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
生 平：（1876—1951）张寿春，字伯苓。天津人，现代职业教育家，私立南开系列学校创办者。西方戏剧以及奥运会的最早倡导者，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
师 承：张伯苓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后获得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曾受教于美国教育家、哲学家杜威，桑代克等人。
高 徒：曹禺、老舍、梅贻琦、周恩来、吴大猷、范文澜、熊十力……
核心理念：南开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教育实绩：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南渝中学（重庆南开中学），成为民国时期中国私立学校的典范。西南联合大学创办人之一。1951年2月23日，因病在天津谢世。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只有22岁的张伯苓开始在清朝学部左侍郎严修家里教书，讲授数学、理化和英语。英语教材是Scientific Readers，数学有几何、代数、三角，物理有力学、光学和电磁学。一百多年前，开私塾教数理化是新闻，就像今天开培训班教三字经一样。但教三字经还不是最让人气愤的，让全体学生下跪拜孔子乃至老师才是。
当时的张伯苓也做类似的出格行为。他和学生一起踢足球，一起玩玩惠斯特（桥牌的前身），带学生到城外骑自行车。他教照相术——摄人魂魄。他把一根长鸡毛掸子架在两张木椅之上，让学生跳过去，还不断往椅子脚上垫书本，让鸡毛掸子越来越高。他让学生撑膝弓背，学生轮流从同学背上跨过去，有伤大雅。但这还不算，他还“反对学生早婚”，在体育活动时师生都改穿短裤。
1875年7月6日，《纽约时报》有一篇来自北京的报道《令人恐怖的考试制度》，描述了孩子们扯大嗓门叫喊着背诵课文的情境，并批评“这种教育方式是填鸭式的”，“把人的知识来源限定在这些古代经典大师们的身上，是大清国教育制度最大的弊端”。
张伯苓倡导的新式教育以及师生关系，同样无法让老先生们接受。因张伯苓引入西方的话剧，并与学生同台出演，被人批评为败坏“士林传统”，有悖“师道尊严”，师生同台成何体统。来自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会的南开大学教授梁吉生在书中写道，这些人“散布流言蜚语，咒骂张伯苓‘数典忘祖’，蔑弃圣道，不得好死”。
胡适在论及这段历史时说：“这种师生间自由民主的共同教学和游戏，显露出年青的张老师是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南开中学时期的张伯苓喜欢清晨去学生的洗脸室，教农村来的学生使用牙刷和牙粉。
清末，西式教育东渐。1907年，张伯苓去日本考察西式教育回国以后，把塾馆改成私立中学，定名敬业学堂。力倡洋务的直隶总督袁世凯视察后很满意，一高兴捐银5000两，这就是南开中学的前身，也是张伯苓的成名之作。
虽然融资不容易，但张伯苓从来不吝啬于购买教学仪器。民国初年，美国哈佛大学校长伊利奥（Dr.Eliot）到南开参观，见中学有如此设施，深为赞叹，说：即使美国的中学，能有像南开这样的实验仪器者，也不多见。
南开中学之出名，除了西式教育之新颖，还因学校管理之严格。南开中学有不少富二代、官二代。富家弟子吸纸烟当时是时髦。每次假期回来的训育课，学校要检查手指的熏黄和口袋的烟味。一次一学生质问：“您叫我不抽烟，您干吗还抽烟呢？”张伯苓一时无语，把烟袋撅断说：“我不抽，你也别抽！”回到校长室把吕宋烟扔到痰盂，校工连呼可惜。张伯苓从此一生再没有吸烟。
南开中学时期的张伯苓喜欢清晨去学生的洗脸室，教农村来的学生使用牙刷和牙粉。他还常请学生到家里吃饭，周恩来回忆道：“我小时候，到张校长家总是给我贴饼子，熬鱼吃。”周在南开求学时家境不富裕，常在校外小摊吃一碗白水煮豆腐充饥。张伯苓得知后，免除了他的学费。后来周恩来领导五四运动被捕，出狱后张伯苓用“范孙奖学金”资助其赴欧留学。
