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很少说到父母妻子、家庭生计，或者故事人物的日常行止，《三国志》中却常直接或间接提到，一部英雄主义的浪漫史诗与一本满纸仁义的帝王家谱，区别在此。“帝王家谱”是鲁迅的名言，不能说不深刻，后来的读者，却不能只看到这句话。
少年心性，唯快意恩仇，与群雄逐鹿。年岁稍长，可能是接受了自己的平庸，也可能是消磨于鸡毛蒜皮的繁琐，收敛起来，便不时要回头关心起父母妻子、家庭生计，其所用功处，则在晨昏起居、日常行止之间。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孔孟以来中国的传统——没有什么神迹，没有什么往生的诺言，也没有什么神圣的朝拜、不朽的功业，却回过头来，关心起日夜之间的点滴生活，关心起所有人最常态、最本真的存在状态。
谯周劝后主降魏，后来三国史书，是魏晋一派修的，从立场上讲，要为他说些好话，然而总还要借别人的口评论一番，表达对他的不认同：“禅既闇主，周实驽臣”。最近知乎上讨论“如果后主不降魏会怎样”，答案也多不认同，这就是数千年来中国人所谓的气节所在：姜维一句“臣等死战，奈何先降”，诸军将士激愤难已，“以刀斫石”，都让后来人同感共鸣。
我所想的是，如果生在当时，我们又将作何选择？
并不简单。刘禅与谯周，身当其位，牺牲先辈与臣民的心血与性命，换取自己的苟存与富贵，当然混蛋，史有定论，我们也不必替他们翻案。而那些奔波避祸，妻子流离的宗族村落；那些年年战乱，被迁来迁去的边境农民；那些丈夫兄弟战死沙场，还需辛苦耕织，输送军粮的蜀中孤寡，难道在听到投降消息之后，心中没有一点点的欣喜、一点点的松懈吗？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
可以断言的是，多数百姓并不想与风流人物的英雄事业有什么关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苦稼穑，但求一饱，儿女在侧，但求平安。如果父兄妻子不能免于无端的伤害，不能免于对公共或私人暴力的恐惧，则虽称盛世，也是别人的盛世，虽称正统，也是矫饰的正统。
蜀魏之争不比民族国家之争，也与刘备在天下大乱之时“欲信大义”的情形不同，没有那么清楚的是非，没有那么分明的黑白，没有什么“亡国灭种”的说法，也没有什么“黎庶生民”的忧患，真说到底，无非是宫墙里住的人又换了一拨，庙堂上的牌位又换了几个而已。至于后来成都之乱，乃至五胡乱华，都是不可预见的事，列入考虑恐怕也有失公允。
气节与仁义，于是在这里交错碰撞。
我们历来的态度，是从背景上鼓励和平，从个人上鼓励气节。只是史书中的个人，都是英雄俊杰的个人，没有平民百姓的个人，这些个人，都以读书为业，以政治为业，以征战为业，而不以稼穑耕织为业。读史的人，容易代入，容易忘记自己所处的不同位置、不同时代；容易激动于纵横风云，摄魂于生死气节，容易忘记自己的头颅，大有可能只是“斩首万余”中的一颗。
因此，我们说，这个选择并不简单。而这个不简单，是对全知全能，能掌控全局的人而言的，是对读史的后人而言的。至于当时每个个体的选择路径，与我们所能看见、所能想到的，恐怕又完全不同。基于刘禅的人生经历，可能投降是必然选择，处在姜维的使命与职责所在，或许只能死战，至于一般的平民百姓，又哪有什么选择可言？正所谓“有情皆孽，无人不冤”，个体生命立于时空洪流之中，大抵如此。
《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不同，比起英雄主义与浪漫情怀，多少要更贴近人物的真实生存状态一些，今天的读者也与史书中的人物不同，放下风云跌宕、悲情壮烈的书卷，还要回到晨昏起居、穿衣吃饭之间。关注个体生命的生存状态，关注他们的父母妻子、家庭生计或者日常行止，与关注他们的浪漫情怀同等重要，关注铁与火的残酷无情，与关注英雄人物的志向与事业同等重要。
就自身来说，很难说这种关注会在多大程度、以何种方式影响我们作为个体的存在状态与人生选择。最多只能说，在日夜奔忙之间，回过头来，我们可能已经对我们的存在状态进行了慎重的考虑；在取舍抉择之后，向前走去，我们或许可以不必为他人的裹挟而后悔，不必为因果与得失而忧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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