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漠，首发于“Moehoo猛虎”微信公众号
破开黑暗的黎明？
自然科学的诞生可以被视为世界观的转变，“新体系是由数学及数理性逻辑联系起来的，而不是直接诉诸自然理解的连贯性”（陈嘉映，2007：102）。科学不仅对物理世界提供了系统的解释，并且通过对事件的精确预测以及可重复的实验证明其真理性。在1543年到1687年的欧洲，伴随着一批伟大的名字，象征理性的新纪元似乎横空现世，如同曙光破晓、驱散黑暗。无怪乎科学史家麦克莱伦和多恩动用了“上帝说，‘让牛顿出世！’”——如此形象化的章节标题。
在科学思想史的早期叙事中，近代科学对世界所提供的整体解释，是对禁锢思想的“黑暗时代”的反叛。那年代的智识活动，自然被谱写为由一幕幕英雄传记所构成的辉格史，一段“启蒙时代”颠覆“黑暗时代”的人类精神进步史。在编年史的人物与轶事年表中，哥白尼这个巨人，仿佛以自身作为第一道界限，与“黑暗时代”相决裂，拉开世界图景转变的序幕。革命意味着断裂。在巨人的辉光所笼罩下，一些人可以不再追问这种断裂何以发生，只需敬慕这巨人即可。
Fig.1 Nicolaus Copernicus (Town Hall in Toruń, 1580)
“拯救现象”与化简
对前哥白尼时代的思想家而言，尤其是毕达哥拉斯主义者和柏拉图主义者，天文学被视作几何学的分支之一，几何空间和宇宙的实际空间是等同的，宇宙是一种有秩序的数学和谐。在古希腊的世界图景中，天体是理念世界完美性的忠实摹写，都围绕着地球作匀速圆周运动。但天文观察却发现，某些天体的运动既不是圆周运动，也不是匀速运动，希腊人称之为“漫游者”。
最明显的是行星的“留和逆行”。如果以恒星为背景观测，这些漫游者在运动时会变慢、停止、后退、再停止、然后再向前运动，按照“马蹄印”作环圈形运动。柏拉图抛出这一不和谐的现象，并责成天文学家用匀速圆周运来解释这些现象。从欧多克斯的“同心球系统”，到托勒密的“均轮”、“本轮”，在之后的2000年时间，为了解决行星运动的不规则出现了一系列的解释模型。
Fig. 2 The Ptolemaic model of the solar system
托勒密模型因其预测精确性而胜出。但后续出现的行星预测结果偏差，使得托勒密体系不得不通过增加本轮来修正自身，小本轮一度甚至增加到80多个。
在15世纪的欧洲，对复兴的柏拉图主义-毕达哥拉斯主义思潮而言，这种繁琐的行星运行体系与“数学和谐”的宇宙假定显然是相违背。而哥白尼发现，在天文学中引入一个新的参考点，一种不以地球为中心的天文学，同样能得到与托勒密体系相同的预测结果。日心说通过参考点的变化实现了几何空间在数学形式上的简化，进而导致天文学世界观的转变。
“对哥白尼来说，向新世界观的转变只不过是在当时复兴的柏拉图主义的激励下，把一个复杂的几何迷宫在数学上简化成一个美妙和谐的简单体系。”（伯特，2012：39）
世界图景的转变
对天文世界的解释，在牛顿之前的先驱们有着两种方法倾向或思想路径，分别是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笛卡尔重视数学的数学物理学进路，和培根、吉尔伯特、哈维、波义耳重视经验、实验的进路。
在受到空间几何化的倾向影响下，数理证明逐渐被视作最可靠的理性形式，即便在被数理证明的新颖结论与日常经验全面冲突的情况下，亦如此。数学物理学进路中，数学知识的精确性确立了它的重要性定位。科学的数学化倾向，不断强化了对物理现象的数学处理，把物理世界中观察到事件、过程、运动视作是按照简单的数的关系进行的。
世界是什么？“自然本质上是一个在确定可靠的力的作用下按照数学定律在空间和时间中运动的有质量物体的领域。”（伯特，2012：203）空间、时间、质量所构成的物理世界是可以被还原为数学形式的，全部现实都可以被还原为具体的物理定律。物理世界这一巨大的机器，按照规律，自我调节、自行运转。
世界图景的变革，是一种技术性理解取代常识性理解的过程，变革前后的个体是活在两个不同世界之中。对革命之前的世界而言，“自然界在目的论上为人而存在”，对事物的解释是基于事物和人的目的关系。所有现象都基于某种内在目的而产生的运动。对革命之后的世界而言，一切的现象都服从一些不变的自然规律。
就外部世界的因果说明，“自然由一个处于质的关系与目的论关系之中的实体领域最终变成了一个在空间和时间中机械运动的物体领域”。在牛顿那，只保留一种超自然的目的论，即第一因或终极目的：它只出现在创世的开端处，其后的物理世界按照既定规律自行运转，物理现象不再具有经院哲学的那种内在目的。
在世界之外的“旁观者”
Fig. 3 世界图景
在空间几何化、宇宙无限化的世界图景下，外部的物理世界只是一部精密的机器，一切精神性的存在者都失去了他们的位置。人和上帝一步一步被从世界中流放出去。
当然，上帝并没有被立刻清除出这个机械世界，就牛顿而言，他通过模糊的神学假定保留了上帝在绝对空间中的位置。因而，“封闭在大脑暗室中的人的灵魂如何可能获取关于时空中盲目游荡的外界物质的可靠知识的问题自然不再成为一个可怕的难题，因为在上帝那里已经提供了把无限场景中的所有环节都联系起来的一种精神连续性。”（伯特，2012：258）基于这样一种神学假设，有关生命意义的问题就被回避了。
把上帝从外部世界中彻底清除，是后来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等自然主义者的所作所为。在关于外部世界的机械解释中，人丧失了“坐标”，在这冷冰冰的世界图景中，一切先验的意义结构随之被终结，人与整体现实之间是断裂的。人只是盲目而漫无目的的自然界的临时产物，是其行为的无关紧要的、可怜的旁观者。由此才会出现休谟所指出的那一难题——被流放的人或封闭在大脑中的心灵如何可能对这一世界有任何认识呢？
这个世界，没有目的，没有归宿。尼采如是说，虚无主义，这个所有客人中最可怕的客人，已站在门前。
Reference:
伯特, E. A. [1924](2012). 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张卜天译. 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
陈嘉映. (2007). 哲学科学常识. 北京:东方出版社.
戴克斯特霍伊斯, E. J. [1950](2010). 世界图景的机械化. 张卜天译. 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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