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前言札记
《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前言部分表明了斯金纳写作此书的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对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政治思想方面的主要著作做一概述，主要包括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马基雅维利、圭恰迪尼、伊拉斯谟和莫尔；路德、加尔文及苏亚雷斯，还有最重要的法国的博丹。
第二个目的是：其试图运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政治理论来阐明一个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主题，这个历史主题就是现代国家概念形成的历史进程。从13世纪下半叶开始到16世纪末结束，是现代国家概念内容的发展完备时期。
现代国家概念发展的关键节点是：统治者要维护其国家”这句具有形式意义的话，其内涵从维护他自己的地位，过渡到维护一种具有独立的司法和立宪秩序的国家秩序，并且这种秩序是统治者有义务去维护的。
这个转变的结果之一就是国家的权力，而不是个人的权力被设想为政府的基础。正是在这个转变发生之后，我们才能用明确的现代词汇为国家的概念定义：国家是其领土内司法和立法权力的唯一渊源；是其人民需要始终忠诚的唯一正当目标。
在这里，斯金纳提到，一个社会掌握某一个新的概念的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一整套新语汇的诞生，这一整套新语汇能够明确的表达和论述这一概念。
第三个目的，也是最重要的目的，论述了斯金纳甚至剑桥学派研究思想史的方法，即语境主义。按照斯金纳这里的说法是：“用实例说明一种研究和解释历史文献的特殊方法”。
斯金纳认为传统的思想史研究注重“经典文献”的发展，注重文本本身，逐章论述名家名篇，而他则要力图避免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主要理论家身上，而是把目光投向这些理论家的著作所产生的更普遍的社会的和思想的原因上。
经典作家们当初都是处在特定的社会之中并为其写作的，我就从讨论与这些社会最密切相关的特点入手，我认为正是政治生活本身向政治理论家们提出了一些重大课题，引起了对许多结论的怀疑，使一系列相应问题成为辩论的主要对象。
这听起来似乎与marxism对经济基础决定观念上层建筑，国家决定意识形态有些类似，但斯金纳进一步说道：
然而这不是说我把属于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仅当作社会基础的直接产物。在我看来，考虑这些文献形成的理论上的来龙去脉同样重要，这包括前人著作和沿袭下来的种种关于政治社会的设想以及当代人（与经典作家同时代的二流作家）对社会思想、政治思想的昙花一现般的贡献。
在这里，也就是说，社会环境的作用对于决定思想家的写作而言并不是决定性的，甚至不是居于主要的，理论或者思想本身的发展同样重要，此外，思想家都是在一定的语言框架中写作的，这种彼时代语言框架的形成并不能套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模式。这也说明了为何我们常常读经典作家的书不是觉得有时代隔阂（因为关关心的主题不同），就是都能看懂字面意思，却常常误解（语言框架不同，我们常常会套用现代词汇去理解彼时的词汇，如“国家”这一概念，彼时人说，和今时人说就完全不同）。故斯金纳认为认识每一时期所应用的规范术语的性质及局限，将有助于我们明了那些思想家所面临的特殊问题是如何被提出来的，以及是如何被加以讨论的。
因此，斯金纳的语境主义可以称之为一种意识形态研究，他将每一个经典作家的理论都看作一个特定的单独的意识形态。
由以上论述可知斯金纳撰写的史著的重心不在经典文献上，而是学说意识的发展上，斯金纳认为自己目的是要建立一种系统的结构，以便把那些卓越的理论家的著作置于其中。
简要叙述了斯金纳写作《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的目的，和他的语境主义的方法后，他对“文献派”进行了批判。文献派的典型代表就是施特劳斯。文献派的一个问题在于其不能够为我们提供历史的真相。
斯金纳认为如果要理解过去的社会，我们就必须尽可能地用设身处地的方式来再现这些社会中的不同的意向。斯金纳认为这已经是他那个时候的史学编纂的常识了。但是在思想史的编写上，却仍然有很多人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名家身上。由于那些名家的见识常常超出他的同时代人，这样在思想史和社会史之间就会存在断裂。
斯金纳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经典文献与理论学说的来龙去脉在各个方面联系起来，我们就能为历史上各种各样的政治思想的传播描绘出一幅更加真实的画面。
在批判文献派的思想史写作的基础上，斯金纳表述了运用语境主义研究思想史的优势。除了能够更加真实的描绘出历史外，还能够帮助阐明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之间的联系。斯金纳谈到了一个我们现在还随处可见的一个现象，就是历史写作者，尤其是社会政治历史写作者在解释政治行为时基本不重视各种政治思想和原则。国人在书店看到的历史书也好，在中学或者大学上的一般历史课也好，可以发现在这些教科书或者史书上，思想家们的思想似乎很少对现实世界有什么影响，古往今来的政治家们的行动似乎也都是按照某一个我们可以理解的原则进行：根据现实情况不断调整，最终的目的都会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这种肤浅的意见在当前的互联网更是常见。
