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翻牌自封皮
初闻费孝通先生其名，大约可以追溯到高中时代。为了赢得高考作文阅卷老师青睐，实验班盛行引用名家大师富有深意的只言片语，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则是其中之一。后来念了历史专业，在中国史必修课的阅读清单中，《中国士绅：城乡关系论集》位列其上。再后来，就是到县城工作，在上下班路上听《江村经济》、业余时间看《中国文化的重建》。结合正在进行的农村脱贫攻坚工作，希望能全面了解费老的学术思想，尤其是他对于“乡土”长达数十年的调查研究、探索实践与展望思考。于是，便选定了这本为“纪念费孝通江村调查80周年”而编辑出版的《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
此书共辑录文章45篇，除一篇代序外，其余44篇分别编入四个专题，即中国农村工业化的道路、中国农村城镇化的道路、中国城镇和乡村的关系、中国区域发展的设想，基本是按时间顺序展现费老中国城乡发展道路的思想。书中文章写作的时间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从20世纪30年代初的学生时代，一直延续到2003年93岁高龄，因此，精读此书能够带给年轻人一种穿云破雾的时空之感——通过费老实事求是而又生动贴切的文字，了解我们出生前以及无知孩提时代的“乡土”面貌，了解如今乡村振兴、工业转型、新型城镇化、区域经济发展等实践、理念、政策的来龙去脉。
此书最后一篇文章写于2003年11月，费老因身体不适无法出席在江苏举办的《小城镇大问题》发表20周年纪念会，遂写作这篇《我的思路框架》，将多年治学的思路框架总结为“江村经济—行行重行行—文化自觉—天下大同”，将具体路线总结为“江村—小城镇—中小城市—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这寥寥数语极其凝练，但背后是长达数十年的艰辛探索。
费老在多篇文章中提到，他一生中经历了20世纪我国发生深刻变化的各个时期，并将之称为“三级两跳”，即从农业社会变为工业化社会，和从工业化走向信息化。费老的早期学术思想如科技下乡、工业下乡等，已经过人民实践的检验和认可，成为我国乡村发展的一段历史；后期提出的一系列学术思想，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地政府的重视，成为具体实践或长期规划，比如“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重开丝绸之路”、“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新型城镇化建设”等。
图2拍摄于乡间稻田
一、情系乡土，志在富民
上世纪30年代初，就读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费孝通“在吴文藻先生的启发下，开始探索用实地观察的研究方法去认识中国社会”，并“注意到中国农民在现代文化传播接触中，已无法维持原有的生活方式，出现了种种问题，主要的是农民的生活日益贫困。”当时农民极其贫困，一方面是受到传统土地制度的束缚，另一方面是外来势力与西方新技术的竞争，费孝通因此“产生了尽力使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使命感”，这也为他一生“志在富民”扎下了根。
在这一时期，费孝通总结了姐姐费达生在家乡的农村推广科学养蚕、办生产合作社的经验。他认为，要发展农村必须引进先进的生产方法，但“直接地把机械送到农村去时常会发生很多不良的社会结果”。相比之下，农民自办的生产合作社具有较好的“经济伸缩力”，如丝业一类的农村副业，工厂就在乡间，同伴就是邻里，日常的家庭生活和农业生产不会受到影响，合作社盈利时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即便遇到了困难，大家也愿意极力维持，这一点是城市工厂难以企及的。当然，随着农村和合作社的发展，机械也会慢慢输入农村，成为农民生产的工具。因此，费孝通“认定丝业的复兴是应该向农村中去发展，使它成为安定农村经济的副业”，但他的工作不仅止于帮助农民增加收入，而是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公平的社会组织，一种平衡的文化”，费孝通在1934年如是写道，“或者有人会笑我们夸大，但是我们这一点信仰是必需的。在这信仰上，我们才能为国家，为我同胞服务。”
