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认识李劼人，怎么能说自己有文化？

　　那天带女儿从成都东站转车，期间有三个多小时的等待时间，便想看看附近有无可去的景点，于是李劼人故居便进入了我的视线。从成都东站坐地铁只需两站，从狮子山站出来走五、六分钟就可到李劼人故居。作为一名资深文学爱好者，《死水微澜》我是看过的，李劼人是该书的作者我也是知道的，但至于更多的我就不太清楚了。一打开《秒懂百科》，粗体黑字的“不认识李劼人,怎么能说自己有文化?”便粗犷地撞入眼帘。对这句话起初颇有不屑，读后略感震撼，待参观完后只有愧意——“愧不早识李劼人”。随后我用一周多的业余时间，查方志、翻资料、读旧闻、找论文，慢慢走进李劼人先生的世界，撰写出该文。今年阴历五月十四日(阳历六月二十七)是李劼人先生诞辰一百二十七周年，通过该文向先生略表敬意和愧意。

被严重低估的文学大师

　　著名人文学者、作家刘再复在《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发表于1999年第8期《北京文学》)一文中指出,“他的成就一直未得到充分的评价，国内的小说史教科书相互因袭，复制性很强，思维老停留在一些‘鲁郭茅巴老曹’的名字之上，而对他则轻描淡写，完全没有认识到他的价值。”

　　2017年4月，当代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刘心武在接受《华西都市报》记者采访时说，他是自己“最崇拜的中国作家”，“他的文学成就，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其价值和地位被严重低估了”。刘心武甚至痛心疾首地说“是时候捡起来了，他不能再被埋没了!”

　　这个“二刘”笔下的“他”，就是李劼人先生。李劼人1891生于成都，生前笔耕不辍，各种著译作品达600万字。他的长篇小说代表作《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称为“大河三部曲”。其中，《死水微澜》通过写纷纷芸芸的市井小人，窥探时代的秘密和人类的情感，其表现出的幽默、细腻、深刻、生动、准确、老辣……令人赞叹不已，被公认为最出色的作品，在当时“甫一出版，轰动一时”。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也是一位翻译巨匠，很多莫泊桑、都德、福楼拜、罗曼罗兰的作品正是通过他走进国内。

　　中国有句流传至今的古话叫“文人相轻”，是说文人之间通常相互看不起，但对李劼人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文人们”却是众口一词、好评如潮：郭沫若盛赞他是“中国的左拉”;巴金称他为“鲁迅、茅盾之后第一人”;艾芜说他是“了不起的大作家”;刘再复说：“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如果说《阿Q正传》、《边城》、《金锁记》、《生死场》是最精彩的中篇的话，那么，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应当是最精致、最完美的长篇了”;香港著名学者曹聚仁认为“现代中国小说家之中，李劼人的几种长篇小说，其成就还在茅盾、巴金之上”;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瑞典文学院院士马悦然在《南方周末答记者问》中说：“对能够阅读并欣赏中国文学的人而言，鲁迅、李劼人、沈从文、高行健、李锐，和其他许多作家的作品显然是足以登上世界文坛的”……

　　但是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囿于“鲁郭茅，巴老曹”的定见，李劼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和肯定。不仅官方，即使在民间，如今沈从文、张爱玲的作品持续热卖，相关研究著作亦颇风靡，而丝毫不逊于二人的李劼人，却依然不为广大读者熟知。李劼人代表作“大河三部曲”近年推出新版时，各方反响冷清，令人唏嘘。

　　李劼人的文学成就为何被低估?我认为可能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经历缺乏革命性。李劼人从海外归国后，一直蜗居成都，既不是“左联”会员，也从未“奔赴延安”，在那个年代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不了文坛的“主力军”。二是语言缺乏广泛性。李劼人的长篇小说以成都方言写成，美固然是美，但方言在普通话的冲击下逐渐消亡，其小说影响力无疑随之降低。不要说外地人，即使现在的成都人恐怕也难以完全体会李劼人先生当年小说中的语境。三是身份缺乏专一性。就是李劼人先生经历丰富、角色多元，并且在每个角色上都颇有建树，色彩过于斑驳无形中会削弱了他的“作家”身份。

　只是“暂藏”的大收藏家

　　在诸多的社会角色中，收藏家则应是李劼人先生的第二个标签。但是与其他收藏家不同的是，他从一开始就只是“暂存”，没打算将这些藏品据为己有或是遗于子女，他收藏只是为了避免损毁散佚，最终要捐献公藏，惠及世人。这从他两方印钤上可以看出，一是“劼人暂藏于菱窠”

(“菱窠”既李劼人先生在成都的故居)，一是“李劼人经眼”。所有的藏品只他是个人“暂藏”、“经眼”而已，先生的初衷可见一斑。这是李劼人的境界和风度，也是李劼人研究者和四川藏书史、文献史、字画史上的幸事。

