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曾经问过我，对于少年时期物质匮乏有没有感到过遗憾？我想了想，没有什么遗憾的，反而觉得某些体验很有趣。
煤油灯——蜡烛——白炽灯——日光灯——节能灯—— LED护眼灯，每一个步骤都没拉下，曾亲眼看见过叔叔们在村里架起第一根电线杆。
井水——水塔水——市政自来水——瓶装纯净水——净水器水——直饮水，每种水都曾经是生活的日常，村里铺设水管的时候，我曾因迈不过40公分的沟沟而嚎啕大哭过。
石板笔——铅笔——中性笔——派克钢笔——键盘——手指戳戳戳，这是我使用过的书写工具。
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幸把日子从简陋到小康或者富足按照顺序依次经历一遍的，能经历一遍是一种幸运。经历物质贫乏的同时可能有另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会丰富起来。
相较于小康家庭出生的孩子，在某些方面我们适应环境相对快，动手能力相对好，解决问题的点子相对多。有些乐趣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其中的妙处，比如看照片学唱歌。
农村文化生活单调，但是一颗又一颗文艺少年的心怎么能止步于《社会主义好》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呢》呢？
83年春晚一共出现了六位职业歌手，郭颂，胡松华，李谷一，郑绪岚，索宝立，牟玄甫，还有位打酱油的歌手刘晓庆。这些人让农村少年的耳朵一震——原来除了《社会主义好》还有这等好听的歌曲呀，心神纷纷荡漾起来。
其中出现的歌曲多数都是电影插曲，比如《牧羊曲》，《绒花》《太阳岛上》《马铃响，玉鸟唱》……
电影《少林寺》在捧红了李连杰，给少林寺吸引了一众少年崇拜者的同时，也为《牧羊曲》演唱者郑绪岚制造了一票儿死忠粉，并且给这些农村少年播下了文艺的种子。我们没有条件进电影院看电影，只能看露天电影，可学学唱插曲总是可以的吧。
怎么学？这是一个大问题。
村里多数家庭83，84年都有了电视机，但是录音机并不普及，家里有初中生才会买录音机——那也是为了学英语。就算有录音机，当时十元一盘的磁带也是“奢侈品”。
可利用资源的匮乏和的少年的文艺饥渴形成了一对矛盾。每当这种矛盾出现的时候，就是商机来临的时候。于是出现了一个小众的文化产品——“歌曲照片”，我们称之为歌片儿。
先是记谱员把歌曲扒下来，然后是抄写员经过排版誊写在一张纸上，接下来拍照员用135海鸥相机进行拍照，转到暗房冲洗，切边后形成产品——歌片儿，最后一众小贩儿在各个学校门口分销。俨然是一个成熟的小众产业链。
这种歌片儿有巴掌大小，一般是五寸照片的一半，或者白底儿黑字，或者是黑底儿白字。标题部分注明曲名，词曲作者，演唱者，记谱员的名字，歌曲的调子和节奏类型，然后才是简谱和歌词的主体。当时我特别佩服一个叫“佚名”的人，写了那么多好听的歌曲。后来才知道了佚名的意思。现在资讯发达了，那些被佚名的词曲作者纷纷浮出水面，被广泛认识。
歌片儿是姐姐们手抄歌词本的迭代产品。小妹妹们比姐姐们懒惰，且舍得花钱，过时的歌片儿一毛钱一张，流行的歌片儿一毛五一张，大热门的甚至两毛钱一张。
刚开始出现歌片儿的时候，片子的质量很好，是手写仿宋体，片子还特别清晰。后来出现了打印版的照片，应该是翻拍的，只要内容不糊，有暗角小朋友们也是可以接受的。那是卖方市场，作为买方的小朋友没有议价权。
卖歌片儿的人，是经常在校门口晃荡的游商，投机倒把分子。有个卖家只卖歌片儿，别的什么都不卖，他的曲目又多又新，每一组歌片儿都用塑料袋保护着，只是不常来。其他小贩儿同时卖别的小零碎儿，这些人是校方防备和轰撵的对象。有的同学为了买到一张新出的歌片儿会专门跑到很远的集市上，也不觉得疲惫。
