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来说，《巴黎隐士》算不上一本传记，既非自传，也非他人系统整理资料后按年代撰写的传记，而是一本伊塔洛·卡尔维诺的随笔集。其中，卡尔维诺访问美国的日记又占了一半的篇幅，以此而论，说是卡尔维诺的私人日记倒也可以。
说起卡尔维诺，对现代文学稍有涉猎的读者来说，自然不会陌生，卡尔维诺那多变的文风，瑰丽的想象力，新奇的结构，是任何一个喜欢西方文学或者现代文学的爱好者都无法错过的作家。
那么，卡尔维诺本人是什么样子的呢？
与其说《巴黎隐士》让我们了解卡尔维诺其人是怎样的，毋宁说让我们知道了卡尔维诺小说之外的文风是怎样的。因为说到底，单单一本十来万字的书并不足以将一位名作家的一生收纳进去。说该书表达了作者一种态度也好，一种心声也好，我们终归是透过文字来理解已经离我们而去的卡尔维诺。
身为作家的卡尔维诺并不习惯抛头露面，甚少在公开场合谈及自己。于是在许多年里，卡尔维诺在巴黎过着隐士般的生活，还拒绝领数百万里拉的奖金。《巴黎隐士》的书名便因此而来。关于生平，卡尔维诺写道：“我仍然属于和克罗齐一样的人，认为一个作者，只有作品有价值。因此我不提供传记资料。我会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东西。但我从来不会告诉你真实。”
小说家应不应该出现在公众视野里，还是躲在小说的帷幕后当一个隐形人？同样居住在巴黎的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的想法或许更为激进。
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写道，“小说家是一位（照福楼拜的说法）希望消失在他的作品后面的人。消失在他的作品后面，也就是说拒绝公众人物的角色。这在今天并不容易……小说家一旦扮演公众人物的角色，就使他的作品处于危险的境地，因为它可能被视为他的行为、他的宣言、他采取的立场的附庸。”
可以说，在这一点上，卡尔维诺和昆德拉的观点趋于一致。
不过，卡尔维诺过去作为政治家，确切地说，作为共产党员，他所参与的公共活动，他的政治主张显然是无法抹除的，是原原本本存在于那里的。关于作家是不是应该参与政治活动，卡尔维诺也在书中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他说，“我认为人人都应该参与政治。文人亦然。我认为公民及道德意识对人理当有所影响，迟早对作家也会有影响……我认为作家应该保持一个开放、不可能拒政治于门外的论述空间。”
卡尔维诺在《青年政治家回忆录》一文中回顾和整理了自己青年时期的政治理念，或许并不足以称其为政治理念，而仅仅是对周遭世界所持的态度，他说：“青少年阶段，我跟学校同学几乎一致憎恨法西斯，不过这并不表示说我注定将走上反法西斯之路。那时候距离我使用政治术语观望局势还过早，更不用说争取某样东西以对抗另一样，或是为自己在寻求未来的解决方案中找到定位。”
那么，卡尔维诺缘何退出政治活动了呢？他原本热心的事业为何让他心灰意冷了呢？他对所谓的“斯大林主义者”又是什么看法呢？卡尔维诺并没有采取逃避的姿态，而是明确地直面自己内心，将自己这一过程中的想法一一道来。
匈牙利事件发生后，在意共内部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一些人希望声援匈牙利，而更多的人则认为，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必须要有所选择，只能坚定地站在一边。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决心无条件跟随苏共政策，许多人顿感失望，也包括卡尔维诺。一些人一声不吭地退出了意共，也有人和意共断绝了关系，而卡尔维诺则发表公开信，宣布退出意共。
卡尔维诺后来回忆说：“那些事件（匈牙利事件）使我疏远了政治，我的意思是说政治在我心中所盘踞的空间较之前要小得多。自那时起，我再也不认为政治是全面的，同时开始质疑。”
的确，《巴黎隐士》或许并不是那么有趣，文学价值也没那么高，但我以为，这本书里的卡尔维诺始终是敞开的，他以真诚的态度拥抱世界，拥抱自我，既是与世界也是与自己对等地交流。
所以，我们在《巴黎隐士》中看到的是一个可爱的、真性情的老头，幽默、风趣的老头。他既不怨天尤人，也不自怨自艾，既不自视清高，也不贬低自己，而是以热情的态度省视自身，观察周围，观察他看到的一切。“趋近世界，也就是说朝发掘更多真相努力，是写作者的基本生活态度，那显现于纸上的不管是什么，无须怀疑，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