　　纵观李劼人先生的藏品，主要集中在字画和书籍上。1962年李劼人去世后，所藏字画全部捐献国家，清点登记时共编为1150件。辗转多处，现藏于李劼人故居纪念馆有733件。这些艺术收藏品中，以清代、民国名家为主，另有明代、元代少量作品。书法珍品包括清代嘉庆皇帝的哥哥成亲王、光绪皇帝老师翁同龢以及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真迹，还有康有为、马一浮、俞樾、笪重光、英和、钱沣、破山明等社会名流和学问大家的作品。画作则有元代王渊设色花鸟图轴、蒋予检的兰花屏、张善孖的双虎图、刘锡铃的指画花卉、孙清士的《蝶秋图》、沈贤修的《无量寿佛图》、顾复初的水墨山水、端秀的人物图、汤禄名的仕女图、郭尚先的兰草图等。李劼人先生在字画收藏中，尤重川籍书画家或流寓四川的书画家作品。在李劼人研究学会会长王嘉陵看来，这正是李劼人收藏字画的“苦心造诣”之处。这些字画捐赠展出时，曾有人评议：不仅是研究中国书法、绘画的好资料，而且为发掘、整理鉴定四川地方书画家的作品提供了难得的素材和条件。

　　李劼人先生的藏书重实用，有别于敝帚自珍、炫然以赏的收藏者，但因为先生藏书以个人深厚的文学素养和学问功底作判断，穷其一生，不仅藏书规模较大，而且不乏珍本、善本。据统计，李劼人捐赠书籍有古籍线装书1168部16007册，涵盖经史子集各部。这些捐赠书籍版本珍贵，文献价值极高，例如明代刻本《唐类函》、《医说》、《楚山和尚语录》、《泾野先生文集》等数种，均可列入珍善本图书之列。他的老朋友、著名学者、中共成都第一任市委书记张秀熟曾为李劼人捐赠的藏书写下如此评语：“顾所藏故书，旁及四部，版本兼收并蓄，尤多四川各州邑刻本;既见其文学素养之植根深厚，而拳拳于乡土文物之保存，与所藏书画同一苦心孤诣。”

　　能文善厨的美食大家

　　李劼人先生当时被誉为“第一美食家”，素有“饮食菩萨”之称的车辐曾在《川菜杂谈》一书中写到：“李劼人之吃，不仅在于会吃、会做，难得是——精到，而且又能行之于文，将其精到处用文字记载下来，作为总结性的论述，比之于前人，这一点他的贡献是很大的!”研究资料表明，李劼人先生生前共写过30余万关于美食的文字，占到其作品的二十分之一。他系统地阐述了川菜的历史沿革、制作工艺、特征以及各派菜系风格的比较等等，对川菜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李劼人幼小时随父辈宦游，看了一些做菜上席的场面;15岁时父亲病故，母亲因腿疾残废无法行走，使他不得不亲自料理家务、做菜做饭，从中学到了烹饪的各种技术;及至留学法国，因饮食不惯加之费用高昂，自己就充当留学生的“火头军”办起伙食来，身居异国却炼出一手能烹善饪的技艺。他的友人、《李劼人选集》的编辑谢扬青说：“劼翁研究烹调艺术，不仅贯通古今，融会中外，而且从理论到实践都有新的创见和发展”，评价可以说是非常中肯。据说因李劼人厨艺精湛，以至于徐悲鸿到巴黎时，只要听说李劼人掌勺，宁可不去卢浮宫临画，也要参加餐会一求大快朵颐。

　　1930年夏，李劼人从大学辞教后在成都指挥街72号开了一个名叫“小雅”的菜馆，他与夫人杨叔捃亲自轮流掌勺。李劼人做菜决不用茴香、八角，认为“用了太俗气，显不出家常烧的功夫来”，他也不用明油和味精，要去掉饭馆味。虽然“小雅”经营的都是普通家常菜，但因烹制讲究而大受欢迎，最受食客青睐的当数李劼人创制的豆豉葱烧鱼、厚皮菜烧猪蹄、夹江腐乳汁蒸鸡蛋、番茄土豆沙拉等，小店整日顾客盈门，文化界的名流乃至“五老七贤”都闻声而至。因“小雅”名声在外，许多人以为李劼人赚了大钱，1931年12月刘文辉手下一个连长支使绑匪将李劼人刚满四岁的儿子绑了票。李劼人被迫举债1000大洋，通过袍哥大爷邝瞎子从中斡旋才将儿子赎回。随后，仅经营一年多的“小雅”便告关张。

　　俗话说“一叶知秋”，从两个小故事可以看出李劼人先生做菜之精致、讲究：据说当年留学法国时，为做烟熏兔李劼人提出必须要用花生壳来熏，因花生壳有独特香味。可法国不产花生，他和同学们最后跑遍了巴黎的旮旮角角，才在郊外一吉卜赛人手中买到两斤。原来这花生是吉卜赛人从北非带到欧洲，本是拿来卖与儿童作耍的。在做豆豉葱烧鱼时，李劼人先生仅用潼川豆豉或者永川豆豉，因为在他看来这两地的豆豉颗粒大，味既厚且香，浇上用生猪油煎的鱼，色泽好看，入口又香。以前看陆文夫先生在《美食家》一文中洋洋洒洒谈及盐的妙用，不禁瞠目结舌。这次看李劼人先生在谈中国菜之所以千变万化但“只有一字真言：火!”后不禁拍案叫绝，如果不到炉火纯青之境界，李劼人先生断难高屋建瓴给出如此精妙的见解。

