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错》

最近在看苏东坡传，里面有部分内容是关于苏东坡与王荆公的对手戏。

我呢支持这样的说法：王安石以一己之力，从根本上腐蚀了北宋政治生态环境，让一群小人集体上位，从而不可避免的导致“靖康之难”。

当然，也没有人排除北宋命数是否已尽也未可知！

话到此处，就必须提到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王安石变法”

由于是从宋神宗熙宁二年开始，历经16年的时间，直至神宗驾崩而止，所以又称“熙宁变法”。

这次变法的初衷和历史上其它几次有名的变法大抵相同，都是为了富国强兵，注意是“富国强兵”而非改善民生（如果把“改革开放”也算作狭义的历史范畴，无疑它是最成功的，因为是首次强调民生大于强兵）。

所以就历史意义来说，它们都在各个时期推动中华民族的大融合（战争虽然很残酷，但是似乎历史这驾马车特别喜欢用战争这个手段来更替，屡试不爽），而基本忽略人文道德素质的发展和变革（比如科举制一用就是上千年）。

而最近鄙人在看多部苏东坡传的时候隐约感觉到“王安石变法”所带去的破坏性一面。

从初衷上说，王安石并无私利夹杂，相反他确实在为积贫积弱（隐忍？）几十年的北宋深深的担忧着，结合刚刚上位掌权的神宗皇帝属于一拍即合的CP，但是在随后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两大短板：

一方面，神宗皇帝并不能想汉武大帝那样杀伐果断，亦缺少雄才大略；

另一方面，王安石为了变法速成，他既展现了自己刚愎自用的缺点，同时又扶持一大批追求名利的小人集团。

就这些来说，都拜神宗皇帝优柔寡断有关，因为汉武帝从来都是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吩咐给对应的人执行就是，别的统统不要问为什么。比如他和汲黯关于人才的对话就足以证明其法家的霸道和对大局的把控能力，这些恰恰都是神宗皇帝不具备的。而当他不具备这些能力的时候就会严重依赖王安石的用人标准和选择。

所以，王安石刚愎自用而犯下欺君之罪；而神宗皇帝偏听偏信，实施新法又操之过急，亦是误国误民。

但荆公的那句为东坡的“岂有圣世而杀才士呼？”也证明自己并不是落井下石之小人。

他错就错在没有遇到汉武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