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换星移，从《乡土中国》再到《城乡中国》，中间相隔有近百年之久。百年间，这片沉寂多年的土地上正发生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惊天变化，借此契机，许多优秀代表人物得以大显身手，绽放光芒。土地问题，亦有许多人曾经贡献过智慧，他们中有社会学家、有历史学家，还有经济学家。但到了今天，我们分明感觉到社会学家不再说话，历史学家找不到自己的读者，但见经济学家粉墨登场，成了信息传播的主角。
在这一变化中，我们不难看到国民意识中的感性部分正在慢慢被摒弃，理性思维正在成为主流。但一直以来，我却总更习惯于感性思维，对经济学家只看数字，全凭规律的研究方法不以为然。由此形成了偏见，认定经济学家虽簇拥众多，大抵只会咧嘴胡说，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所以此前，即便我下定决心去了解城乡问题，但翻看周教授的书时，心中依旧怀着抵触。初读完这本书，决定写书评时，本打算写下的也是对周教授的批判。
谁知当我真正动笔后，随着对书中内容进一步理解，心中愤懑不再，反而感觉到他的书还是有几分道理。于是，写下的书评大致还原了周教授书中的主要观点，而原定的批判文字几乎不见了踪影。
这时我才发现自己已经落入了理性思维的陷阱。当我试图去批判他时，便要了解他思考问题的方式，而当我不经意间接受了他的思维方式时，便离接受他的观点不远了。这让我得了教训。假若你想要批判别人，哪千万不要试图去寻找别人思维中的破绽，而要从捍卫自己的观点出发，这样批判才能真正展开。
于是乎，写完这个书评，我似乎也变得理性了许多，已然忘却了自己最初想要捍卫的观点。
翻开这一系列书评的第一篇，这才发现我早已为这终结之篇取下了名字——失去的温情，定下了情感的基调。但情随事迁，此刻心想的已经不是当初想说的话。我努力回想，才大致记起自己之前的立场，那时我认为，同样是研究土地，城乡中国》相比《乡土中国》而言，多言规律，少有温情，对此，我难以认同。
那时我所认为的温情是什么呢？是对一种趋势的抵抗。在我们预期城乡的未来时，基于城市化更替乡村已然成为现实，认定农村走向凋敝已成为肉眼可见的趋势，便粗暴的宣告乡村的死刑，继而决绝地将其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里，一番批判鞭挞后便弃之不顾。一直以来，我认为这毫无温情而言，在我看来，正确的做法应该像对待一个患了绝症的病人一样，绝不可断然宣告其末路，让他自求多福，而是应该给与他拥抱，临终的关怀，恋恋不舍地与之挥手言别。
但如今看来，当初我所设想的温情带着虚伪。那时我心底其实已经接受了农村终将消亡的结论，却仍要惺惺作态式地做一番抵抗，于是这番抵抗便有些形式主义了，有些欲拒还迎的意味，温情不足而矫情有余。现在我醒悟过来，决心摒弃这种虚伪的温情主义，以追寻一种更真诚的温情。我不应该在所谓的大趋势上做取舍，断定乡村将走向灭亡，如此才有可能真正对于乡村问题做一番积极的建议，这才是真正温情之所在。
不去迎合趋势，真正沿着我们内心认同的方向前进几步，如同费孝通所做的。在他的时代，工业化和现代化常被知识分子放在嘴边，不得不说，已是看得见的趋势，但他却偏偏能耐着性子对乡村做一番实在的研究，于是从他的文字里便能找到一种真正的温情，所以，多少年过去，即便他的文字有些枯燥无趣，总还能让读者从中找到慰藉，因为这其中有一种大的温情，穿越时光，穿透人心。
对于这一观点，或许有人立马要出来反对说，别忽悠，逆流而动去寻找温情，我是死活不会干的，请另请高明。这样的反驳是有力的，经历过上世纪大事件的人，自然懂得逆潮流而动的可怕：在大革命时期有识之士纷纷闻风而动，而你选择在乡下务农，自然错失当弄潮儿的机会；在经济腾飞的时代，人人都要快速奔跑以求生存，而你选择停下来思考人生，选择写诗，后果可想而知。但我心中反问，费孝通为什么就能做到呢？我想是因为他的时代，趋势虽然很明显，但进展却十分缓慢，所以他仍有寻觅温情的机会。
对比现在，经济发展趋缓，社会变革趋于平稳，我们何不也去寻觅一些温情，去写写诗呢？（然而我不能为这句话负责，据我观察，现在写诗依旧是前景不妙，请勿随意听信。）但至少在乡村问题上，我们已能做出一些理性的判断，那就是它不应被当做一种落后的象征，仍有存在的必要。既然这样，它的发展为何要从动于城市发展的助力呢？何不同步于城市开展乡村建设呢？至少我们心中，对乡村的未来应有一种正面的期许，自不必违心对那些农村已经崩溃的言论暗暗赞同。这样，我们便有可能在这土地中重拾起那份温情。
呵，曾以为温情即煽情，这一系列书评下来，对温情的理解才有所加深。这土地中原有的温情，在时代的快速变革中被抛弃，它的失去并不是无缘由的；但与此同时，我亦看到重建这份温情的契机，这不得不说是一个积极的结论，这便是这个书评于我最大的收获。我坚信，这土地中的温情仍将存续，又何必惺惺作态地想要做一曲挽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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