　　高瞻远瞩的政府官员

　　从1950年7月起到1962年12月辞世止，李劼人一直担任成都市分管文教和城市建设工作的副市长。李劼人先生以其游学法国的广阔视野、深厚的人文素养、敢作敢当的工作作风，在其政府官员生涯里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1950年9月开始成都市副市长任职后，李劼人就领导了对成都“自然及经济情况(包括气象、水文、地质、地形、生产、交通运输、人口、建筑等)”进行的“调查、勘察”，并进而“根据调查所得资料，制订成都市建设规划设计，使今后城市得按规划设计发展”(见李劼人1953年2月21日《在成都市人代会做的成都市市政建设工作的发言》)。在资源普查的基础上，成都市区按照功能被划分为五个组成部分，这一区分奠定了后来成都市发展的基本格局。时至今日，成都城区的格局仍然大致延续了当初的这一规划。

　　被誉为“天府第一路”的人民南路，就是在李劼人担任成都市副市长的时候主持修建的。据说当时他参考了法国的香榭丽舍大道的修建，主张将道宽修14米，但省委主要领导批评这是“好大喜功”要求只准修7米宽，李劼人未予理睬，坚持修成今天的规模。此后，成都的城市交通高速发展，但人民南路的宽度却始终如一。今天我们走在这条大道上，不得不佩服李劼人先生当年的远见和坚守。

　　杜甫草堂创建之初，兼任筹备委员会主任的李劼人多次现场指导，明确修复风格，他要求当时的工作人员不仅仅要开放几间茅屋，更重要的是搜集杜甫及其相关研究文献。于是，在他的帮助下，杜甫草堂很快搜集到2万余份杜甫相关文献，居全国之首，甚至有北宋年间研究杜甫诗集的宋版书。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当年李劼人先生的指导和督促，杜甫草堂也不会成为目前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知名度最高且最具特色的杜甫行踪遗迹地。

　　当川剧名旦廖静秋患癌症时，出于对川剧文化的热爱和尊重，李劼人与巴金、沙汀联名向上级部门写信，请求将廖静秋主演的《杜十娘》拍成电影。廖静秋强忍病魔的折磨，在有生之年完成了我国川剧史上第一部彩色艺术片《杜十娘》，为川剧艺术、为一代名伶留下了珍贵的历史影像。

　　……

　　凡此种种，只是李劼人身为副市长为成都发展做出的一部分贡献。

　　救国救民的实业家

　　在李劼人诸多身份中，还有一顶“知名实业家”的桂冠。李劼人先生曾先后两次跻身实业界，书写了实业救国的辉煌篇章。比较遗憾的是，笔者遍访各网站，欲买《实业家李劼人档案解密》一书，无奈均是售罄，后来好不容易查到一篇《李劼人的实业活动》(发表在1996年第5期《文史杂志》)的文章，只能挂一漏万，拣起概要两事述之，供读者诸君管中窥豹。

　　1925年，李劼人在乐山主持创办了“嘉乐纸厂”，当时他创办纸厂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因为他发现廉价纸的奇缺，“无疑阻碍文化的流播和广大，有碍于民智的开启和提高”，于是便以自己办厂的方式进行实业救国。刚开始时因为纸厂既没有投资，也没有技术，纸张质量并不好，销路也成问题，嘉乐纸厂一度被迫关门。但在1935年，随着四川省内对机器纸需求的增加，有商人向嘉乐纸厂投资，李劼人也重新担任董事长职务。抗战爆发后，黄褐色的“嘉乐纸”一时间销路大增，满足了当时四川新闻用纸和教科书用纸的需要。随着纸厂的收益情况逐渐好转，李劼人便用赚来的钱资助了孤儿院，并捐助了20多所学校，帮助贫困学生，并用于支持文化刊物的创办等。

　　1933年5月15日，李劼人的老朋友、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热情邀请他到重庆担任民生机器厂厂长。李劼人到任后大力整顿厂风，拟定工场规则、办事细则等管理条例。同时，到外省招聘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充实技术实力。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年他率领民生机器厂职工，对打捞上来的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千万吨巨轮“万流”号大胆改造，并一举成功。此举不仅使民生机器厂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大张国威，大增员工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震动了行业界，尤其震惊了外国人”。

　　作者简介：

　　来静思，1972年生于山东邹城，现在北京某央企工作。长期从事文字工作，有近千篇作品在省部级以上媒体发表，出版《塔尖起舞》、《行走在新闻边缘》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