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
本文作者谭继和教授，1940年生，今重庆市开县人，1965年川大历史系徐中舒先生指导的先秦史专业副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编写组工作。现为四川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四川省社科院二级硏究员，博士后导师，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川大中华文化研究院咨询委员，天府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四川省志审核委员会委员、成都市佛教协会顾问。四川省司马相如、扬雄、郭沫若等研究会和省武术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省大禹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省李冰、武则天、杜甫、杨升庵等研究中心顾问，省大禹研究会和省杜甫研究会顾问，省图书馆理事会理事。中国郭沫若研究会顾问，中华口述史研究会副会长。巴蜀全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巴蜀文化通史主编。曾任五至八届省政协委员兼文史委员会副主任，省社科院巴蜀文化学首席专家，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四川省学术带头人，终身享受国务院特津专家。主要著作有《刘沅十三经恒解笺解本》《巴蜀文化辨思集》《巴蜀文脉》等。
本文系作者为纪念南怀瑾先生诞辰百年而作，授权南怀瑾学术研究会、南怀瑾文教基金会发表，全文约两万四千字，分期连载，转载请注明出处。
南怀瑾学术思想
与巴蜀文化 （四）
文 \ 谭继和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儒家学派是孔子于齐鲁创立的，但“孔子绝不是儒家的开山祖师”（吾师徐中舒先生语），儒家思想的渊源久远，其源头为原始儒学，“五行说”是儒家思想的根源。以“五行”为首的“洪范九畴”，是古人顺应天时地利，重农事重水利的经验上升为天地阴阳宇宙观的理论结晶，是儒学的源头。大禹兴于西羌，是蜀人。他依据“岷山导江，东别为沱”的治水经验，提出顺水之性，崇尚自然，作“洪范九畴”，确定国家社会治理的大范大宪的九大类范畴，提出“五行”以水为首，以水火木金土为序，也就是“天一生水”，这是儒家观念的来源，也是大禹创立的“天道五行”。后来孔子将大禹“天道五行”发展为“礼义学仁乐”为主旨的“人治五行”，主张修礼、陈义、讲学、本仁、播乐（《礼记·礼运》），思孟进一步扩展为“仁义礼智信（《郭店楚简《五行》：“信”作“圣”）”的“德治五行”，再发展演变而为汉代董仲舒的人伦五常说。由这个过程也可看出大禹是原始儒学之祖，是最早的儒家德行的实践者。正因有如此久远的儒源,所以后来，从西汉文翁兴儒化蜀起,进一步拓展了儒风在巴蜀的流布，直到清末尊经书院盛行今文经学，使历代蜀学环境得以成为以“蜀解儒经”为本,贯释道,通百家,“以文辞显于世”，以“文章冠天下”的“好文雅”“重文史”的书香乡风，传承至今。这样的儒统，对抗战时期入蜀的大量文人，如怀瑾师这样的，无疑有有形和无形的影响。
儒与道的源头均在易，蜀地对易学也有特殊贡献。汉代扬雄著《太玄经》，创蜀中世传的“太玄学”，晋范长生创“蜀才易”，至唐形成为李荣重玄学派，至宋明出现苏轼东坡易传、谯定、来之德的易学，形成蜀易学“学古不法古”的特征，被宋代理学家二程誉为“易学在蜀”的独特识见与独特风格。这样的易学独到思维传统也一直在蜀中传承，就如南师抗战时所遇所请学问难的灵岩书院的师友，袁焕仙先生、蒙文通师等，都是这个传统继承的佼佼者。
再说“菩萨在蜀”。“菩萨在蜀”是唐代剑南道梓州通泉县（今射洪县）的故事。一群巴蜀商人到五台山去拜菩萨，有个和尚告诉他们：“菩萨在蜀，你们何必舍近求远？”要他们回蜀中到通泉县灵鹫山灵鹫寺去找一位老头陀，他就是活菩萨。这群商人眼见活菩萨而无法企及，只见到他的影子在石壁上。这个故事说明巴蜀禅学的独到特色：独拜能利益众生的菩萨，顿渐随缘，佛在心中，心性合一。
