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传说里的孙宝元

一、独居的时光里

因为《我和我的情敌们》的故事被剽窃，我不得不把剧本改来改去，开始把男女主人公的故事背景从上海搬到北京，又从北京搬到杭州；男女主人公的关系结构，都要随着背景的改动而调整。五十万字的剧本，牵一发而动全身，每一次改动都要从头修到尾。这个剧本改动了十稿之多，仍然拍摄无望，我巴不得这个剧本被导演判个死刑，这样就不用做无用功了。

这一年，我和罗敷合租在一个两居室里，写作不够专注。剧本写的不顺利，我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泡在剧情里，于是，我和罗敷分开居住，她在另一个楼里租到了房子。

也是这一年，我在老家的县城里，给父母买了房子。父亲有肺病，农村的平房里没有暖气，只能烧煤炉子，每一个冬季都是对父亲生命的一次考验。楼房里的暖气很足，父母住进来就可以多活几年。我和父母的感情并不好，但是他们已经是耄耋之年，成为生活里的弱者，需要我的同情心。父母搬进县城里的楼房之后，对村子里的街坊邻里们说，楼房是儿子们为他们买的。他们这样说，我一点也不奇怪，我从小就承受着父母重男轻女的不公正对待，年轻的时候仇恨他们，但是我已经年届不惑，不再与他们计较。我的上帝要我宽恕别人，包括我的敌人。我的心里对父母没有了仇恨，但是，对他们重男轻女思想和行为，心存鄙视。

我姐妹四个，小时候，父母从不为女儿考虑居住条件，我十几岁的时候，已经来了月经，有了羞耻感，可我仍然和父母以及弟弟妹妹们挤在一张炕上睡觉。我觉得人生尴尬，就在牛栏里给自己收拾出一个可以躺下的小空间。我宁可与牛同眠，也不愿意与父母在一张炕上睡觉。再大一些的时候，我住到爷爷的屋子里。拥挤的大家庭里让人活得没有尊严，我毕生都在追求独居。

罗敷搬出去后，我独自住在两居室里，然而，剧本写的仍然不太顺利。在导演的要求下，我不停地修改和增写。一旦写作失去了自主性，创作活动就沦为体力劳动。修改剧本的焦虑导致我的胃病发作，胃酸开始反流，胸口憋闷。医生说，肠胃是情绪器官，如果我放松心情，肠胃也就好了。

我从小就有厌世情结，总觉的不热爱自己的生命，而这次病痛的折磨修正了我之前对生命的认识和看法——原来我是热爱生命的。我不热爱的，是苦难的命运罢了。

为了调养身体，我放弃了修改剧本，让生活的节奏慢下来，用更多的时间坐在潮白河边发呆，看着芦苇在风中摇曳，看着空中的蒲公英如水母一样飞舞，看着巡视河道的直升机飞来飞去……我也用更多的时间思念你，在去饭馆吃饭的路上，想象有你在身边，并和我讨论哪一家馆子好吃。

宝贝，在这段独居的时光里，你存在于我的想象里，与我同在。我在燕郊的每个地方想你，当我重复路过那些街道，我会回忆起想象里的我们曾经一起在此的驻足和争论，比如在去麦当劳的路上，我们就为吃中餐还是吃西餐，或是吃饺子还是吃汉堡等事情争论过，每次争论都是你赢。

宝贝，在我一个人的独处时光里，我向上帝祷告和赎罪，想象你已经宽恕了我，且陪伴在我的身边，与我一起分享阳光下瑰丽的河水、晚霞，和徐徐落入地平线的红日。

我彻底放弃了《我和我的情敌们》的修改，开始写电影剧本。我写了好几个电影剧本，也都卖出去了，但是都在筹拍的过程中。我应该被称之为“筹拍编剧”。

二、传说里的孙宝元

入冬之前，父母搬进县城房子里居住，多年不回家的我，回去看望了一次。住在家里有恍惚的感觉，清晨醒来不知身在何处，当我听到客厅里父母的吵架声，才又找到“到家了”的感觉。

早餐的饭桌上，我又看到了小时候的一幕——父母在互相抬杠，彼此找茬。我纳闷：是谁造就了他们这一世的孽缘？便开口问道：“是谁把你们撮合在一起的？”

“孙宝元！”母亲脱口而出。

父亲补充道：“孙宝元是我们的媒人。他是我的小姑夫，也就是你的姑爷爷。”

“哦！我姑爷爷孙宝元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想阻止父母的吵架，故意把话题扯远。

“你姑爷爷呀！”父母几乎异口同声地感叹道，二人来了兴致，和谐配合着向我讲述了姑爷爷孙宝元的故事。父母说，如果说起孙宝元，首先要从少女王宝芳的故事开始——

大概1955年的时候，王宝芳是程村一位17岁的姑娘。有一天，她在水坑边洗衣服，忽然看见一只受伤的狐狸跑了过来，紧接着，一个持枪的猎人追了上来，狐狸走投无路，眼看就要被猎人追上了。王宝芳心生恻隐，呵住猎人，说道：“你别追了，看它那么可怜，你干嘛非要打死它呢！”

