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再次和以前杂志社的主编在上海重逢,我才发现自己已不知何时把她遗落在了不知何地。也许我的生活已经和她有过太融洽的绸缪,就好像一根祖母留下的项链,曾经和我的肌肤有过太亲密的厮磨,以至于在某个晚宴的前夕蓦然对镜,才发现只剩下灯光在抚摩我颈上不再敏感的苍白。
“你想去哪里玩?”出发前他这样问我,我很想告诉他,我们都把上海给丢了,一同带走了我们胸口里某些不知名的东西,不管是什么,都是我们必须找回的。
一向以为认识一个城市应该从她的历史开始,于是第二天中午我就和他去了上海城市历史发展陈列馆。读了几本史书,看过几件文物的我们以为历史的洪流向来不屑于前进在温情脉脉的河道里,于是也就习惯了用血与火来描绘它沧桑的面容。却忘记了历史,其实也就是先民们的全部生活而已。没有吴淞口的炮声,没有小刀会的呐喊,历史在这里只是咸货行里散发出的海的气息,老虎灶头渐渐蒸腾而起的晨光,霞飞路咖啡厅里徐志摩和泰戈尔刹那交会的目光,还有石库门前可的牛奶箱的沉默不语。它们不是一篇想让人听到的雄辩,而充其量只是几句无意间被听到的自语罢了。这就是我的城市,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她和我的距离始终小于我视力的近点而显得那么地朦胧不堪。
出了陈列馆,自然就踱到滨江大道,这里是看万国建筑博览的最好之处,不像在对岸外滩,反倒有种“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迷茫。隔着清寒如是的盈盈一水,再热切的目光到达对岸也只是温柔的一瞥。正是傍晚时分,眼看外滩的楼群在灯光的依次热吻下逐渐苏醒。也只有在这微妙的距离外,微茫的光影中,你才看不到那花岗石墙上的弹孔,那铸铁栏杆上的锈迹,还有那琉璃花窗上的裂隙;只有这样,你才看不到这个迟暮美人眼角的那些鱼尾纹而为她阅尽沧桑的风情万种所倾倒。不必太多的饶舌,其实凭我的年龄与经历,能说出来不过是些印刷字符而已,更何况这段江水的随便哪一朵浪花打湿你的衣襟,绞干的时候,都能听到无数个故事滴落。
接下来我们的足迹还是不能免俗地踏进了新天地,田子坊……。“这里不像上海”,这是主编的评价,我以为这至少不是一句褒语。虽然昨天我们已经去过了历史陈列馆,但我总觉得这里像一个更大的陈列馆,连墙上触手可及的旧时字迹,也像隔了玻璃与灯光般遥远。更何况那些阳台上曾经为一声叫卖而缒下的竹篮,那些老虎窗里曾经为一群鸽子而响起的哨音,还有那些黝黑的木门里曾经为某个绰约身影而感动的故事,都已经被时光,或者某些比时光更残忍的东西所销蚀。只留下石库门苍老动人的骨架和黯然华丽的皮毛,被填充进各种时髦的元素,制成栩栩如生的标本以飨游者。
因为下榻在PULI酒店,所以来来往往坐得最多的还是地铁,看我第一次投币买票,主编便给了我一张交通卡。我们说到,香港至今还保留着有轨电车,就是一路走来缀着一串“叮叮叮叮”的那种,所以香港人管乘电车叫乘“叮叮”,亲切得就好像在叫唤邻居的小男孩。可惜上海的公交早就从张爱玲笔下那“一辆衔接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的模样,长成同车厢里那些竖起的风衣领子和漠然不斜视的目光一般成熟老练了。之所以这么执着地向投币箱里喂硬币,应该是想在“丁冬”的瞬间重温他嘴角曾经调皮的莞尔吧。
第四天,离开上海,离别的伤感竟也毫不妨碍一丝轻松的存在。毕竟我又要回到我熟悉的生活中去了,也许那才是我的上海。对于我来说,上海的太阳与其说是陆家嘴那颗闪着红光的明珠,不如说是凯司令栗子蛋糕上的那枚樱桃;而上海的月光,哪里是外滩入夜后的灯火辉煌,分明只是广告上美女微笑时露出的贝齿。身为一个上海人,肯定对人间烟火有着最痴情的迷恋,对平淡生活有着最直接的对视。所以当我急不可待地走出家门去追踪那些在十字街头变幻莫测的影子,直至拖着疲惫的身子空手而归时,也许才发现我苦苦追寻的正乖乖地坐在沙发上等我呢。只是这一点,如果不走这一趟,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明白的。
感谢主编,在以前的上海工作期间给了我指引,不只是工作上,还有人生和选择上,很多观念当时不明白,但是在今年香港的生活中越来被证明是金玉良言。很佩服他的人生观,还有他的不老颜,很多很多,甚至连名字都好听,郁懿挺。
主编要走了,在上车前我对他说了“再见”,就好像明天依然会再见一般那么自然地脱口而出:“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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