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千里捉奸
一、海边发呆
我从初冬的北京来到温暖如夏的海口,迎接我的是满街的扶桑花、三角梅、椰子树和棕榈。我住在海甸岛的白沙门,从窗口眺望出去,能看到海里的浪花。我来不及欣赏美景,从托运站领回自己的物品后,在房子里稍微布置了一下,就开始写作了。
我写的小说是一个女性弑父的故事,女主毕生都在和父权斗争。小说里的女权主题有自传性质,我本人和父权社会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女主在与男权的对抗过程中,误入妓院,最后玉石俱焚。
我不了解妓女的生活,更没采访过妓女,但和妓女做过邻居,那是1994年的事情了。那一年,我在北京大学的西门附近租住了一间民房,每天关在屋子里自学,为北京大学成教院的考试做准备。隔壁住着一高一矮两个姑娘,她们白天都在睡觉,晚上涂脂抹粉地出门,第二天早上回来。当年的我年轻单纯,猜不透她们的工作,有一次在院子里相遇,傻乎乎地问她们是做什么工作的,矮个子姑娘回答说做“服务行业”的。既便如此,我仍然没有明白她们的“服务行业”是做什么,直到有一次她们在屋子里吵架,我才恍然大悟。
房子墙壁的隔音效果很差,两个姑娘吵架的全过程都收入我的耳朵。
高个子姑娘指责矮个子姑娘抢了她的客人,愤怒地说:“下次再抢我客人就不客气了,我能把你卖到山里去,信不?!”
“信。姐,我以后不了。”矮个子姑娘弱弱地回答。
高个子姑娘不依不饶地指责,越说越激动,开始哭诉自己悲惨的身世,提到了一个村庄的名字。最后,她咬牙切齿地说:“我就是死在外边,也决不会回那个该死的村子了。”
隔壁的我听得心头一惊——她和我一样,都有回不去的故乡。
这两个妓女的故事深刻地印在我的脑子里,我决意把我的主人公设置成妓女的身份,是想暗示女主精神上的千疮百孔。
我的写作开始进行的很顺利,写着写着思维就陷入了胶着状态,我不得不停下来,下楼走到海边,坐在岸边发呆。
黄昏的时候,海边的人比较多,经常看到一些写生的学生,更多的是一对一对的情侣。有一次,看到一对中年男女在钓鱼,女人一次次的甩杆,男人走过来告诉她怎么弄鱼饵怎么甩杆,女人不得要领,男人没有好气地嘟哝“啧啧,笨死你吧!”女人一脸习惯性的不在乎。我当即判断:这一对不是恋人,是夫妻。
有一天黄昏,我照例坐在海边发呆。一个男人在我旁边转了两圈,好像在找东西,也许是在想事情。男子又转了一圈儿,走开了,没走出多远,又走回来。我直直看着他的脸,男子不敢直视我,把头扭向一遍,一副很看不起人的样子。他来回踯躅着,终于停在我的面前,开口说话了。
“小妹,海浪什么时候最大?”男子的口音是海南普通话。
我打量男子,他长得很像当地人,年龄明显比我还小。不过,一般海南人都习惯称呼女人为小妹,尤其是市场的那些当地摊贩,当然,如果你不买东西的话,他们就改口“阿姨”了。
我摇摇头说:“不知道。”
他继续问:“涨潮是什么时候?”
我一直在摇头,他还想说什么,被我严肃的表情制止住,便转身走了。我心里好笑:一个海南当地人,问我一个外地人涨潮的时间,这种搭讪太稚嫩了。
有一阵子,海滩上驻扎了一些军人,他们喜欢游泳。我经常静静地坐在沙滩上欣赏他们的泳姿。其中有性情活泼的会和我打招呼,鼓动我下水,我摆手拒绝,有时候游到很远了,在海里吆喝我下去。有一个士兵跑过来问我为什么不下水,我说怕冷,其实是我的游泳技术不行。一周后,士兵们的帐篷营地撤光了,海滩又恢复了寂寥。
我提醒自己是来海南写作的,不是来看海的,于是克制自己不去海滩发呆了。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可小说的构思仍然进行不下去,我呆坐在电脑前,眺望窗外的海景,看着一层层白色的浪花向我涌来,我按捺不住地关掉电脑,下楼走向海边,继续坐在岸上发呆。
二、千里捉奸
我的写作生活很单调,要么坐在屋子里写作,要么坐在海边发呆。整个海口市只认识一个朋友,和一个邻居,而且平常并不来往。
我作为一个独居的女人,胆子有点小,因为用脑过度,经常做恶梦。最可怕的是屋里出现过壁虎,恐惧症折磨得我不得安宁。半夜里,海风吹动窗户,像是海哭的声音,每每熬夜写作,我所有的毛孔都警觉地张开着。
有一天,我写作到半夜,正准备关掉电脑睡觉,突然响起急迫的敲门声,我魂飞魄散。鼓起勇气靠近门口问:“是谁?”
