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一直在加速,季节越发敷衍,春天尚未抵达就已逃之夭夭,天空忽然有了夏天的味道,高温使万物飞快崩解,白的槐花,紫的桐花,一朵朵落在地上,又被行人踩烂脚下。
站在坡道上最末的花荫下,我发觉自己老了,不是身体机能的衰老,是失去了锐气和勇气的老暮,那些强大的积极的向上的力量,我已经永远地失去了。
我开始通过文字搭建的幻境寻找那些尚且勇锐的青春时代,但意外地发现我终究是高估了自己。在这个几乎没有情节的故事里,我自顾自生长,以至于到了最后,我如愿以偿成为青春的边角料,无法被做成任何形状。
那时我寄居县城读书,那些日子过分平坦,我时常听不见自己的心跳,那种生活委实轻松,我总是忘记自己的呼吸。
早起告别干瘦的花椒树,门外石缝里随风招摇的细草,一切都是例行公事,破旧的永久牌自行车,机械运动,颠簸的两公里,校门外冒着热气的卷饼手抓饼流动小摊,兼售八宝粥,灰蒙蒙的道边树,混乱的绿化带,纸巾吸管烟头塑料袋一次性筷子。再前进二百米,有收了20块月费的阿姨集中看管自行车,所以不用锁,接着步行八百步,进入教室,端起课本。爱听不听,几节课上完,仍骑车回去,路上从常去的几家饭店里挑一间吃过午饭,赶回独居的十平米出租屋,躺回床上,拣一本小说看,有时会睡着,有时能一直看到下午两点闹钟响起。晚饭在学校食堂解决,一口气上到晚上九点,回家收拾收拾,仍躺下看书,直到睡着。
休息日我无处可去消遣,视当时心情决定是否出去转悠,即使买一瓶水,我也能绕到五个街区外,有时候我喜欢往人多的地儿走,有时候相反,虽说“喜欢”,却没有情绪波动,只是一个统计意义上在某个时刻有更大概率做出的选择。
晚上我总要出去走一走,路边店铺十有七八已经熄灯打烊,高大的梧桐树遮掩着焦黄的路灯灯光,在人行道上反射粼粼波光的是街边人家倾倒的废水,脚下深深浅浅的方地砖也因而变得日益危险,时有冒冒失失的路人踩到地砖的空角,被迸出的泥水溅到满身,这于我却是一种乐趣,我总是踩着地砖的中心快速前进,如同跳格子游戏,至今未尝败绩。我不会走很远,也走不了很远,有时去附近的下流书店看看盗版畅销书,大多时候是走到不想走了,兴尽而返。
偶尔心脏会一下一下跳起来,像头陷在枕头里,心跳就在那些化工纤维上摩擦,窸窣作响。
我照常趁着夜色外出闲逛,街边楼不高,但街道狭窄,月光透不进来,路灯能力有限,又少,路上一段黑一段黄,以50迈开车驶过这条道大概会有别致的感受,但步行者十有八九是提心吊胆的,自行车和电瓶车也竭尽所能滚得飞快,生怕从黑暗中飞出一根钢管,半截儿砖头,甚至断胳膊断腿儿。
我不害怕那些,我经常能从街边小胡同口的幽深夜色中听来拳脚口舌声,金属撞击声,要么是老子教训儿子,要么是一群争着当老子的小青年抄着家伙互相教训。我爸在千里之外赚钱养家糊口,我又没兴趣让别人喊我爸爸,所以我不怕。
但那天晚上我听到不一样的声音,一个弱声弱气的年轻人,一边吃痛一边求饶,我停下脚步,那声音大起来,如同萤火虫在黑暗中拼命闪烁。我想这里增加了个新节目,欠钱的理所当然变成儿子,不仅要跪下求情,还要接受拳脚棍棒的亲情提醒。我从不欠任何人的钱,我迈着平常的步子继续走下去。
几天后,我照常骑车回家午休,路经一座桥,桥下是一条河,那条河永远无法让人提起刻意的兴趣去望它一眼,但这天有很多人停在那座平淡无奇的桥上,俯身望那条河。太阳很大,如在头顶三尺,看客们胯下的电瓶车和胯散播着高温引发的焦虑情绪,光线沉甸甸地压在身上,我看也没看,匀速离开。