买歌片儿是第一个步骤，下一个步骤就是把这些简谱中的数字转换成旋律，这个技能在我爸嘴里叫“识谱”，初中以后音乐课上被称作“视唱”——看着音符唱出来旋律。
在农村，具有视唱能力的人不算多。老师是指望不上的，大家各自想办法，找哥哥姐姐亲戚朋友学，能学到“识谱”知识是一件特别值得骄傲的事儿。实在学不来的，后来就慢慢放弃了这个爱好。
我算是幸运的，有一个“文艺农民”老爸。在某一个冬天下雪的晚上，他很有耐心地以《我的中国心》为例，给我启蒙了简谱视唱。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夜晚。我不止一次地说过，因为此后，便多了一种表达情绪的途径。
北京的摇滚青年们忙着茬琴的时候，我们村一小撮儿孩子用“看图学唱”的方式享受着他们的音乐乐趣。有的小孩儿为了弄明白附点音符到底该唱几拍琢磨一个下午;有的小孩儿为了省钱，找别人交换资源，也有的小孩儿会为了争抢稀缺资源而打上一架。
由歌片儿引发的口角，现在想起来那么幼稚可笑，在当时是一件严肃的事儿。记得有一次燕子把一张歌片儿借给了小丽，小丽不小心弄上了污渍，片子算是毁了。小丽的家长跑到邻乡买了同一张歌片儿，还给了燕子。燕子却哭了，说自己买的歌片儿花了一毛五，小丽还回来的歌片儿只花了一毛钱，两张歌片儿不等价。小丽说借你的是歌片儿，还给你的也是歌片儿，没什么不对呀。
她俩找我评理——现在我当然可以说价格和价值是两个概念——可当时，我也不过是个九岁的十岁的小孩儿，评不出来对错。他们都觉得我没站在己方立场，都不跟我玩儿了。
这件小事我惦记了很长时间，想知道答案。真理不是只有一个吗？为什么两个人听起来都有道理呢？一直到某一天认识了价格和价值是两码事，这才真正解开了心里的疙瘩。
这么一想，歌片儿还真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张照片儿。
似乎扯远了。刚才说到买歌片儿是第一步，识谱是第二步，第三步当然就是嘚瑟。当时大抵有三种嘚瑟途径：第一种是音乐课，有一个点名随便唱的环节，被点名的同学可以唱任意歌曲，很多准备好的同学期待被点到名字。第二种是“每周一歌”，全班同学一周学习一首新歌，时间不固定，曲目和“小教员”由班主任老师和文艺委员商量决定，当选小教员是嘚瑟的资本。第三个途径就是联欢会，这是可以尽兴展示学习成果的时候。
有一次活动全班豪情万丈地合唱《唱万里长城永不倒》之后，我唱了一首《故乡情》，老师觉得两首歌歌词都不错，于是专门拿出来一节课讲解这两首歌的歌词好在哪儿。那是个不唯分数的时代，现在想来仍然觉得美好。
逐渐地，我手里有了上百张歌片儿，妈妈大概觉得我花钱太多了，趁着去市里开教研会的时候从新华书店给我买回来一本书，上面有100首歌的简谱。第一首是《社会主义好》，第二首大概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到了后半部分就有了《牧羊曲》, 《乡间小路》，《校园的早晨》等等。
我的孩子不能理解，我是怎样看这种简谱歌曲集就像看小说一样，废寝忘食地一页一页翻下去，一直到封底。别说她们，我自己回想起来都会惊讶，不知道这是真的喜欢音乐还是当时“文艺饥渴”的必然反应。
录音机的到来，结束了歌片儿时代。四海牌空白磁带极大丰富了我的业余生活。那些来自台湾的和来自香港的流行歌曲，被反复擦写在有限的几盘磁带上，一直到十七岁我有了独立的收入。
现在的孩子如果想学习一首歌，网上一搜就呼啦呼啦一大堆，甚至还可以自己作词作曲玩玩，资源和工具都唾手可得，相比较而言，我的童年确实匮乏地不像样。
每个时代精神生活都有它特殊的存在方式，跟物质关系不太大。或许有一天外孙会觉得网上听音乐是一件老土到不能理解的活动，袖珍芯片多方便！就像现在我的孩子不能理解歌片儿是什么东西一样，在她们眼里，那是传说中的物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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