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
本文作者谭继和教授，1940年生，今重庆市开县人，1965年川大历史系徐中舒先生指导的先秦史专业副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编写组工作。现为四川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四川省社科院二级硏究员，博士后导师，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川大中华文化研究院咨询委员，天府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四川省志审核委员会委员、成都市佛教协会顾问。四川省司马相如、扬雄、郭沫若等研究会和省武术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省大禹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省李冰、武则天、杜甫、杨升庵等研究中心顾问，省大禹研究会和省杜甫研究会顾问，省图书馆理事会理事。中国郭沫若研究会顾问，中华口述史研究会副会长。巴蜀全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巴蜀文化通史主编。曾任五至八届省政协委员兼文史委员会副主任，省社科院巴蜀文化学首席专家，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四川省学术带头人，终身享受国务院特津专家。主要著作有《刘沅十三经恒解笺解本》《巴蜀文化辨思集》《巴蜀文脉》等。
本文系作者为纪念南怀瑾先生诞辰百年而作，授权南怀瑾学术研究会、南怀瑾文教基金会发表，全文约两万四千字，分期连载，转载请注明出处。
南怀瑾学术思想
与巴蜀文化 （八）
文 \ 谭继和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四）巴蜀禅系重“修证”的特征与南怀瑾先生学术思想以“确有见地”为宗旨，重力行修持实证的关系。
南师关于禅的实质重在“修证”的理念，在他有关禅学的著述中随处可见。他认为“历隋唐以后”，佛教“一直成为中国学术思想的一大主流”，它的功绩在“领导学术，贡献哲学思想，维系世道人心，辅助政教之不足”。因此，赞许“它是哲学的哲学，宗教的宗教，一点也不为过。”（《中国佛教发展史略》434页）“因为，它有宏博的宗旨，湛深的教义，智周万汇的思致，广大圆融的说理”，所以“未来佛学的前景”，“如就宗教信仰来看”，其旧径路也许“似乎越走越窄”，而“如就学术思想而论，它的新境界，必将愈拓愈宽。”这是南师经过若干年研究后，对禅宗、禅学的基本性质、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和基本走向的总结性看法。从中我们似乎可以挖掘出来南师的“禅”的未来走向的理念：也许就“禅宗”的宗教性而论，旧路子会越走越窄，需要革新。而就“禅学”的哲学性而论，新境界只会“愈拓愈宽”。但“处在二十世纪的科学时代”，佛教界能认识到这个特征的不多，原因在人“说理者多，修证者少”，“已经发现有许多歪曲的理论，这是一种极其可怕，自毁教门的危机。”挽救危机的唯一方式，就是回复禅的“修证”传统，“以人人身心为实验的条件”，“身体力行”，“躬行实践”，“向自证自省去努力”，“才可以求证到一个圆满的答案”。正是基于学术研究当重“修证”的思想，南师才得出结论说：“禅宗最重人们确有见地，佛教称佛为大雄。”可见对“大雄见地”修证的不懈追求，正是千年以来推动禅的中国化的发展历程的独特精神力量的体现，也是中华民族文化重理念、道德和智慧的修证实践，重气度、神韵和风貌的身心修养的体现，更是对民族精神创造的热力自信的体现。所以，禅在中华文化的传统格局中，能够成为既化儒又化道（同时又受儒、道之化）的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始终充满活力的精神基因，成为融古通今、交流互鉴、开放包容的、富有永恒魅力的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文化主干元素。这是南师一生多年研究的经验性总结，也是他学术思想的菁华，还是他在儒释道的全面研究中偏重于禅学的一个主要原因。
