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二四七：天理与人心

《传习录》二四七：天理与人心

问：“《易》，朱子主卜筮，程《传》主理，何如？”

先生曰：“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天下之理，孰有大于卜筮者乎？只为后世将卜筮专主在占卦上看了，所以看得卜筮似小艺。不知今之师友问答，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之类，皆是卜筮。卜筮者，不过求决狐疑，神明吾心而已。《易》是问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问天；谓人心尚有所涉，惟天不容伪耳。”

程颐在《周易程氏传》中讲：“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由这段话可知，黄修易所说的“程《传》主理”并不准确。程颐先生的意思非常明确，对《易经》的恰当把握，能够结合现实生活中的现象，准确地把握规律，进而对事物的发展趋势作出正确的判断。其基本原理在于“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事物的规律决定了它所呈现出的表象，现象背后是规律使然的定数。有了这个基本原理，人们便可以依据事物呈现出的现象，去推导它背后的道理——规律，也能透过现象精准把握它的发展结果——定数。

很显然，中国人因为所处地理环境的原因，有着更为宏大的天下观，甚至宇宙观。从时间维度来看，中国人的根本计时单位是“年”。因为所处维度的农耕生活使得中国先民心目中格外看重四季变化，四季变化的一个周期恰是一年。然后先民们向下拆分才有了二十四节气的概念，有了以“朔望”为周期的“月”，进而有了“日”、“时辰”等计量单位。先民们以“年”为单位向上拓展，以三十年为一“世”，六十年为一“甲子”，孔子更是结合自己的经历，将时间维度上的生命变化标注为“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从空间维度来看，中国人以波纹形式定义地理。城内有宫，城外有郭，再远一些是野。《周礼·夏官·职方氏》更是以“九服”来标定地理，以王城所在的方圆千里为“王畿”，以“王畿”为中心，以五百里为概算单位，由近及远分别命名为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这其间有个深层的逻辑，那便是承天命的天子威德的影响力所及，这也就让天子本人有了强烈的自身文明建设需求——以保证自己的“威德”影响力。

在对中国先民“宏观”观念理解的基础上，再来看《易经》所揭示的象、理、数，便容易多了。很显然，这里所说的现象、天理、定数同西方近代科学视野下的现象、定理、定数有着尺度上的不同。《易经》所讲的现象、天理、定数，更像是一种大趋势、大境界。把握住了这个大趋势、大境界，也就把握住了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用《大学》的话讲叫“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天管的本来就是大趋势、大境界，哪里是人的小尺度所能度量的？

黄修易问：“朱熹先生认为《易经》的主要功用在于卜筮，程颐先生的《周易程氏传》主张《易经》的主要功能在于阐发天理，先生怎么看？”

阳明先生说：“卜筮是理，理也是卜筮。穷究天下至理，哪里还有比卜筮还要重要的？只是因为后世将卜筮局限在占卦上了，所以在君子心目中卜筮便等同于雕虫小技了。殊不知现在师友之间的问答，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之类，都是卜筮。所谓卜筮，本质上就是‘求决狐疑，神明吾心’——决断狐疑之事，让人思路清晰、明白如有神助。《易经》是向天寻求帮助的书，人有了疑问，又没有足够的自信，所以才借助《易经》向天寻求帮助。因为人心往往会有所涉着或偏颇，惟有天却是掺杂不得半点虚伪的。”

朱熹先生关于把握宇宙规律有一个观念，他认为事物有事物的分殊之理，所有的分殊之理之中，又蕴藏着宇宙真理——一理。要把握“一理”，先要通过“格物”穷究一个又一个事物的分殊之理，当穷究的分殊之理足够多时，便能够自然洞见一理——宇宙真理。如此一来，《易经》其实就是人在把握分殊之理的基础上，借助卜筮联通窥伺一理的过程。没有卜筮，“一理”是不会凭空产生的，没有卜筮，《易经》也就失去了意义和价值。

准确来讲，朱熹先生没有说过《易经》只能用来卜筮，程颐先生也没有说过《易经》只能用来帮助人洞悉天理。说到底还是“文字”之害，本来可以通过“良知”洞悉的，一旦过分依赖文字，过分穿求文义，反而失去了“道”之精微。

天理与人心之间，没有任何隔膜与介质。说天理就是人心，人心就是天理，多少有些令人费解，但两者的一体同然却是“真实不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