巴蜀禅系的思想奠基者是唐太宗时的玄奘，他在成都修习五年，播种了“万法唯识”。巴蜀禅系的首创者是唐代智诜。他在蜀中创净众——保唐禅系，融合南北顿渐二宗，“别开一宗”。八祖什邡人马祖道一倡“平常心是道”，创立丛林和农禅制度，使禅学进一步人间化、生活化、社会化，为禅宗变为人间佛教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以后禅月贯休、圆悟克勤、楚山绍琦、破山海明、丈雪通醉、能海、遍能、隆莲等历代巴蜀禅学大师对禅宗发展皆历有贡献，使四川成为中国禅学中心之一，故有“言蜀者不可不知禅，言禅者犹不可不知蜀”之说。
以上分别就儒释道三教三学在巴蜀的渊源、基本特征，及其对巴蜀历史人文环境的影响和作用，做了简短的叙述。其中主要是道的“仙学”、儒的“道学”“心学”、佛的“禅学”三方面构成巴蜀历史人文环境的特色。这样的历史人文环境，已经深化到巴蜀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方式和思维方式之中，故对在籍巴蜀和客寓巴蜀的文人学士会发生有形无形、或显或密的影响和作用。
如果再进一层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实际深处观察，这三教不是孤立的、封闭的分散的影响和作用，而是三教圆融、会为一宗，同时又是互竞互融，“与释比较”、“与儒并功”、“与道并玄”的三教三学融为一个地域文化共同体的共识所构成的历史环境、人文环境以及思维空间对于巴蜀人心灵的影响和作用，其特点是“儒仙禅”的共同体意识，即：儒化仙佛，仙化禅儒，禅化仙儒，仙禅儒互化混元为一的共识。这一共识，浸入心田，即成为“心灯”精神。袁焕仙先生与南怀瑾先生在四川首讲“心灯”，秉持“心灯”情怀，就应作如是解。
四川所育养的仙禅儒“心灯”传统的历史人文环境，其由来也是很早的。仙儒相化的“列仙之儒”形象，最早出在西汉赋圣司马相如笔下。到唐代以来，更兴起三教共一道场的教化之风。巴蜀最早的“三教道场”是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年），建在资州（今资中）的三教道场，由资州刺史叱干公奉御敕所建，老子、孔子和释迦牟尼三圣共一堂，“方丈之间，示我三教”，以便宣示“首唱忠孝”，“已表儒风”，“中含仙道”，“开悟方便”的三教合一的风习。到宋代，“渠城”（今四川渠县）还有个建“三教寺”的故事。最初在“城之绝顶处”建有个佛寺，“而未及儒与道”。后由僧了一将该寺改为“三教神祠”，“中如来，左孔子，右老君像，皆石刻”，并命名为“三教寺”，以宣“三教合一”之理。清人为该寺写碑记，进一步阐述“纯儒释道三教，一而三，三而一者也”，三教合一宗旨皆在“事理乐农桑，俗习正风化”。“惟儒教正中平易，有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不与一切象教同视”，“可见教门虽异，儒理实兼”。这里所阐述的以儒为本、贯通释道的精神，正是巴蜀人所理解的“三教合一”的根本宗旨和文化内涵。不仅三教合一有专门的道场，就是佛寺或道庙亦都贯穿着儒释道经书并习的精神。例如，唐僖宗逃到成都，即将玄中观改为青羊宫，这是巴蜀道教第一丛林。该宫的建设也贯穿了三教会通的精神。唐人乐朋龟专门为道观当重三教合一之理，写了《西川青羊宫碑铭》。他在该铭中称成都为“仙乡故里”，青羊宫是在“太玄城内”、“濯锦江边”化出的老子“行宫”，这是申述青羊宫的“仙道”精神。但他特别阐述这个“仙道”精神是三教合一的：“道儒二门，经纶一揆”；“三千儒术”“九万灵仙”，聚为一体。“分身作佛，济如来千劫之功”。所以老子形象是以“真仙”“羽客”之身，“与释比较”，“与儒并功”，以“大道”为“三教之冠冕”。由此可见，道观虽以“立清静为理，体虚无为师”，但其本质还是“三教揆一”才是“不二之教门”，“真一之本宗”。清代大儒双流人刘沅为重修青羊宫三元殿写碑记，又再次阐述青羊宫的精神内核是儒道结合，“上肖三元（指乾、坤、水）”，“下修人伦之正”，“三元实仅一元”。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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