斯金纳认为以政治思想和原则的研究为依据来解释政治行为的方法具有决定性意义。斯金纳以政治家为例，指出当一位地位显赫的政治家希望干一件特别的事时，他会同时渴望昭示其合理性（看历史剧的国人应该对讨伐楔文一类的很熟悉）。斯金纳认为这样一个人会有强烈的动机去寻求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某一类标准语言，这类语言不仅能够描述他的所作所为，同时还能证明其合理性。
到这一步，似乎理论学说和政治行为的联系似乎仍然只是一种手段，理论学说是政治行为的手段。许多写历史的人也是这样假设的，他们的逻辑如下：一个政治家要证明他的方针是合理的，那么他所信奉的不外乎那些最能从道义上粉饰其行为的政治原则，由于对这种政治原则的选择完全是在私下里或者事后所进行的，便看不出我们作为研究者或者旁观者解释他的行为时，需要在任何方面以来他所标榜的政治原则。
斯金纳认为，这种意见或假定的问题在于，不能够正确的理解历史上的那些社会中用来描述和评价政治生活的一套标准用语。这里，斯金纳举了一个例子。一个政治家希望他本人采取的行动是光明正大的，那么就会用赞美的口吻，这也是那些一般史学作家能够理解的。马基雅维利也提到，只要略施手腕，能冠以“光明正大”知名的行为的范围就能扩大。但是，“光明正大”不论范围再怎么扩大，也显然不能够适用每一种行为，它终归是有范围的。既然它是有范围的，那么任何期望自己的行动可以被外界认为是“光明正大”的政治活动者们，都会发现自己实际上仍然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活动。斯金纳如此写道：
一个人既要得到他所企求的东西，又要证明自己的行为是天经地义的，那摆在他面前的就不能仅是一个怎样选择标准用语以适合自己目的的手段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也是改变他的方针以适应通行的标准语汇的问题。
通过以上论证和叙述，和斯金纳接下来说的一样，我们能够通过这种语境主义的方法对政治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联系有更清晰的理解。“揭示出任何特定人物用来描述其政治行为的标准语汇，我们就在同时指出了他的行为本身所受的某种局限”。因此语境主义至少有几个显而易见的优点。
一是能够更准确的分析历史人物行为的动因，因为他所用的那套语汇是分析他行为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二是，如果把这些语汇作为历史研究的中心，就有可能切实说明通过研究政治思想来解释政治行为是一条正确的途径。
三是能够更深刻地洞察经典作家的本意。斯金纳认为施特劳斯那种单纯翻来覆去地读原著是没有用的。通过语境主义的方法，能够看出他们提出并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什么，他们对当时政治论战中盛行的种种假说和成见，在何种程度上接受，甚至是忽略。
因此，要理解经典作家的思想，除了了解作家背后的社会背景，更要能够清楚那个时代通行的语汇或者政治术语。
因为了解一位作者提出了哪些问题，他借助可为其用的概念表达了些什么，就等于弄懂了他写作的基本意图，因而就能引申出他所说出的和未说出的话意味着什么。
斯金纳在简要以洛克为例阐明了语境研究的好处后，提及了他运用这一方法得出了哪些新的发现。这其实也就是《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这本书的主旨。这些新的发现包括：
在《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卷中，斯金纳发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道德和政治思想方面的术语在极大程度上源于罗马的斯多葛学派，并且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和近代早期欧洲的政治理论家所受斯多葛派社会准则和信条的影响极为深远。斯金纳也提到，除了斯多葛主义的影响外，也有之前已经研究发现的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以及巴伦研究发现的亚里士多德学说对“市民”人文主义的影响。
在《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下卷中，斯金纳则揭示了具有宗教改革特点的政治思想语汇的渊源，路德派和加尔文派都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从罗马法和经院派道德哲学中得出的一套概念。此外，斯金纳认为“加尔文主义革命理论”纯属子虚乌有。斯金纳认为，尽管近代早期欧洲的革命家们普遍自称是加尔文主义者，但实际上，这些革命家发扬光大的理论几乎完全是用他们的天主教对手们的法律和道德语汇来表述的。
笔者注：我还记得初中的时候看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的时候，当年明月就曾提过：现在的人们总是认为古代的一些对皇帝忠心耿耿的大臣是愚忠，因为他们为了一些似乎不值得的事情去牺牲，皇帝本人也并不能代表国家。当年明月对这种肤浅的论调进行了回应，大致意思是在那个时代，又没有现代国家的观念，也没有什么主权在民的观念，大臣们效忠的对象自然首先是皇帝呀！不然你还要他们去效忠谁？穿越过来效忠现在的现代国家么？
现在想来，尽管《明朝那些事儿》问题不少，但作者的这种意识，实际上已经有考虑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和互动了。
政治活动中的个人为什么做出那个行为，不做出这个行为，并不都是所谓的利益原则能够解释的，当年明月的那个例子就是如此。我如此行为的背后，一定是有我对如此行为的正当性的解释，也就是理论和实践是密切联系的。一方面我的行为以自某种理论或某种为正当性为基础；另一方面，某种特定的理论或者思想家自己的理论又为自己的行为做出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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