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读水浒，最爱看各位好汉大快朵颐的情节，只见一个好汉走入一个山野小店，招呼小二，“有甚好吃的一并上来”，不多时小二便把一大盘两三斤牛肉、一瓶酒、几个粗瓷大碗和一双碗筷在油乎乎的桌子上铺开来，好汉便可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无拘无束，畅快淋漓。
每读至此，我便好似闻到了这熟牛肉的香味似的，口齿不由地生津，眼前浮现的是一个有裂口的粗瓷盘子，铺了四五层黑中嵌着深红，隐约有几根黄筋的卤牛肉，浓郁的卤料香味包裹着牛肉特有的原味，有劲，扎实！
这样的牛肉，在嘴巴里咀嚼的时候，整个口腔都应该充满了满满的幸福感，回味无穷。那时候，真的是难得吃一回肉，更不用说“筋头巴脑”的牛肉，于是，就着这个不切实际的幻想，竟也能连下两大碗饭，每念及于此，不禁哑然失笑。
当然，在这么多吃牛肉的情节中，我最欣赏的，是武松在“三碗不过岗”的一顿饭，一大盘二斤熟牛肉，一坛又一坛清冽美酒，三碗就能闷倒驴的酒，硬是喝了十八碗，喝完后提上棒子就上山打了老虎，这等豪迈之情，让人艳羡。
但最让我神往的，却是林冲在破败不堪的山神庙中，伴着外面呼啸的风雪，把大衣紧紧裹在身上，然后从怀中取出一个油纸包，一个葫芦，打开纸包，是几大块好牛肉，喝一口酒，就一口肉，身上顿时温热了不少，那种有家不能回、前途渺茫的绝望之感也应该暂时灰飞烟灭了吧。
不得不说，水浒关于熟牛肉的记述虽然质朴，但却极吸引人，当然，对这些情节的质疑之声却不绝于耳，一个最常见的质疑就是，牛是中国封建社会重要的生产工具，历朝历代宰杀耕牛都是杀头的大罪，即使是宋朝也不例外。
所以水浒中吃牛肉的情节都是假的，不符合北宋时的时代背景。这个论调被很多专家学者所采纳，历经多年而深入人心，也有很多人给水浒中的吃牛肉情节作出很多“合理”的解释。
有的说施耐庵描写吃牛肉的情节是为了反衬好汉们造反的大无畏革命主义情怀，也有的说施耐庵是为了避朱明皇帝的名讳而把猪肉改成牛肉，还有的说是因为作者把明朝的生活饮食习惯套在了水浒中，但实际上是这样吗？
历朝历代都有禁杀耕牛的严格禁令，这一点也不假，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急剧提升，牛耕成为最主要的的农业耕种手段，耕牛因此成为重要战略物资，由国家进行统筹，禁绝了私宰耕牛的行为，然后从秦至唐，各个朝代都实行严厉的保护耕牛政策，私宰耕牛不是斩首就是凌迟。
到了背诵，个体经济得到极大发展，耕牛对农户更为重要，苏轼有“农民丧牛甚于丧子”之语，民间也传有包拯智断牛舌案的典故。背诵立法明确严禁杀牛，杀牛罪可处死刑。
《宋刑统》规定：“今后应有盗官私马牛杂畜而杀之，或因仇嫌憎嫉而潜行屠杀者，请并为盗杀。如盗杀马牛，头首处死，从者减一等”，“如有盗割牛鼻，盗斫牛脚者，首处死，从减一等，创合可用者，并减一等”，“故杀官私马牛者，请决脊杖二十，随处配役一年放。杀自己马牛及故杀官私驼骡驴者，并决脊杖十七”。
宋真宗时下诏规定：“自今屠耕牛及盗杀牛，罪不至死者，并系狱以闻，当从重断。”但这里就有几个问题。
其一，宋律只规定不能“私宰”耕牛，关键是这个“私”上，如果耕牛由于年老和得病将死，报官府报备后是可以宰杀卖肉的，当然，通过这种手段取得的牛肉，手续繁琐，肉质也肯定大打折扣，数量也很有限，但也间接说明，即使宋律执行很严格，也是照样可能买到或吃到牛肉的。
其二，这还牵扯到一个法令执行的问题，现在我们研究历史问题，有时候想当然把法令规定等同于法令一定能够有效执行，实际上，在古代，不管再严格的法令，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得到执行，尤其是像宋律对私宰耕牛的规定，更是漏洞百出，可行性极差。于是，有人说北宋“禁止杀牛”，看似挺有道理，细想起来却经不起推敲。历代朝廷同样禁止贩私盐，只要抓到就是死罪，事实如何呢？
再者，牛不是神仙，总要生老病死，到底是被宰杀的还是病死的，判断起来也很困难。总之，这个法令漏洞多且无法执行。所以说，好汉吃牛肉未必是刻意吃彰显叛逆，这只不过市今人过度解读。 实际上，买牛肉是不犯法的，“两浙诸州,有屠牛充膳,自非通议烹宰,其因缘买者,悉不问罪“。
其三，早在宋代初年，一些地方面对百姓杀牛吃牛，就没有严格依照法律规定搞严打，而是“就坡下驴”，开征牛肉税。保护耕牛的政策思路并没有大问题，但是不同地方经济发展状况也大不相同，一些地区火牛数量庞大，牛远远算不上稀缺性生产工具，甚至和家养的鸡鸭猪狗没啥差别，杀来吃牛肉，谈不上影响农业生产。
放开杀牛禁令，让老百姓放心地杀牛、吃牛，一方面丰富了老百姓的日常食谱，另一方面也让地方政府的腰包鼓起来了，达到“双赢”局面。到了宋仁宗时代，牛肉税被废止，但是民间杀牛的现象，朝廷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再管了。
而水浒传的时代背景设在宋徽宗执政末期，也就是1120年左右，离北宋灭亡也没几年了，那个时候，牛肉恐怕早已走进千家万户，好汉们吃个牛肉，早已算不上什么“叛逆”之举，也毫不担心会被官府抓起来定罪了。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