张伯苓的性教育也胜过今天很多中学。他在修身班讲手淫的坏处，查禁黄色小说，严禁学生进妓院，还在妓馆多的街道派人巡查。无故夜宿校外，须详报行迹，甚至要到校医室验证。于是很多人放心把子弟送到南开中学——梁启超、冯玉祥、段祺瑞、袁世凯、黄兴、胡适、叶圣陶、张自忠、邹韬奋、陶行知……连东南亚的华侨也慕名而来。
张伯苓把他的南开系列开到大学那一年，正值五四运动，胡适和鲁迅同心协力打倒孔家店。南开大学的教育方针也一面倒。南开大学初期，张伯苓坚持全西式的办学方针。教师都是在美国留学的青年学者，“课程、教科书、实验、实验仪器，包括实验用的蚯蚓，都来自美国”。
模仿美国并没有让南开大学得到社会认可，被南开大学开除学籍的周恩来就向张伯苓提出过批评：只有国文一个先生讲的是中国话。这个矛盾终于在1924年爆发。商科学生宁恩承在学生会主办的《南大周刊》发文提出“轮回教育”，称南开的教育就是两个回路：从南开中学考到南开大学，大学毕业了回去教中学，或者到美国混几年回国教大学，教育严重脱离实际。梁吉生说：“有人冷眼相观：张伯苓办中学还可以，办大学行吗？”
文章一出，学生们都很赞成，留美教师们不高兴了，指责文章污辱师长。教员们召开临时会议，以辞职威胁。“双方各走极端，学生们仍按时上课，秩序井然。惟无教员到班教授。于各种罢课中，此类罢课办法，尚属创闻。”双方矛盾激化，张伯苓只好避到北京去。事后他说：“两个小孩打架，摔倒了，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各自回家吃饭。”
这个事件让张伯苓重新思考中国教育之方法，并发展出南开大学赖以成名的实业兴学路线。梁吉生认为张伯苓用其一生回答了中国教育面临的时代课题：“如何回应西方教育的挑战，如何摆脱传统教育因袭，自觉适应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也就是如何西为中用，用西式教育办中国事。
耶鲁博士、经济学系主任何廉强调统计的重要性，张伯苓问他：“你用这些数字干什么？”何廉说：“我的统计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用科学方法复兴中国。”张伯苓说：“你的方法常使像我这样的人用显微镜找大象。”1927年，何廉创办南开经济研究所，开始对华北地区的经济活动进行统计。发布“南开指数”，包括“华北批发物价指数”、“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天津对外汇率指数”，享誉海内外。梁吉生说：“旧中国没有统计局，经济信息来源在哪？就是南开的物价指数。外国人研究中国近代的经济，都要从南开拿资料。”
与国立大学不一样，私立大学必须找到自己的社会价值点，才能招来学生。1928年，张伯苓提出《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提出“土货化”方针，力图使大学从象牙塔走出来。当时开设了不少实用课程：讲演术、办公室管理、售货学及广告学等。南开大学与当时的实业结合紧密。梁吉生说：“化工是当时天津重要的工业支柱，30年代初南开大学就成立了应用化学系，研究成果无偿地提供给这些厂家。远到云南的厂家都来南开求助。张伯苓是最早探索大学教育本土化的人。”
甚至，一些与服务社会无关之学科也离开了南开大学。有一次，人类学家李济想在全国做头部测量，张伯苓问：“人类学的好处是什么？”李济冷冷地回答：“人类学什么好处都没有！”第二年，李济离开了南开。
给工商业培养人才的实业兴学可能是一所私立大学能走的最实际的路线。但这“唯利是从”让张伯苓的“实业兴学”受到非议，何廉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不欣赏自由教育，事实上在南开大学的课程表中看不出自由教育来，他的定向是鼓励职业的、实际的和技术性的学习。”
凭借这种实业兴学的路线，20年代后期，南开大学声名鹊起。梁吉生说：“抗战前，南开以管理严格和有出路著称，旧中国大学毕业就是失业，虽然那时大学生很少，但需求量也很少，南开从来没有失业一说，有些学生没有毕业就被人订货了。”有趣的是，今天的南开大学却给人“不问窗外事，只读学院书”的书呆子气氛。
张伯苓一生中被叫得最多的称谓是“张校长”，他是五所南开学校的校长——从小学到大学，现代称之为连锁教育集团。
张伯苓一生中被叫得最多的称谓是“张校长”，他是五所南开学校的校长——从小学到大学，现代称为连锁教育集团。刚开始当教师的张伯苓没有得到耶鲁大学甚至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也不是前清进士、举人乃至秀才。张父以教私塾为生，无钱供其攻读科举，他只好报考不用缴纳学费的北洋水师学堂，就像今天的穷孩子读师范大学一样。