门外一个男人粗暴的声音:“开门!”
我当然不能开门,继续问:“是谁?”
门外的男人答:“保安!”
我听到是保安,心情放松了一些,又问:“有事吗?”
门外的男人粗暴地说:“查房!”
我奇怪了,问:“查房?查什么房?”
“开门!快开门!”门外的男人不耐烦地催促。
我听着声音有些耳熟,但在这陌生的城市会是谁呢?好奇心让我把门开了一条缝隙,门外站着的男人,竟然是我男朋友刘周!他穿着一身的黑色,脸色也很黑,背着一个黑色的背包。我还没把门全部打开,刘周就闯了进来,四处扫视,我大惑不解地问:“你干嘛呢?!”
刘周不回答,在空空的两居室里转悠了一圈儿,脸色渐渐舒坦起来,这才说:“我是来捉奸的。”
原来,我在北京和他说来海南独居写小说,他根本就不相信,以为我是和别的男人在一起了。再加上朋友们的煽风点火,他就在北京坐不住了,果断买了火车票千里捉奸。我听罢原由,简直怒不可遏了。
“你神经病!”
“我想你。”
刘周说罢,掏出他的小提琴,可我的怒火还没发泄出来,还想继续发火,他抱住我说:“我给你拉一段小提琴吧,肖邦怎么样?”
我生气地说:“如果我想和别的男人在一起,会直接告诉你的,绝对不会偷偷摸摸欺骗你。”
刘周不和我争执,托起琴,拉了起来。深更半夜里,我的房间里配合着海风的呜咽声,响起了肖邦的夜曲。在刘周的琴声里,我哭笑不得。
接下来的几天我无法写作了,带着刘周坐在海边发呆,我看着海,他看着我。我让刘周好好看看海,他看也不看,脱掉了衣服,跳进海里,快速游了起来。他的自由泳姿很帅,那一刻我不生气了。刘周在海里向我招手,我在海边走动着,心想:他根本就是个孩子啊。
刘周和我都是性格不健全的人,像是两个孤儿,缺乏安全感,不懂得如何处理一段亲密关系。忽而依赖,忽而自我。我们互相依恋,又互相伤害。
我的写作被打断后,非常焦虑。三天之后,我硬着心肠打发刘周回京,他一脸愁容地背着小提琴离去。在海口火车站,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向他保证,写完小说就回京。刘周上了火车,他的脸贴在窗玻璃上,仍然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一脸的悲伤和不舍。我盼着火车快开,让那悲伤的表情快速离开我的视线。
火车终于开了,刘周悲伤的表情渐行渐远……
三、孤独和自由
刘周离开海口之后,我又渐渐恢复了写作状态,又感受到了一个人的自由。
我太适合独身了,我和刘周的关系实际进入了事实婚姻的状态,虽然我们不要孩子。但是,在相互取暖之后,我们又被“亲密关系”所累,在我离开北京的那一段时间里,他对我充满了不耐烦。拉开距离之后,又追逐而来。我们需要对方的节拍不合了,当下的我,更爱自己的世界。
我从小喜欢和自己相处。童年的时候,几乎不和家人在一张桌子上吃饭,每到吃饭的时候,孩子们像猪一样围在桌子周围,我就觉得人生尴尬,不想做拱槽的群猪中的一员,端着自己的那一碗粥躲开家人。确切地讲是躲开父母,然后给自己找个没人的地方吃。我是家里的忤逆和异类,我生于猪圈,却天生高傲。在冬天的夜晚里,我也从家里躲出去。我端着油灯,在月光下偷偷潜入菜窖,然后滑动火柴点着灯芯,光亮在一米宽两米长的菜窖闪烁,我打开书本,心里充溢着安全感。
在海口这一座陌生的城市,在白沙滩这一片寂寥的岸边,我又找到了童年菜窖里的安全感。我天生是一个适合独身的女人,虽然胆小,却不怕孤独,从未怕过。人类生来孤独,人人生来孤独。于我来说,孤独是迷人的。
我想,如果刘周和我分手了,我可能不会再恋爱,我要独身一段时间,充分享受自由的生活。
