁人以后，富家女大概脾气不太好，而贫家女则会很好相处。以此引发人的思考：“闻君欲娶妇，娶妇意何如”，只不过，诗歌对于这种现象也只能是揭露而已。张碧的《贫女》诗：“岂是昧容华，岂不知机织。自是生寒门，良媒不相识。”与之类似。

应该说，“贫女难嫁”贯穿整个唐代，然而在诗歌中出现专门的“贫女诗”现象却是在中唐以后。初唐是唐王朝的青春期，士人们也多是昂扬向上的意气风发。特别是武则天以后完善了科举制，各阶层的士子都想趁着好政策去实现自己。因此，这时期的诗歌中多是昂扬的气势，李白式的“天子呼来不上船”的狂妄不是个体现象，初唐四杰也是“位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诗歌中充满少年式的壮志，除了李白和四杰，陈子昂、王维乃至杜甫早年的诗歌都有这样的气象。

而到了中唐以后，一方面社会矛盾四起，一方面诗坛上开始把笔触伸向现实生活，一些文士开始注意到“贫女难嫁”这样的社会现象。到了晚唐，士人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劣，用有才有貌的“贫女难嫁”来比喻“怀才不遇”更加成为文艺圈的主流。如秦韬玉《贫女》诗：“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益自伤。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尾联甚至演变成“为人作嫁”的成语被广泛使用。正如沈德潜说这首诗“语语为贫士写照”。

3.法律。在唐代社会，人分为四种：第一等是贵人（官吏，有特权），第二等是良人（农工商贾白丁，这类人是有独立的社会地位），第三等是贱人（杂户、官户、部曲、客女），最低等是奴隶（可以被自由买卖）。

唐代的婚姻法即《唐律疏议·户婚律》有规定：“杂户不得与良人为婚，违者，杖一百。客户娶良人女者，亦如之。良人娶官户女者,加二等……杂户配隶诸司，不与良人同类，止可当色相娶，不合与良人为婚。违律为婚，杖一百。谓客户亦隶诸司，不属州县，亦当色婚嫁，不得娶良人，违者亦杖一百。良人娶官户女者，加二等，合徒一年半。奴婢既同资财，即合由主处分，则将其女私嫁与人，须计婢赃，准盗罪论……知情娶者,与奴婢罪同。”

也就是说：“人各有耦，色类须同。良贱即殊，何宜配合。”如果不按照阶层婚娶，那么就是违法。有人在读到白居易的《琵琶行》时有这样的疑惑：“既然白居易都视琵琶女为知己了，怎么不把她娶回家呢？”白居易娶琵琶女，开什么玩笑？白居易当时被贬为江州司马，司马一职在唐代是协助当地的刺史办事，虽然更多的只是个虚名，也就是说，刺史相当于正市长，司马相当于副市长。虽然没有实权，但是也有很强的阶级属性啊，真要是娶了一个歌女，恐怕白居易又要被加一层罪。

当然，也不是说所有没有背景的女性出嫁都很困难，只是说普遍情况下走正常的婚娶程序是这样。元稹《代九九》诗就讲了一个女孩很轻松就出嫁了——“阿母怜金重，亲兄要马骑。 把将娇小女，嫁与冶游儿。”但是这里是以嫁女来满足“阿母怜金重，亲兄要马骑”，说得不好听点，这和卖女有什么区别呢？

虽然说，相比于其他封建时期，唐代对于女性的束缚相对少一些，但是女性的地位依然不容乐观。不可否认，唐诗中有些诗句反映了女性的欢乐与浪漫的时光，但也必须正视即便在唐代，女性终究是男性的附属物。唐代女性与历代女性一样，饱受种种磨难。反观当时的婚娶市场不得不让人感叹：出身不好，想要嫁人是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