毕业以后，张伯苓成为大清国北洋海军的一名见习军官。但年轻的张伯苓有官不当，决定转业当教师。即使百年后的今天，家人也不会同意辞去军职搞培训，但张妻很识大体，“只要你喜欢干教育工作，再穷我也不怕”。
有一首“天津小调”这样奚落老夫子们：“最可悲是教书匠……不够吃饭只可吃糠，半饥半饱度时光。家有半斗粮，不做孩子王。”张伯苓说：“教书不能发财，办教育也就不能发财。”这样的话换新东方集团的俞敏洪大概不会同意，但当时的确如此。张伯苓为了维持南开学校，成为当时有名的“化缘和尚”。化缘对象主要是当时的军政要员。有学生说：“我们不要官僚军阀、土豪劣绅的臭钱！”张伯苓对：“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
早期南开大学私立，资金来自校董事会及学费。梁吉生说20年代的南开大学的学费非常高：“一学年90块大洋，连其他费用一年下来要120块大洋，相当于中等收入家庭四五年的收入，一般人上不起。北京大学一年也就30多块大洋。”
私立学校比公立学校贵，百年来倒是没有太大变化。但坚持招生的独立性，这点没有传承下来。有一次甘肃禁烟总局王某人的儿子要入读南开，以貂皮、鹿角作为见面礼物。张伯苓只让他参加考试，并退回礼物：“既承厚意，理应敬谨拜受。不过收受后再将令郎考取，虽无清弊，在他学生闻知，恐即不免猜疑，实属多有不便。”有些无法拒绝的人情，张伯苓就顺水推舟，以双倍学费收为“试读生”，试读一学期或一学年，不及格就得走人。
如果张伯苓以卖文凭来赚钱，那几年后的西南联大可能只有两家，而天津也只会多了一所野鸡大学。1934年，张伯苓致南京政府教育部《天津私立南开大学申请补助书》中说：“高等教育，重质不重量。属校创立之始，即限定学生人数，15年来，无论经费困难若何，亦不肯以多招学生、多设大班为解决困难之方法。”南开虽为私立学校，但账目完全公开，放在图书馆里任人查看。张伯苓曾说，谁要是查当月账目，他可以五分钟之内告之。
张伯苓的人生有如周星驰的励志电影，讲述一个穷孩子不畏艰辛而后成为老板，最终官至一品的故事。张伯苓成名以后，在《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中讲述自己在通济轮亲历威海卫被英人强租之事，他当时“悲愤填胸，深受刺激！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及苓将终身从事教育之救国志愿，即肇始于此时”。
作为学校，南开二字延续到今天，但作为张伯苓的学校，一所私立学校，南开毁于日本。坊间流传，日军摧毁南开，因为“南开”二字暗喻“面南而开”，是为帝王之业。正确答案是南边那片开洼之地。1937年，日军把南开大学夷为平地之前还开了记者招待会。那时张伯苓应邀出席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的“国是谈话会”。时值暑假，负责留守学校的教务长拿着所有房间的钥匙，南下找到张伯苓说：所有的钥匙都在这，但是我们的学校没了。
这一炸，南开的校舍连同多年的教育精神毁于一旦。抗战胜利后，张伯苓再也无法筹款重建南开大学。1946年，南开大学被教育部收归国有，南开大学慢慢失去了生命力。1948年夏，张伯苓出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不久辞去。有人评价他“官极一品却毫无宦场官气”，其实张伯苓之前就拒绝过两个一品官：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长和张学良的天津市长。后来，张伯苓还拒绝了跟蒋介石到台湾。
1949年以后，私立南开系列学校也都收归国有。张伯苓直到1950年9月才回津，第二天就去了南开中学。没有受到欢迎。教务处职员带他到会客室待了一会，“就来一个人员说要开会，把他轰了出去。他到南开女中去，没几分钟学生就起哄‘张伯苓！张伯苓！’”半个世纪后，研究张伯苓数十年的梁吉生在南开大学的教师公寓里讲述这段历史，情绪激动：“张伯苓说：‘我是被新中国抛弃的’。南开是他建的，几乎是他的私人产业。你可知道，1947年，他从国外回到天津时，整个城市夹道欢迎呀。几千人到了天津东站，基督青年会几乎决定整个城市的钟都要鸣响。”