所谓自由是什么,就是安全感,安全感的前提是人与人之间的边界。太过爱一个人,就把握不住爱的边界,就会为爱所累。当身心的空间边界在可控的范畴之内,这样就是最安全的自由。如果有一天我们母子想见,你若与我保持距离,我会尊重那个你能接受的距离,我爱你,但是不会冒然侵入你的精神领地;如果你愿意靠近我,我会张开臂膀,我的精神领地永远对你一个人开放,因为我是你的妈妈,而且我亏欠你。确切地讲,你是我的一部分,我渴望完整。
我一个人独居的日子里,思考了很多关于生存、命运,乃至生命和权力。我之所以思考这一些,和我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有关系。所谓饱暖思淫欲,反之,我在贫穷的时候,更多思考形而上的问题。比如,作为一个作家,我渴望尽情发挥想像力和直抒胸臆,而不是审视自己每一句话语的尺度,被恐惧感所羁绊;作为一个女婴、女孩、女人,渴望得到与男性同等的关怀、爱、和地位;作为一个不再靠狩猎为生的现代社会里的公民,我想拥有受教育的权利,顺利经过小学、中学、大学。而且所接受的教育真实有效,不是谎言编纂;作为一个农民,我想能拥有自己的土地,这个土地不是租来的,也不是借来了,而是真正属于自己;我还想拥有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居住和自由迁徙的权利,走在大街上,不会被抓走殴打或遣返回乡;我想解除我的恐惧,想说真话,无论是在生活里还是文字里。我想拥有爱的权力,也想拥有不爱的权力,无论是针对一个人,一个党,或一个国家。
这些渴望如果只停留在渴望的层面,我就是不自由的,无论我把自己藏在多么隐蔽多么狭小的空间里苟且偷生,都是不自由的。我之所以思索这些问题,和我内心的焦虑不无关系。首先,小说进行得并不顺利,才思枯竭的我如热锅上的蚂蚁,在屋子里团团转;其次,我的钱快花光了。
春节前夕的时候,我的闺蜜罗敷来了,好朋友许苍竹也来了,他们要和我一起过春节。刘周没来,他回京后很少和我联系。
四、转行
春节的日子里,我和罗敷及许苍竹一起去大海里游泳,一起在海边散步,突然感觉有朋友真好。
我和罗敷都爱吃木瓜,我们拎着编织袋去市场买五毛钱一斤的木瓜,每次买一大袋子,够我们吃好几天的。有时候我们逛街,累了就坐在椰子摊旁喝椰汁。当时的罗敷正在感情的沼泽里挣扎,我爱莫能助,只有陪着叹气和闲聊,她最终做了正确的人生选择。
朋友们的到来让我又开心又焦虑,开心的事我享受了几天的惬意生活,焦虑的是我要转行挣钱了。朋友们走后,我开始盘算转行的事情。
我决意不再做记者了,因为社会条件所限,新闻行业没有前途,无冕之王是个空谈,更别想什么铁肩担道义。当然,我尊敬那些奋战在新闻行业里的良心记者们,特别是那些调查记者,但是我做不倒。“三年大饥荒”的专题稿件,是我记者生涯里最后一个圆满的句号。
我在考虑转行的事情。对于女性来讲,有个说法是:婚姻是第二次投胎。我则认为受教育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我从小有当作家的梦,可惜上到初中被父母逼迫退学。虽然到了北京后自学,最后考入北京大学成教院艺术学系,学的是广告学专业,并不是我钟爱的专业。我从小就有电影梦,这也是我连续两年考中戏和北电的原因,虽然没有考上,但是我看了大量的剧作专业书籍,我可以自学做编剧。
是的,我要当编剧写剧本了。
说做就做,我放下小说,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写了一个情景喜剧的剧本:《A座808》。模仿的是美剧《六人行》的套路,和后来的《爱情公寓》很像。
写完剧本,我收拾行囊离开海口,回到了北京的宋庄。刘周见到我,并没有欣喜若狂,他不像以前那样需要我了。我住到宋庄的第二天就因为“水土不服”大病了一场,十天之后康复。然后,盘算着推销剧本的事情。