1938年，费孝通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后，怀着继续研究中国农村的愿望，回到国内抗战后方的昆明，通过在当地进行农村调查，费孝通认识到，要想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重点应放在发展乡村工业上。上世纪40年代，学界探讨和设计中国战后经济建设时，费孝通否定了不少人将这一问题简化为“英美式呢还是苏联式”的想法，指出要重视“我们自己历史里所滋生出来的传统”，“要在我们的环境中，包括地理和历史的双重限度中，去寻出一个方式使我们能利用西洋所发生的机器生产来增加我们生活中的幸福”。费孝通认为，我国人多地少，仅靠耕种农田无法满足农民的生活必需，所以要辅以农村的副业，也就是手工业或乡村工业。他提出中国不能照搬西方工业化的思路，原因在于自古以来中国并非没有工业，只是以手工业的形式散落在小农经济之中，因此中国的工业化“实在的意思是中国工业的技术需要改良，需要现代化”；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农民并非仅是种地，而是“兼营手艺的农民”，如果一味照搬西方发展城市工业，那么“农民身份中应得的利益尚没有收到时，手艺人身份中的打击却已经降临”。
因此，费孝通站在广大农民的角度提出值得深思的反问：“假使乡村工业的效率的确无法追上都市工业，从工业本身着想，都市工业较为合宜，我们是否值得以降低广大乡村里农民的生活程度，来换取我们的新工业？”对此，以吴景超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异议，他认为农村的手工业必将衰微和灭亡、人们应享受到美国都市那种自由且有趣的生活。费孝通则指出，手工业逐渐衰微的必然趋势不容否认，吴景超描绘的美好前景可能在两三代人之后才得以实现，而他关注更多的是这两三代之内农民的生活，只有在保障和改善农民生活的基础之上逐步实现工业化，才是真正符合我国国情、有益于社会发展进程的。
写于1946年的《人性和机器——中国手工业的前途》中，费孝通将中西方人与工具的关系做了对比，这一论述至今仍能引发共识、启迪思考。他指出，经济活动应该“以人为主”，但西方大规模的工厂生产却导致了机器“反客为主”，工人不明白机器运转的原理，只是“按着所规定的动作去和机器配合”，这样“把人的活动隶属到机器活动之下”，虽然“曾创造了空前的效率”，但使得人“自身的活动没有了目的”，成为了机器的奴隶，“心理上必然会有衷心的反感”，甚至会成为社会不安的因素。但在我国的传统手工业中，“人为主，工具为客”，“主客之间充满着伙伴精神”，手艺工匠往往十分爱惜工具，因为工具能帮助他充分施展手艺，在生产过程中，工匠也充满期待和责任感，因为“出品的毁誉是自己的荣辱”，这与现代工厂中工人的心态是截然不同的。
正是将农民在生活各方面的需求放在优先位置，费孝通指出，建设战后中国的新经济，仅靠城市大工厂的发展不够，仅靠农村手工业的复兴也不够，“最切实同时最合宜的出路却是一个调和的方式，维持多数小工业在农村里，只在农村里容不下的工业才在都市中发展起来”，他也强调了人才的重要性，认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和进步需要“肯耐苦肯不求名利地把新技术传入农村，向农村输血”的人才，这样一来，才能打破西方工业化导致的城乡对立的病态局面，而实现“重建城乡的有机循环，互相有利的配合”，农村繁荣了，中国才能繁荣，这“也是中国政治局面安定的最有效的保证”。
图3拍摄于老工厂外墙
二、千山万水，实地调查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取得了政治权利并改变了土地制度，农民劳作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全国粮食产量显著提升。但由于大跃进和之后的十年动乱，农村经济再度遭受重挫，费孝通的学术生涯也是在这一时期中断了20多年。1980年，费孝通恢复了名誉和正常生活，拾起了“为中国农民能富起来做些什么事”的实践课题，重新开始农村调查，他坚持行行重行行，除了多次重返江村外，他还将目光投向小城镇，遍访苏南、苏北、浙江、珠三角等地，研究范围逐步从农村扩展到小城镇、小城镇群和中等城市，尤其重视乡镇企业的发展与新型小城镇的建设。
费孝通在1981年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赫胥黎纪念会上的演讲题为《三访江村》，在1936年和1957年两次探访吴江县开弦弓村后，他在演讲之前三访江村，看到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新结构，欣喜于“几十年前所想象的目标已在现实中出现，而且为今后中国经济的特点显露了苗头”，费孝通一直以来期待的富民之举“工业下乡”——将多种多样的企业分散到广大的农村中去，在当时正蓬勃发展。费孝通在演讲中介绍道，“到1979年底为止，全国已有98%的人民公社办起了集体企业，包括粮食生产之外的种植业、养殖业和工业。单以社队工业计算，估计产值已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9.3%”。他认为工业下乡一方面能增加工业在国家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一方面又不会造成人口的过度集中，“为具体实现工农结合，或消除工农差距的社会开辟了道路”。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农村生产力大幅提升，数千万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一方面有“离土求生的强大需求”，另一方面却因城乡二元体制难以进城谋生，于是就找到了工业下乡的路子。费孝通深入苏南农村，看到了在城镇和乡村间出现了“一种亦工亦农的新人物”，他们既是农民又是工人，也可以说是“离土不离乡的工农兼业者”，他从这种人身上看到我国农村工业化的一条新道路，即“新型的农工相辅相成、互相结合的结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而“这支从农业里新转来的工人队伍”就是“城乡结合的具体纽带”，他们将现代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精神文明带进乡村，从而帮助消除城乡差别、实现社会进步，苏南农民自办的乡镇企业就是一个成功案例。