1950年10月17日，南开校庆。张伯苓早早起来准备前去南开中学。儿子说：外面正下着雨，路不好走，您别去中学了。张伯苓一愣，儿子只好直说：学校来人了，不欢迎你去。张伯苓顿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颓然坐在椅子上。四个月后，张伯苓与世长辞。家人从他衣兜里发现7元多钱和两张旧戏票。张伯苓遗愿埋葬在南开大学校园内，但有人以南大是人民的不是张伯苓的加以拒绝。梁吉生叹息道：周总理要多说一句话也不至于这样。
教育思想
张伯苓的美育和美育心理思想。主要表现
张伯苓书法
在他的戏剧教育、音乐教育和环境教育方面。
戏剧教育
文学艺术是美育的重要手段，戏剧又是文学艺术中的重要形式之一。戏剧是综合艺术，借助演员的形体、动作、表情、舞台背景，音乐伴奏等直接面对观众，属直观性艺术，能引起观众集中注意欣赏、感受和体验表演情节，从而促成观众心灵感应、震动、净化和升华，因此戏剧美育功能显著，美育心理效应最深刻。看演焦裕禄、孔繁森的戏剧或由戏剧构成的电影的效果，比抽象地上几堂政治课的效果还好。
张伯苓早在光绪三十五年（1909年）就提倡新剧“目的在练习演讲，改良社会”。民国五年（1916年）他在《舞台、学校和世界》一文中说：“世界者，舞台之大者也。其间之君子、小人、与夫庸愚、英杰，即其剧中之角色也。欲为其优者、良者，须有预备。学校者其预备场也。”这也是他重视戏剧教育的观点。张伯苓说：“从戏剧里面可以得到做人的经验。会演戏的人将来在社会上必能做事，戏剧中有小丑、小生、老生等，如果在戏剧中能扮演什么像什么，将来在社会上也必能应付各种环境。”他说的这些话是已得到了事实的验证。张伯苓提倡戏剧，是以戏剧为教育手段。对剧本的编选，非常严格。在他的提倡影响和扶持下，四十多年来，在天津、昆明和重庆各个时期的南开话剧理论、史话、纪事、演出剧目（近200个），创作及改译的剧目（近100个）剧评等。
音乐教育
南开的音乐、美术教育虽然没有体育和戏剧教育那么突出，但比同时代的普通中学和普通高校更为重视，成绩也较显著。这与张伯苓重视美育有密切有关。张伯苓是提倡戏剧美育的先驱。戏剧是综合艺术，戏剧的演出也离不开音乐、美术多方面的配合。
张伯苓重视音乐教育，也有其家教的根源。他父亲张久庵先生在晚清放弃科举仕途，着迷于弹拉吹打的乐器，尤其擅长琵琶，天津人誉为“琵琶张”。久庵公对音乐的执着笃学精神，耳濡目染，对张伯苓由爱好、欣赏音乐到实施音乐教育有重大影响。这表现在天津南开中学、大学和重庆南开中学的音乐教学和课外音乐活动方面。
张伯苓很重视音乐教师的遴选。如徐剑生、陈子诚、阮北英、李抱忱等音乐教师，都是当代有名的音乐教师。张伯苓重视音乐教育也是源远流长的，并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环境教育
南开中学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整洁、美观，秩序井然，产生肃然起敬之感。在旧中国普遍存在着脏、乱、差的环境里，南开学校算得上幽美的教育园地了。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诗人柳亚子初到南开大学赋诗赞美：汽车飞驶抵南开，水影林光互抱环。此是桃源仙境界，已同浊世隔尘埃。
张伯苓深悟此理，在南开大、中、小学都重视环境美的教育，而且把爱国主义教育寓于美育之中，这位教育家的苦心孤诣，感人肺腑。张伯苓深知学校建筑除使用功能外，其心理功能也是不能忽视的，这就是建筑的第二属性，是交化属性，即美育心理功能。在大学校长中，亲自领导，参与设计，甚至亲自拉线测查建筑面积的，张伯苓可算得前无古人了。张伯苓创建南开大学初期，经费十分困难，但他不主张因陋就简，他注重建筑为教学服务的基本功能，同时也非常重视建筑艺术的美育功能。他没有发表过建筑艺术心理的文章，但他一生在领导学校建筑的实践中证明他有建筑术和美化校园的美育心理思想。
张伯苓也非常重视校园美的整体性，即建筑物的艺术性与周围人工改造的自然美相结合。有的设施还渗透着爱国主义教育思想，体现了寓德育于美育的原则。张伯苓重视学校建筑美和校园环境美的措施，是为了影响学生的心灵美。他认识到，创造美的学校环境，进行美育是行之有效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高尔基说：“照天性来说，人都是艺术家，他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希望把美带到他们的生活中去。”的确，赏心悦目、整洁卫生的环境，能使人心情舒畅、心旷神恰，促使人乐观奋进。反之，杂乱、肮脏、丑恶环境，会使人心烦意乱、精神萎靡，导致言行失常。环境美能影响心灵美，心灵美的人才创造环境美、维护环境美。张伯苓提倡的“镜箴自鉴”和“考美”也是一种美育措施。所谓镜箴就是在教学大楼和办公楼面对正门，竖一大镜，镜框镌有箴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要求师生，对镜自鉴，实际是对自己容貌美、心灵美、言行美的要求。启发自觉遵守纪律，自我完善自己的心理品质。所谓“考美”。是对学生宿舍和教室整洁美观的考核。南开教育重视全校的美化。对学生宿舍、教室的整洁卫生、美观尤为重视。
