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声明:文章系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文/有殷天乙汤孙师虎父
就在鲁襄公与季氏关系濒于破裂的 “卞邑之变” 发生的同时(前544),晋国开始布下其对齐国核心地区进行深度包围的重要棋子 —— 杞国。从表面上来看,由于晋悼夫人来自杞国,因此晋庄平公出于对母系的扶持而治杞似乎理所当然。但是仔细想想,此时已经是晋庄平公十四年,如果真想为杞国做点什么,其实早就可以动手了。但是在这个时间点才真正着手大幅度增强杞国的势力,其大背景就是由于齐国自从后庄公利用 “栾盈之乱” 偷袭晋国的 “朝歌之役”(前550)以来齐国持续发生的内乱,尤其以崔、庆先后掌权后又迅速败亡为顶峰,导致齐国的国力遭到相当程度的削弱。这一系列变故使得晋国看到了从根本上削弱齐国的希望。
齐廪丘大夫乌馀叛投晋国的事件发生在 “齐人城郏之岁” 的夏天,即鲁襄公二十四年(前549),齐后庄公伐晋 “朝歌之役” 的次年,也是范宣子第一次集结诸侯于夷仪准备伐齐之前不久。我们前文已经介绍过,尽管第一次 “夷仪之役” 由于秋季的洪灾而无疾而终,但是从夷仪与廪丘之间的地理位置则可以看出乌馀之叛的端倪:
廪丘所在位置如图,蓝圈之内廪丘及附近诸邑的位置在濮水、济水以西,深入鲁、卫、曹、宋等国交界之处,是齐国西进中原的前哨,也是其等待时机以征服周边诸国人口最为富庶区域的关键据点。后来春秋末期晋、鲁曾经联合出兵一度攻克了廪丘(鲁哀公二十四年、前471);到了战国初期,三晋曾在 “廪丘之役”(鲁穆公十一年,前405)中击败齐师主力,甚至 “得车二千,得尸三万,以为二京”。可见廪丘确为齐国面临晋人入侵时候首当其冲之要塞,所以尽管曾经多次失去廪丘,但始终不惜代价反复重新将其夺取。
“夷仪之役” 诸侯之师集结路线而 “夷仪之役” 这年(前549),诸侯出兵集结于夷仪,其兵锋将直接切入到廪丘与后方要塞平阴之间,而诸侯之师向夷仪集结的过程也将通过廪丘,乌馀及其驻军将陷入诸侯大军重围之中。
在此绝望的环境下,乌馀叛变投向晋国也是无奈之举,尤其是齐后庄公妄图以一国之力负隅对抗诸侯联军实为以卵击石,必将导致掌权的齐国公族势力分化瓦解,出现倾向于与晋国和解的一派。乌馀处于齐、晋冲突的最前线,自然对政治和外交风向最为敏感,因此其提前倒向晋国反而有可能为自己在将来齐国的政治版图上争取更为有利的一席之地。
乌馀 “廪丘之叛” 事实上并非一个孤立事件。就在两年后(前547),晋国又接纳了卫上卿孙林父一族以重镇戚邑公开叛投,并联合诸侯割占了部分卫国其他领土交给孙氏管理。因此晋国似乎开始谋求陆续在河、济之间的人口稠密地带扶持若干能够为自己所用的新卫星国,既可以作为未来东进攻略东方领土的跳板,又可以作为和齐、卫等诸侯国交换利益的筹码。
晋在河、济之间陆续扶持新卫星国如图,晋先于鲁襄公二十四年(前549)扶持了在廪丘的乌馀政权,接着在转年(前548)扶持了夷仪的卫献公政权以制衡在位的子叔氏卫侯。当卫献公联合宁氏发动政变复辟之后,晋国又扶持了戚邑的孙氏政权(前547)。
不过在晋国卵翼之下的乌馀似乎走得太远了,在成为晋国附庸之后开始陆续攻取济西原属于卫、鲁、宋等国的城邑,俨然将成为一个小型的诸侯国:
……齐乌馀以廪丘奔晋,袭卫羊角,取之。遂袭我高鱼,有大雨,自其窦入,介于其库,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于是范宣子卒,诸侯弗能治也……(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而廪丘陆续向南方侵蚀诸国城邑,显然是在晋执政者范宣子的保护和默许之下,所以诸侯 “弗能治也”,而并非单纯是因为范宣子去世。不过当晋赵武和楚屈建先后成为执政者之后,诸侯之间即将举行谋求和睦的 “弥兵大会” 已经甚嚣尘上,赵武在感到乌馀已经逐渐无法控制之后,毅然决定启用旧公族的代表胥梁带用计捕获了乌馀一党,并将领土重新分给诸侯以平息抱怨和疑虑,换取了诸侯 “睦于晋” 的局面,也才有 “宋之盟” 的最终实现。
不过仍然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晋国扶持的戚邑孙氏政权在春秋时期仍然始终独立于卫侯的控制,而且之前用于安置卫献公的夷仪也被交还给晋国以换取对其复辟的支持。这样晋国尽管将廪丘交还齐国,但在河、济之间仍然保有戚和夷仪两个据点,以保证其大军东进齐国畅通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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