费孝通又将这种农民自己创造出来的工业称为“草根工业”，也就是后来的乡镇企业，他盛赞“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在人类20世纪进步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创造”，“是一条与西方工业化迥然不同的道路”。西方工业是在少数资本家的推动下侵入乡村的，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城乡对立、工农对立”，而我国农村的“草根工业”最初是在打破大锅饭后的人口压力下，农民千方百计寻到的活路，十年动乱使得城市工人带着技术下乡，实现了城市技术与农村劳动力结合起来办工业。草根经济的根深埋于泥土之中，具有“强盛的生命力和普遍的适应性”，因为“农民可以把住房让出来安装机器，自己的子女可以不计报酬地参与劳动，不要国家一分钱投资”，“亏本不认输，倒了又爬起来”。费孝通指出，我国人口以农民为主，在革命战争年代主要依靠农民夺取民主革命胜利，要实现工业化也要依靠农民，而草根工业根植于农民，不仅诞生于农业，也会“以工补农”，相辅相成。
随着调研的深入进行，费孝通又将乡镇工业细化为两个层次，一是保持草根工业性质的村办工业，二是从草根工业向现代工业过渡的乡办工业和镇办工业。乡镇工业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克服抗风险能力弱、产品质量不高等劣势，将发展重心转移到“上批量生产、拼技术实力、强化质量管理、讲究经济效益上”，“开始脱离副业性质，朝着现代化工业的目标发展”。与此同时，农民也越来越重视“智力投资，培养人才”，创办农民大学、学习职业技能。费孝通总结道，“草根工业的蓬勃发展，农民自己起来办大学，逼出了一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又逼出了教育体制的改革。事实证明，乡村工业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一条农村工业化的道路。”
费孝通早年在农村调查时就感到“一种比农村社区高一层次的社会实体的存在”，“以一批并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口为主体组成的社区”，在上世纪80年代的调查研究中，他将这样的社会实体称为“小城镇”，即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费孝通先是走遍吴江县的七个镇，随后调查了常州、苏州、无锡、南通四个市的城镇，指出“在苏南地区，城市工业、乡镇工业和农副业这三种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浑然一体，构成了一个区域经济的大系统”，小城镇本身作为“工商结合、城乡结合的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承担着“人口的蓄水池”作用，避免人口迅速向城市聚集而引发一系列问题，因此必须对小城镇的建设资金来源、建设规划设计以及行政管理体制等问题做进一步研究。之后，费孝通又赴苏北、浙江沿海、珠江三角洲等地，逐步总结出了不同地区的“发展模式”。
写于1991年的《城乡协调发展》中，费老总结了80年代以来对小城镇的研究成果，明确“发展模式”的概念是“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的路子”，提出各地的乡镇应根据本地的地理、历史、社会、文化等不同条件，“因地制宜，不同模式”，同时还要根据时代的发展，“随势应变，不失时机”。“苏南模式”是以集体经济为主体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温州模式”是以个体和私营经济为主体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珠江模式”是以外资企业为主体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这三种模式有着各自的发展契机，但它们以“传统的小农经济”为共同基础，以“脱贫致富、振兴中华”为共同目的，是各地农民“千家万户地干，千辛万苦地闯，千方百计地学，千山万水地跑”，才造就了乡镇企业从沿海到内陆、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打出了中国农村工业化异军突起的红火局面，有效地促进了中国农村传统经济结构的变革，培养出了现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先导力量”。