消息终于要传播到尽人皆知的地步时,我才知道,同校的一个高二男学生被人打死,趁夜扔进河里了,家人四处寻觅无果,忽然不知从何得知,尸体才叫警察从桥下河里捞了起来,身上用塑料绳捆了石头,肿胀如吹猪,绳子狠狠杀进皮肉里。
我脑子里幻画的尸体图景还没消散,又传来后续消息,说是因为迟迟没能抓到凶手,这家大人到法院状告县公安局,即使我也知道胜诉几率稀微,平素嬉皮笑脸的班主任神情凝重地在课堂上警告我们:不要单独行动,不要在晚上出门,在街上走要格外提防一辆红色昌河面包车。
传闻中这家大人恶狠狠地向法院宣布,如果败诉,他们就要让其他家庭也体会到失去孩子的痛苦。他们要开着那辆红色小昌河,在大街上狩猎中学生们青春得意的鲜活生命。
那条河是大跃进时代的产物,早已失去了灌溉农田的功用,河水泛着绿沫,载着沉重的垃圾和城市排污缓缓流动,悄无声息。只有在万籁俱寂的夜晚,那条河才会发出声响,那声音痛苦,无力,喧闹,仿佛昆虫陷入预设的蛛网,仿佛人一脚踩进宿命的流沙。
那条河已久惯于为黑暗掩盖罪证,它的偶像也许正是上海滩里的黄浦江。白天,金乌的火光遍洒大地,把小城烧得通红,只有那沉默的河流潜藏着岁月积淀下厚厚的淤泥,把同样沉默的人和往事一并封藏在幽深的黑暗之中。那样的事情太多,被打捞起的终究是少数。
我已久经恐怖磨练了。四五岁上的一个夏夜,农家收获麦子往往要忙碌到深夜,我独自在家里屋熟睡,有个陌生男人不知怎么打开了我家大门,但他进到屋里,只是找了张板凳坐下,看起了电视。事后证明那是个四处流浪的疯子,没人知道他在我们家呆了多久,也没人知道如果我突然从睡梦中发出声响,那疯子会不会做出什么危险的事情。
小学时候,住在临近村庄的一个连环杀人犯落网,数年间他哄骗了二十多个男青年回家,伺机杀掉,多半埋在自家院子里,有时候还会故意把胳膊腿儿甚至人头丢到路上,丢到县公安局门口,模仿好莱坞犯罪片恐吓世人,嘲弄警察。
后来,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状如幽魂的云朵大睁着猩红的血眼在低抑的天幕上巡逻,红砖砌成的教室停电,燃起了昏暗的蜡烛,老师给我们讲起了那一段凶暴的故事。我一开始怕的要命,但我安慰自己,那于我无关。
我的生活经历都有迹可循,就像泥泞中的的车辙,大雪后的脚印,我沿着大多数人安全行过的路小心翼翼地行走,避免与任何人,任何事产生关联。
在寄读的县城,我独自生活。我时常想起那些深埋地下的尸体,被地下世界的食腐者一小口一小口,啃成白生生的骨头,进一步吸干骨髓;想起那些被水涨大的尸体,终于暴露于阳光下,却不堪地球沉重的引力,呯然炸裂,溅开一层层眨着密密麻麻绿眼睛的臭水。
我终于捱过那些日子,来到一座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城市,读一所还算不错的大学,但我早已开心不起来了。在我漫长的青春岁月里,我什么都没能得到,我唯一做到的是保全了自己。
但我开始痛恨自己。那些被我抛在脑后,受尽痛苦折磨的冤屈亡魂,那个在深夜河畔凉亭外呼救的女人,那个清晨趴在路上等死的环卫老人,还有那个没能如看客所愿,在阳光下炸成碎片的年轻人。但它确实炸开了,在我的脑子里,在我的身体里,那么响,那么肮脏,还有那么多眼睛在逼视我。
我从来没有那种勇锐,从来没有那些强大的积极的向上的力量,我胆小如龟,一整个青春,我都缩在壳里,无暇它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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