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洞百出的《智取生辰纲》(二)

作者: 张守权 | 来源:发表于2018-03-29 21:25 被阅读181次

    漏洞百出的《智取生辰纲》(二)

    文/张守权

    二、刮地三尺10万贯,实乃重贿

            我们再看梁中书拿什么孝敬他的岳父老大人蔡京的?是价值十万贯的生辰纲。在今天看来,如果单位是人民币,十万并非一个普通人遥不可及的天文数据。十万能干什么?可以买辆普通款的低档私家车,但却无法完成中等以上城市百平米以下房屋的首付,也不够一个普通本科生四年的费用。然而,梁中书这个十万单位却是贯,价值十万贯的金银珠宝。 

            十万贯在北宋末年是个怎样的概念呢?

            众所周知,古时一贯钱为一千文钱,一贯钱在北宋时期大约折合一两银子,按古今米价对比,大约相当于今天三百元人民币以上,只高不低。这个数据是近年来许多业内人士比较认可的,此处恕不赘言。例如小说第十回,在高俅指使下谋害林冲的陆谦在李小二店里招待管营和差拨时曾拿出一两银子,点了三四瓶好酒,菜随便上。同样第四十四回戴宗、杨林与石秀吃饭时杨林也是扔出一两银子让店家随便上酒菜。在今天的一家普通小饭馆,三个人拿300元块钱的确可以随便点菜了。十万贯可以折合成今天的人民币三千万,老丈人过寿女婿孝敬三千万这可是重礼更是重贿了。

         

            小说允许虚构,通过巨额款项的搜刮揭露封建官吏贪得无厌、鱼肉百姓的残暴本性,从而激化阶级矛盾,由此有理有据的证明“官逼民反”的必然性、合理性。但是,十万贯这个天文数据,着实有些太离谱了。梁中书果真能在大名府一地搜刮如此巨款,一方面说明其敲骨剥髓的本事已登峰造极,另一方面则说明目前多数人所认可的流行观点——北宋太富有了,超过今天千百倍。

    三、设计押运的重大失误

            十万贯的生辰纲是百万大名府黎民百姓的心血,简直是每个平民百姓的卖身钱。因此,押运一事,事关重大。按今天的习惯,一个普通银行及储蓄所现金的周转尚且有专门配有荷枪实弹警力的押运。而梁中书这十万贯押运的方案及押运人员的选定实在草率,很多地方安排得令人费解,感觉梁中书虑事不周,没有头脑。

            第一,工具问题:为什么押送金银担只靠人挑而不用车马?

            《水浒传》一书中,北宋末年似乎交通工具不甚发达,即使有钱户卢俊义及九纹龙史进出远门,也没有借助任何交通工具,而是架步量。黄泥岗中,智取生辰纲的吴用等七人扮作枣贩子,推着七辆江州车(古代的一种独轮车)。一些普通的枣贩子尚能买得起江州车做小本生意,而堂堂的大名府对于十万贯金银担的押运却无比寒酸。他们没有动用一辆公车,哪怕是低档的江州车。也没有动用一匹马、一头牛。我真的不理解梁大人是怎样的思路。为了防止沿途贼寇的抢劫,保密、低调固然可取,但也不至于将这十一担贵重且沉重的生辰纲交由十一个厢禁军肩挑送至四百余里外的东京。殊不知如果换作车马,一来可以节省人力和时间,二来车马速度较快可以冲乱沿途劫贼的阻挡,其安全性较人力强之百倍。即使是人挑,也应再增加一些人力沿途换挑,再增些战斗力强的将士押送,这样既可减轻这些厢禁军挑夫的许多疲劳,也可提高此行的安全性。身为地级市的一把手,有方便公车弃而不用,这一点足以证明梁中书是个大大的清官。

            第二,人员问题:杨志岂可委以重任?

            且不说十万贯是个天文数字,在大名府百万民众中征集而来,这其中凝结了多少工作人员背后的劳动?有多少人每天都得必须去深入百姓做一些磨破嘴跑断腿的说服工作?有多少工作人员背后遭到老百姓的不理解和谩骂?十万贯的重金,按我们的常规思维,一定要选择工作态度上能恪尽职守工作能力上则精明强干的人来承担,而在那个强贼出没的时代,更需要有一个有万夫不当之勇武功的人来担此重任。杨志都符合上述条件,以囚犯身份刚进大名府不久的杨志很快便得到梁中书的高度信任和提拔,并且让他押运生辰纲。而我始终觉得杨志虽然符合人选条件,但他绝不是什么最佳人选,初来乍到,绝不可委以重任。其一,杨志曾失过花石纲且失后畏罪潜逃,可见其并不十分保险且缺乏担当精神;其二,杨志曾被蔡京弃用,身为女婿的梁中书居然重用岳父大人弃用之人,让蔡京将来在东京见到押送金银担的杨志该是如何尴尬?颜面何以挽回?其三,杨志对梁中书的忠实其实仍在考验期,见财起意乃人之天性,一旦杨志真的勾结贼人将生辰纲抢走,梁中书辛辛苦苦的搜刮岂不瞬间打了水漂?以上这一切,老谋深算的梁中书应该考虑到。在失去生辰纲后,老督管及两个虞侯等人众口一词的将责任推到杨志身上,而梁中书竟信以为真,可见,他对杨志还是存有疑虑的。

            梁中书可以派他的老部下索超、关胜及闻达等人,即使要杨志负责押运,也应派这些干将同去,一来可相互监督,二来可相互照应。

            第三,路线问题:岂可轻易泄露?

            十万贯的生辰纲,如此巨额重金的押送,时间,路线应当绝密,且只能少数负责人知道,绝不能轻易泄露。在信息传递工具不是十分发达的北宋末年,晁盖、刘唐、公孙胜等人居然从森严的大名府衙门得知押送的细节,尤其是准确的押送路线,简直有着克格勃一样的本事。而杨志明知道黄泥岗凶险,却为什么还要取道那里?的确令人费解。

            另外,在黄泥岗的密林中,晁盖等人是以自称是来自濠州的枣贩子骗过杨志。濠州即今天的安徽亳州,而晁盖等人为山东人。濠州话与山东话区别还是很明显的,有着丰富的江湖经验的杨志如何听不出来,应该马上很容易将其识破。

            总而言之,施耐庵有关《智取生辰纲》一段漏洞百出,为了让情节按自己设计的套路发展,为了让生辰纲被顺利劫走,写得很是僵硬,写得很不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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