图4拍摄于小城镇一角
三、世纪老人，高瞻远瞩
费孝通在上世纪90年代末曾说，“我被中国广大农村里突起的这股‘异军’所吸引，跟着它看发展，南北往返，东西穿梭，几乎走遍了全国各省”，他盛赞中国农民在20年间就将他60年前的梦想变成了远超预期的辉煌现实。乡镇企业的发展带动了小城镇的兴旺，也就是中国农村工业化取得进展之时，农村城市化也随之兴起。费孝通在改革开放后20年的实地调查中，跟随着中国城乡社会的逐步变革，学术课题也“逐层从乡村生活、乡镇企业、小城镇提升到了区域发展和全国一盘棋”，“每一步提升，都既包容了以前的内容，又开拓了以后的视野”。
1990年，已过耄耋之年的费孝通提出“充分利用长江三角洲的有利条件，以上海为龙头，联合江、浙两省部分地区，积极开发，重建东方大港，敞开东大门，迎接21世纪新秩序”。在听取各方面意见后，民盟中央决定将《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初步设想》呈交中共中央。在此之前，费孝通还提出了两个有关我国地区发展的战略，均通过民盟中央提交给中共中央，分别是关于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开发区的建议和关于建立黄河三角洲开发区的建议。这三个建议集中体现了费孝通关于城乡发展的学术思想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而实现飞跃，他自80年代对苏南和苏北的小城镇进行比较研究起，就发现了“超越行政区域的一种经济区域发展的事实”，也因此提出了更适应21世纪发展所需的“经济区域”或“区域经济”的概念。
谈及这一概念的形成，费孝通回忆道，他的研究出了江苏省后，分成两个大方向扩大范围，一是“沿海从江苏到浙江，经福建到广东的珠江三角洲，进而接触到广西的东部地区”，二是“进入边区，从黑龙江到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云南等地”，丰富的实地调查让他注意到“经济发展具有地理上的区域基础”，各区域有着各自的“地理条件包括地形、资源、交通和所处区位等自然、人文和历史因素”，而“具有相同地理条件也有可能形成一个在经济发展上具有一定共同性的经济区域”，“这些区域有可能由于某种经济联系而形成一个经济圈或地带”。换言之，这些因具有相同或相近的地理资源、风俗传统、民族分布、经济基础等条件的地区，可能位于不同的行政区域的边缘地带，因此这些地区的经济政策往往是带有行政区域的特点，却没能体现出经济区域发展的内在要求。
上世纪80年代后期，费孝通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看到了行政区域之间尤其接壤地带进行经济协作的必要，又在珠江三角洲看到了香港作为经济中心对其腹地的辐射和影响作用。同时，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断发展，逐步走上了城乡一体化道路，小城镇广泛兴建，大中城市也在持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使过去各自为政的行政区域“日益感到协作和互补的需要而相互开放和联系了起来”，“出现了超越行政界限的各种形式的协作与结合”。费孝通在此基础之上，不断完善“经济区域”的论述，写于1997年的《区域经济浅谈》和写于1998年的《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思考》集中展现这一思想的深化。
费孝通将经济区域比作人体，需要有心、肚子、嘴和脉络，“心就是中心城市；肚子是腹地，即众多的农村、市镇和其中的农田、工厂企业；嘴就是出口，可以使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物产出纳吞吐自如，以对外贸易来讲就是进出口岸；脉络就是交通运输的渠道、通讯联系和流通网络”。珠江三角洲作为我国最早创办的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地区，也是我国农村得到香港经济辐射和影响最多的地区，这一地区的乡镇企业从“借船下海”，即通过小型加工厂与香港的公司形成“前店后厂”参与到国际市场中，逐步转化为“造船出海”，即发展起技术密集的外向型合资企业，这一变化离不开香港这个中心城市在资金、技术和经营方式等方面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因此，费孝通指出要加强经济中心与腹地的相互作用，随着以微软为代表的当代信息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兴起，曾经在我国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小城镇，已不具备接受信息产业的能力，所以“应当使一批紧密联系城镇和为城镇服务的中心城市赶快兴起”。
