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惆怅

          远去的惆怅

                林伟光                 

      疫情期间宅家，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书店了。那天，终于想到过去看看，能购一本书更好，而不能呢，也嗅嗅书香。我去的书店，是平时常去逛的一家民营书店，有两层楼，规模还算得大。

      如今，我所在城市的实体书店，除了新华书店，民营的还坚持着的，已经历历可数了。这一家算是坚持得久的。可是，那天当我到时却见到了不愿意见到的一幕，他们正在做结业前的清算。熟悉的书店经理破例让我进去挑书。但我的心情沉重，故匆匆浏览后即逃了出来。临出店时，他还对我说，不挑几本？以后就没有了。我摇着头，似乎已经没有悲怆了，只是无语。民营书店之日薄西山，境况一日不如一日，已是趋势，却没想到疫情竟然成了压垮它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居住的这个城市，是开放得较早的城市，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开放的气氛浓郁，读书的氛围也很浓，催生了众多的民营大小书店。城市的大街小巷，把住宅的墙拆下，就是一个小店，许多的小书店，都是如此的；还有一家是开在一个喧嚣的市场里面的，成了很另类的存在，却也并不显得奇怪。而除了这些民营书店，还有不少书摊，就更简陋了，在某个角落，地上铺上一袭彩色的塑料布，书就摆放在上面。那时的城市不大，我骑个单车，就可以逛遍。确实买到了不少好书，滋润着我渴学的心田，让我获得很多意想不到的快乐。

      现在的青年人，当然想象不出我们那时渴书的情景，可以说是饥不择食啊。举个例子，八十年代前后，包食物的都是用书报纸，通常的店铺是都放一本书，谁来买什么东西，他就随手撕一页来包。而这包食物的书页，那时就成了我的读物。我想，这大概不是我个人的记忆，或者会引发更多人们的共鸣。

      而八十、九十年代，正是一个充满理想和浪漫的时期，不说北京等大城市，就连我所居的这个僻远小城，也处处漾动朝气，开放的风气，带动着城市脉搏，大家都拼命学习，遍地开花的民营书店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

      民营书店所卖的书，你还别说，可都是代表当时最前沿读书方向的书，跟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几乎同步。比如，当时一本《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书，推出不久，我就在这儿的民营书店买到。由此书带来的陈寅恪热，这里同样出现。我就第一时间买到了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同时买到的还有钱锺书的《管锥编》；而八十年代后期，我还买到了岳麓书店出版的周作人著作单行本。那时，周作人的书，几乎绝迹，出他的书是一个很大胆的行为，要冒很大的风险的，是要有胆识和勇气的。据说，是当时管宣传出版的胡乔木亲自拍板出的，而主持其事的却是著名出版家钟叔河先生。这位钟叔河，必须为他说几句话，他是当代出版界中有独立思想的出版家，深得钱锺书和张中行的赞许，在出版、读书界名气很大。这是闲话，赶紧打住。

      不过，能够在我们这个商埠的城市买到如此高品位的好书，现在的人们是很难想象的，这充分说明起码在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我们这儿读书的品位是相当高的，跟最前沿的大城市，并没有任何隔膜。不要看这座城市是日近长安远，其实，它是个开放的地方。在五四时期，它就很快地接受了民主、自由的思想，人们尤其年青人的思想相当活跃，风气也很前卫。比如男女的交往，就相当大胆，新潮女性中就有“左联五烈士”之一的冯铿和女诗人许心影，她们都是丁玲、萧红式的人物。由此可见一斑。

      有如此传统和如此背景，这个城市的蓬勃生气，就可想而知了。而民营书店于八九十年代蓬勃涌现，也就并不奇怪了，这属于顺应时势，应运而生。当然，却也不排除跟汕头人的善于经营很有关系，但前提是要有所需求。

      随着时间推移，现在的形势已不同当年了，读书的风气早被功利性所替换，读书的人群已不多了，这是大势所趋；而网络的兴起，浅阅读代替深阅读，也成了必然；还读纸书的则多转向了网购，我身边就有不少书友热衷于网购。他们说，现在不会网上购书的，是落伍的人，会失掉许多好书的。于是，曾几何时，大小的民营书店，就不断关张，逐年减少，已稀如星凤了；而这仅存的，却也抵不住凄风苦雨的侵袭，已然飘零了。

      依依往事，逝水年华。远去的惆怅，思绪万千，但记忆是美好的，当年买书的快乐，依稀犹在，却怎敌得这必然寥落的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