猎人生气地答：“关你什么事儿啊！洗你的衣裳！”

王宝芳和猎人争执了几句，当猎人转身再追狐狸的时候，狐狸不见了。也就是说，狐狸趁着王宝芳和猎人争执的时候，成功逃脱了。

这件事情之后，王宝芳几乎在一夜之间疯掉了，症状就是自言自语自说自话。没有人听得清王宝芳说什么，她的口音变了，操一口北京普通话，奇怪的是，她从小没有出过远门，更没有到过北京。因为疯病，王宝芳被尚未过门的婆家退了婚。

当时，同村的孙宝元已近中年，和17岁的王宝芳没有什么交集，他出于好奇，向自言自语的王宝芳搭话。王宝芳终于有了可以说话的人，一发不可收拾，她向孙宝元说了很多很多关于治病的事情。渐渐的，王宝芳会治病的消息传了出去。当时的农村医疗条件很差，有病有灾的穷老乡们渐渐来找王宝芳治疗，她几乎治一个好一个，治疗方法是说出方子，孙宝元根据方子去抓药。有些病症用一些简易的偏方，治疗却是神效。王宝芳从不出诊，孙宝元成了跑腿的，就这样，40岁的孙宝元当了17岁王宝芳的徒弟，学习治病。师徒二人治病是免费的，效果好口碑佳，十里八村来看病的人越来越多。

王宝芳的疯病持续了一年之后，突然一夜之间好了，彻底恢复成正常人，北京口音也一夜之间变回本地口音，再也不懂治病的事情。

王宝芳不疯了之后，孙宝元没了师父，自己找来一些厚厚的繁体中医古书，开始自学，独自一人继续行医治病，仍然是免费治疗。他的医术很高，最传奇的事件是：一个入灵柩的死人被他治活了。

“死者”是赵毛陶的一位女性，论辈份，是父亲的一个远房表姐，在病了很久后咽气，当时的孙宝元住在汤龙洼丈母娘家，父辈们很多人劝说去看看表姐，意思是死马当活马医，孙宝元去了之后，发现远方表姐正被人抬着准备下葬，他截住灵柩，开棺治病，竟然神奇地治活了那位表姐。

父母把故事讲到这里，而我的思绪仍然在那只狐狸身上，我说：“那只狐狸应该是北京来的吧？要么怎么被附体的王宝芳是北京口音呢。”

父母说：“八成是吧。”

话说王宝芳疯病好了之后，在18岁的时候嫁了人，从此过上了普通家庭妇女的生活。我以为故事就此圆满结束，便离开饭桌回到卧室，父亲追了进来，问道：“你想知道孙宝元后来的事情吗？”

说实在的，我更想知道王宝芳和狐狸的事情，但出于礼貌，我对父亲说道：“想啊！说说！说说！”

父亲道：“孙宝元行医一年多之后就死了，尸体是在一口井里发现的，身上什么都没有穿，赤身裸体……”

“啊？！”我目瞪口呆。

父亲补充说：“孙宝元行医一年多就被高湾的人抓走了，他免费行医的那阵子，高湾的药铺和医疗社的生意做不下去，为此得罪了一些人，可能是因为这个被抓的。然后他被当作牛鬼蛇神批斗，每天游街，几天后，高湾公社的人进村报信，说他跳井死了。”

母亲追进屋子来，补充说：“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在他死的那天夜里，我特别害怕，说不出来的害怕，当时你珍姑和我做伴儿，我就和她说，你明天一早就抱被子回家吧，天一亮我就回程村的娘家去。”

父亲说：“我当时在中捷那一带挑沟挖河，天天不着家。”

母亲接着说：“第二天一早，我和你奶奶打了一声招呼，就回娘家了。”

我问：“抱着我大哥走的？”

母亲说：“我刚结婚，还没有孩子呢。是我自己一气儿走回程村的。到了家，你姥姥说，孙宝元被抓走好几天了，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我说我歇会儿就去他家看看，我喝水歇了一会儿，就去了小姑家。小姑的脸色很难看，说你小姑父昨夜死了，尸体是从井里发现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听的云里雾里，问道。

父亲分析说：“不应该是自己跳井的，井里的尸体赤身裸体，头朝下，身上有被打的伤痕，应该是被人打死后，戳到井里的。”

我沉默良久，问：“王宝芳还活着吗？”

“活着呢！”父母异口同声地说。

我又问：“孙宝元有后代吗？”

母亲说：“有啊，你天津的表姑就是他女儿啊，你下次去天津的话，去你表姑那儿坐坐，顺便问问你姑爷爷孙宝元的那些中医古书还在吗，别让她乱扔啊。”

我说：“好的。”

故事至此，就这样结束了。

父母讲完故事，两个人没有再吵架，他们还没有从故事里回过神来，各自坐在沙发上，长久地沉默。我也陷在这个故事里，沉思良久，脑海里浮现出孙宝元的医生形象，以及池塘边洗衣服的王宝芳和那只走投无路的狐狸，都如画卷一样清晰起来。

后来，我根据父母讲述的这个传奇故事，写了短篇小说《菊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