张伯苓讲过：紫白是代表南开的校色。“紫”是象征“高尚”的颜色，他还风趣地说：“满朝朱紫冠，尽是读书人。”“白”是象征“纯洁、廉洁”的颜色。心理学家的研究，证明生活环境中的颜色，对人的情绪是有影响的，以紫白的颜色象征性地要求学生应具有高尚的情操、廉洁奉公的品德，此中也有美育的心理作用。[4]
张伯苓是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最早倡导者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最早传播人，是著名的奥林匹克教育家。民国十七年（1928年），张伯苓任名誉会长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派代表出席观摩了第9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战胜利，他组织召开体育协进会会议，申办第15届奥运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申奥活动。他对奥林匹克运动有六大贡献，堪称六个第一。[12]
重视体育
对学生的体育锻炼，张伯苓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当晚清的知识分子还是一袭长袍马褂、一步三摇时，张伯苓就要求严馆的学生进行跳高、跳远、踢球、赛跑等各项体育锻炼。那时没有体育设施，他就在院子里放两张木椅，上面架一个鸡毛掸子的长竹杆，作为跳高的横杆，让学生把长辫子盘在头上，撩起长袍的衣襟，学跳高。这在当时却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罕见之举。
南开学校创办后，他更强调：“南开学生的体质，决不能象现在一般人那样虚弱，要健壮起来”。于是体育教育便在南开风风火火地开展起来，各年级每周都有二个小时以上的体育课。张伯苓还言传身教，经常与学生一起踢足球，不时亲自带领学生参加比赛。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以南开队主力队员和北宁队组成的中北足球队，在参加“爱罗鼎杯”比赛中，连续挫败在天津的英国队、俄国队和世界队等，获得冠军，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战胜洋人而夺标的足球队。
化缘和尚
张伯苓出于复兴中华爱国心在天津创办了南开大学、南开中学、第二南开女中，又在重庆创办了南开中学。他白手起家创办这4所学校，其经费是从社会上一点点募捐而来，由此他得了个绰号：“化缘和尚”，用“私立民有”的教育实践，矗起教育家丰碑，社会各界感念张伯苓办教育的赤诚，纷纷慷慨相助，使得张伯苓募集了数百万资金，他自己分毫不沾，捐款一一登记建账，账目完全公开化。张伯苓退休后，与仅有的一份工资也“拜拜”了，晚年完全靠3个儿子赡养。去世时房无一间，地无一亩，亦无存款，口袋中仅有6元7角钱。[4]
“余致力于教育事业垂五十年。凡余所致力之科学教育、健康教育、爱国教育而力有未逮者，今在人民政府之下，一一见诸实施。”“余所尝效力之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重庆南开中学，众将在人民政府之下日益发达。”“今日之人民政府为中国前所未有之廉洁的政府。其发展生产，友好苏联之政策，实为高瞻远瞩之政策。凡我同学，宜竭尽所能，合群团结，拥护 人民政府，以建设富强康乐之新中国。无限光明远景，余将含笑九泉以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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