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溥仪的第一份工作

溥仪从皇帝成为普通人后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别人叫他“皇上”，他是怎么回答的？在同事的眼里，他怎么会是个吃货？今天为您讲述：末代皇帝溥仪的第一份工作。

二战末期，溥仪被苏联红军俘虏，1950年被押解回国，此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生活了近10年。1959年底，溥仪得到特赦，重获自由身。　　步入社会的溥仪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找个能养活自己的工作。有人建议让溥仪去故宫工作，周恩来认为不合适。故宫每天那么多游客，大家都来看皇上，很可能造成不好的影响。

虽说没有去故宫工作，但溥仪还是有机会重游了故宫，只不过身份已经不是那里的主人，而是一名普通游客。

那一次，溥仪是跟同样获得特赦的沈醉、杜聿明等人同去的。到了门口，沈醉跑去买票，人手一张，溥仪接过门票诧异地问：“到这里来，我还得买门票？”众人一时无语。 

走在故宫的金砖地面上，溥仪一会兴致勃勃的给大家讲解，一会又突然默默不语，怅然若失。

1960年春节前，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活动上，周恩来对郭沫若说，打算让溥仪去中科院下属的香山植物园工作。当时担任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回答：“皇上驾到，当然欢迎。”  

1960年2月16日，溥仪拿着北京市民政局的介绍信来到植物园报到，被安排住在植物园集体宿舍二排东头的一间屋子，两名党员工友刘保善和刘宝安与他同住，以便在工作和生活上帮助他。溥仪半天劳动，半天休息，周日可以进城。 

　　初到植物园，溥仪心情忐忑，生怕别人对他有反感的情绪。不过毕竟溥仪曾经的身份特殊，植物园早就开过全体会议向职工通报，溥仪要来园里劳动锻炼，职工要确保他的人身安全。大家对皇帝的到来都充满好奇和期待。 

　　该怎么称呼溥仪，植物园的员工们也大费了一番脑筋。直接叫他溥仪不太合适，叫同志似乎也不妥，最后决定叫他“溥仪先生”。有人开玩笑叫他“皇上”，他马上会严肃的回答：“我现在是公民的一员，跟你们一样的。”闲暇时光，年轻人喜欢跟他聊起宫廷趣闻，溥仪并不忌讳，经常主动讲些自己当小皇帝时的滑稽事，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有时，他还会纠正别人对于一些历史事件的看法。

      1960年2月19日，溥仪正式开始工作。第一个月，他只负责浇水和搞卫生；第二个月转到扦插繁殖温室，学会了播种、移栽幼苗、上盆、换盆和松土等技术，能够熟练完成四季海棠的移栽；三个月以后，溥仪先后分配到观察温室和繁殖温室，学会为一品红、一品白、一品粉、倒挂金钟等花卉剪枝，为盘子花、金点一叶兰、金边万年青、仙客来换盆，为龙牙花嫁接等。

这些工作不算复杂，从没干过活的溥仪学起来还是经常付出“血的代价”，用刀削插条时难免伤手。溥仪很在意自己的劳动表现，生怕让人觉得他搞特殊，轻伤不下火线，口头禅是“都怪我太笨了”。在溥仪的遗物中，有一个本子，贴满溥仪亲手收集的各色植物标本，下面详细标注着科属、产地、性质和特征，劳动之余他反复阅读植物学书籍，写了几十页心得，可见溥仪确实下了苦功想成为一个专业园丁。植物园一年多的工作，使溥仪爱花成癖，养花成了他晚年主要的业余爱好。 

　　溥仪学习生活自理比学干活费劲得多，他不是不想自己照顾自己，实在是缺乏基本生活常识。入植物园刚两天，他报告说枕巾丢了，第二天又找到了，原来是他穿衣服时把枕巾夹在了棉裤和衬裤之间，干了一天活也没察觉。溥仪觉得不好意思，以后虽然还是常丢东西，但怕人笑话他，就都默不作声，找不到就算了，饭票丢了，宁可饿着也不说。有一次他的金壳怀表丢了，这只表跟随他大半生，对他有重要纪念意义，溥仪很着急，忍不住报告了，植物园的青年职工听说了全都出动帮他找，最后终于在去香山的路上找到了。 

　　溥仪用的行李都是从战犯管理所带来的，天长日久已经非常破旧，赚到工资后，他买了布面和棉花，请同事帮忙做了被子，他抱着被子高兴得不得了，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用劳动所得为自己购置生活用品。 

食堂是皇帝笑话出得最多的地方。从出生起溥仪大概都没什么机会自己亲手付钱买东西，算清楚钱都困难，繁杂的粗细粮票、肉票、菜票更搞得他晕头转向。每次到食堂打饭，他一着急就抓出一团票，放在窗口让师傅自己挑，后来索性由同宿舍的刘保善、刘宝安帮他买，问清他要吃什么，买回来再帮他算账。直到离开植物园去政协工作，溥仪依然不能熟练打饭。 

1960年正是全国粮食短缺时期，由于特殊政策照顾，溥仪的粮票比一般人充裕，但他饭量也比别人大，劳动之后吃得更多，又不懂得精打细算，一顿要吃三个窝头，有时还错把别人碗里的窝头也吃了，职工开玩笑说，这个皇上可真能吃。

从溥仪来植物园的第一个月，前来参观末代皇帝新生活的国际友人就络绎不绝。溥仪俨然是植物园最著名的“标本”。 

1961年春，溥仪依依不舍的离开植物园。周恩来安排溥仪和前国民党将领们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文史专员，工资由原来的60元涨到100元，撰稿另有稿费。

1961年5月，在周恩来关照下，溥杰妻子嵯峨浩带着女儿离开日本，取道香港来到北京。但溥仪却几次劝说溥杰和日本爱人离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溥杰的婚姻有着复杂的背景。早年溥仪就认为这是一桩日本人强加的政治婚姻，现在他又一心想与过去划清界限，为显示进步，全然不顾及溥杰夫妇深厚的感情。在统战部门再三做工作后，溥仪渐渐不再那么排斥嵯峨浩，兄弟俩与在北京的亲戚时常聚会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