我感觉到刘周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爱我了,或者是根本不爱了,他只是没有告诉我而已。糟糕的是,我没有感到失落,或者是我顾不上失落,因为我要忙于推销剧本。
我向很多影视公司推荐我的《A座808》,其中包括尚敬导演,幸运的是得到他的回音。他对剧本表示了认可,但觉得有点超前,让我暂时搁置一下,再写一个别的剧。于是,我根据自己和前男友徐汇的爱情经历,写了电视连续剧《我和我的情敌们》的故事梗概,剧本里讲的是一个北京姑娘和一个上海帅哥一见钟情后,果断奔赴上海,却突然遭遇了“前女友”及“假想敌”们的各种捣乱。在尚敬导演的推荐下,《我和我的情敌们》的故事顺利卖给了一家上海的公司,这也标志着我顺利转行。没有尚敬导演的知遇之恩,我的转行不会这么顺利。
我把小说搁置起来,心无旁骛的写剧本了。我和刘周的关系岌岌可危,两人平静地相处着。我一门心思地要把剧本写好。
五、出轨
我忙于写剧本,刘周除了练琴,就是在网店里卖他的音乐光盘,平时也去院校门口兜售。
有一天夜里,我睡得迷迷糊糊,突然感觉有人在我的眼前晃动,我微微睁眼,认出那是刘周的身影。他在黑暗中蹲在我的床边,静静的看着我。我心里有些奇怪,但也没有问什么,因为太困,闭上眼睛又睡了过去。
翌日清晨,刘周早早的起床去球场踢球了。我从床上坐起来,回想起夜里的那一幕,再次觉得奇怪。渐渐的,直觉开始变得强大起来,我意识到刘周一定是出轨了。
当我对一个事情无法用理智判断,或者说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我就信赖直觉。于是,我给球场的刘周打了电话,要他立刻回家。过一会儿,刘周匆匆回来了,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出轨了吗?”
“是的。”他只犹豫了一秒,然后干脆地回答。
我欣赏刘周的坦率和诚实,为他这样的回答而感动。任何真相都伤害不了我,只有欺骗能打倒我。
我忍着眼泪说:“谢谢你承认。她是谁?你爱她吗?你准备怎么办?你可以选择。”
刘周毫不犹豫地说:“我不会和她在一起的,我选择你。”
这种答案是我期许的,却也让我为难。如果他选择另一个女人,我会放手。我敬重爱情,谁的爱情我都敬重。刘周说他和那个女人不是爱情,只是一时的欲念失足。
我的眼泪决堤了,本来觉得自己早已不爱刘周了,为什么在知道他和别的女人有染之后这么难过呢,好像又觉得自己是爱他的,这是真的爱呢,还是仅仅不愿意放手而已?
无论如何,我对刘周的坦诚充满了感激。当然,如果他在出轨之前就对我坦诚,我会更加感激的。按理说,刘周的出轨已经是一种欺骗,就算他勇于承认错误,欺骗也已经成为了事实。
我反复质问:“如果你不爱我就告诉我好了,我可以走开的,你为什么要偷偷出轨呢?”
他反复赔罪:“我错了,再也不了。”
我和刘周之间的对话陷入死循环。我的内心陷入了自我矛盾,有句话说得很贴切——出轨的男人就像掉在屎上的钱,不捡可惜,捡起来恶心。
按理说,我在海南的时候,已经不太爱刘周了,可我并没有开诚布公地告诉他,我似乎在等着刘周提分手,这样才能减少自己的负罪感。那么现在,刘周的出轨已经给了我一个分手的理由,可我为什么做不到即刻分手呢?而且还借此机会向他提出了各种要求和保证。
“如果你选择我,就和那个女人断掉一切关系。”我说。
“好的。”刘周答应。
刘周说到做到,他和那个女人断绝了关系,我准备原谅他。
我真的能原谅他吗?事实是:我和刘周的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我的天蝎座本性让我无法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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