应该说，这种重会通修证的学术风格、学术重点和学术术语的形成，与巴蜀禅系传统作为根植怀瑾学术思想的肥壤沃土之一有莫大的关系。
巴蜀禅系重修证、重会通，是历史传统。初唐时期的玄奘选择来成都修证习律受具足戒，长达五年之久，就是因为成都比较当时残破的长安具有佳好的转益多师于讲寺、修持元典于法门、高僧大德仙友雅集的修证问道的环境。玄奘唯识法相学的修证，也为巴蜀禅系的起源和形成播下了种子。其后智诜在资中德纯寺与其系下弟子创净众——保唐禅系。他是五祖弘忍弟子，与南宗惠能、北宗神秀是师兄弟，他的修证思想有兼容南北二宗，顿渐随缘，中和为正的特点。其再传弟子无相是巴蜀禅系的标志性人物。他提出“六字”（“无忆、无念、莫妄”）的修持理念，是对惠能《坛经》的新解，把《坛经》所云：“无者，无妄想；念者，念真如”的“无”与“念”两字落实在无妄想的定力和求真如的解脱上，从而为戒定慧三学找到“总持门”，成为“般若三昧”简要修持途径，为由禅（宗）入净（净土宗）开了方便之门。
处寂、无相的弟子、成为禅宗八祖的马祖道一及马祖弟子百丈怀海，会宗曹溪心法，对创立丛林制度、农禅制度、清规制度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到无相的再传弟子，蜀人圭峰宗密是“禅藏”编纂第一个集大成者，明确主张三教一体, “孔、老、释迦，皆是至圣”，“内外相资，共利群生”。他以唯识学为根基，会宗佛教内华严、荷泽、贤首各派，综合律、礼、忏，成为“三昧忏法”。
圭峰的同时代人，蜀僧德山宣鉴是“一花五叶”的分灯禅的奠基者。他的主张是借“一机一境”的修证，一刹那获得理悟行解，从而提升获取智慧与知识的能力，这是禅家最常用的方法，南师总结为“理虽顿悟，事资渐修”的禅法。袁焕仙先生教育南师的方法，就是这种禅宗思维范式传承的方法。南师在《禅海蠡测》中对此做了这样的总结：“所称顿悟证得者，实自渐修而来。顿者，指渐修之最后一刹那也”。不过，顿悟“终须渐修而圆"，“不是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南师认为这套思维路径是中国独有的禅法。就是这个“悟”字，也是“禅宗传入吾国后，特有之一名辞”。南师特别讲述这个“悟”乃“属证悟”，是“根本智”与“诸差别智”的兼容与会通。进－步说，“根本智”对“诸差别智”而言是“兼容”，“诸差别智”对“根本智”而言是会通。“会通”于上，“兼容”于下，就是“联想及于开悟”的根本方法。南师的这些总结性见解，应当说包含了“蜀禅”会通仙、儒、禅所提供的思想养料与精神遗产。
宋代承传蜀禅善于会通三教修证的最突出的代表，是成都昭觉寺的圆悟克勤，他在荆南碧岩寺撰著的会宗性著作《碧岩录》成为必习的禅学“宗门第一书”。
元明清直至现代，南师称之为禅宗的“寒冬清冷”，“心灯欲堕"，“几趋衰落”的幽壑时代。在这个时代，禅者多“晦跡韬光”而“尚修持”。但在蜀中有所不同，反而从宋代起“居山闭关打七之事，相率成风”。明代蜀僧楚山绍琦、聚云吹万是明代禅宗修持与会宗的代表。明末清初蜀僧破山海明则是“打七”之风的创始者之一。“打七”就是仿效佛祖在菩提树下七日证道之举，闭门静七，“尅期取证”，为开悟开一方便法门。这个方法多被现代高僧居士用为闭关读书、静思静虑的修心之法。如从学问角度看，这也是蜀中禅友从东汉就开始的仙友雅集、会通得悟的好方法。南师禅学的第一步修炼就是在袁焕仙大德的灵岩“打七”会上开始的，以后在袁老的维摩精舍得到新的印证和新的精进。南师在峨眉山大坪寺曾“三年闭关，阅全藏竟。”在那里读完了该寺所藏全套《大藏经》。他又清居五通桥，览《永乐大典》，远游康藏，探秘密宗，游学滇池，回家乡读《四库全书》，从而取得了“博览法藏，独契心源”的充裕时间和广阔空间的最佳效果。应该说这是蜀中的书香和禅学生活环境，包容各宗各派的宽松环境，给他带来了“修证”——“理论+实验”——的优越条件。这对他成长为一代宗师和通儒，百科全书型的思想家，是有相当助益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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