作为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城市，费孝通认为，不论从历史，还是从未来来看，“重建东方大港——上海是比较现实的，也可以说是最佳选择”。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堪称东亚第二，仅次于东京”，而那时的香港并未发展起来，“直到60年代初香港依旧不如上海”，“解放后，中国被西方国家封锁了，后来自己又关上大门，上海的外贸地位没有恢复”，香港却抓住机遇突飞猛进。因此，在国务院宣布设立浦东新区后，引发了人们关于将上海建成“深圳式的上海”还是“香港式的上海”的讨论。费孝通明确提出，上海不能走深圳的路子，而应该“在更高层次上成为全国的贸易、金融、信息、运输、科技的中心”，“应在经济上成为江、浙及沿江城市工农业商品的总调度室或总服务站”，上海“将是一个具有广大腹地的‘香港’”。他将建设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建议升级成一个更宏观的设想，即“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长江为脊梁，以‘南方丝绸之路’和西出阳关的欧亚大陆桥为尾闾”，在如今，这一构想已经成为现实。
21世纪初，九十多岁高龄的费孝通根据世界正在经历的全球化，提出了更高层面的“洲际经济”的发展趋势，他认为在中国经济要想更好地进入世界经济，就“需要有不同层次的小、中、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层层连着中心，全面又有重点的塔型发展”，“要建立起若干个全国性的、统一的大市场”，并“有与之相匹配的大城市作为中心”，比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他强调，越是在强烈的国际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越是要“充分考虑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保持我们思考的自主性和现实性，一切从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出发”。
图5截图自网络
四、学以致用，家国天下
行文至此，大致已把此书中费老笔下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城乡发展的脉络厘清，但实际上，我从此书中收获的远不止此。
就学以致用而言，费老算是中国最早一批社会学和人类学专业的高材生，他提倡“实用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即将所学用于社会、国家、民族的发展，切实研究当下的、具体的课题，并提出具有较高操作性、能在短期起到良好效果、并有益于长远发展的具体方案和举措。
就研究方法而言，他坚持深入实地进行调查研究，重视收集一手、准确、大量的数据，广泛聆听各方意见，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拒绝照搬照抄西方经验，重视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等，坚持独立自主。
就学者担当而言，他始终将人民福祉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一生致力于改善人民生活，在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质量的单选题中，他首选确保人民生活，在21世纪到来之时，他穷尽毕生所学，高瞻远瞩，为后人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规划和建议。
就发展理念而言，他始终坚持一种和谐与平衡：人与工具要良性互动，工业农业相辅相成，城乡之间协调发展，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互利互惠，各民族要共同繁荣，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都要健康，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有效配合……这一理念或许可以用费老一直推崇的儒家所倡导的“中和位育”来概括。
最后，我想引用此书代序中的一段话做结尾：“在前年国外的朋友们在东京为庆祝我80岁生日而召开的讨论会上，我说当前人们已迫切需要一个共同认可和理解的价值体系，才能继续共同生存下去。并且预言21世纪由于地球上人和人之间信息传递工具的迅速改进，互相反应的频率越来越高，集体活动的空间越来越小，原有的可以互不相干的秩序，已经过时。必须建立的新秩序不仅需要一个能保证人类继续生存下去的公正的生态格局，而且还需要一个所有人类均能遂生乐业，发扬人生价值的心态秩序。”
图6翻拍自本书
若英灵有知，请告诉他们，
子孙后代不再挨饿，
全面小康成为现实。
2020.4.29 于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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