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霉大米事件，闹的颇为沸腾，但一打开那些点评议论，果然不出所料的一律都在谴责奸商黑心，一句话概括，就是这些人没人性，为了钱什么良心都不要了。
从人性的角度谴责一群人或者一个人实在堕落，大概全世界都只有中国这里最热衷于搞这样的运动。每次都可以闹的很大，但最后还是啥事都没解决，然后一切照旧继续发展。中国人惯于谴责人性的罪恶，骂起这样的败类来有无数个词汇可以往他们身上套。但其实要管制和约束这样低级的罪恶事件一再发生，办法是有的，那就是设计出一套制度来，奇怪的是，中国人却又是对制度特别不屑的一群人，从古至今，许多国家、许多民族，都有形成自己的制度化的条条框框，但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一项制度诞生的。拿破仑征服欧洲，所到之处就是他一以为傲的法典落地实施，而中国人打来打去几千年，都没有一项成文的制度，能够套用自上而下一起遵守，别拿科举制度来举例反驳。科举虽然是一项制度，但它只是看起来像制度，内里从来就没有明确可以厘定和遵守的标准，参考的内容五花八门，甄选更是纯粹靠各种人为操作，毫无严谨公平可言。
欧洲人去美国的途中，还没有登陆，就已经在计划好如何设计制度来规范上岸后大家的行为，华盛顿带领一大帮人打完战争，大家挤在一起扯皮，为的不是谁功劳大要分封什么官职，要得到哪块土地，为的是给将来设计一个制度，为了这个制度，大家争的面红耳赤，甚至宁愿不能立国，也绝不妥协。这种扯皮，在中国人眼里是很愚蠢的行为，中国人讲究的就是不争论，先发展，什么问题以后再说。所以，中国人本是有机会设计出一套很好的制度来保障人性不会向恶方向走偏的机会的，但就是太过务实，什么都想留给后面的人去解决，而不是当下就解决。与美国人不解决制度问题就不立国相比，中国人都是不管黑猫白猫，先抓到老鼠就认它为好猫，于是这种不分黑猫白猫的做法，自然带来恶果。没有一种制度说明了黑猫是好的还是白猫是好的，这就会导致后面孳生出许多问题，在某一时段，觉得黑猫更有前途，大家就以黑猫为尊，又过了一段时间，需要白猫出来纠偏的时候，就把白猫捧到神龛上，然后狠踩黑猫。
所以真实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自相矛盾左右手互搏的矛盾史，多少人上一个时间段还是正面人物，他的行为规范还是社会的标榜，下一个时间段就立马臭不可闻，被批判到一文不值人人喊打喊杀。这是一个多么滑稽的人文现象。整个社会给人的感觉就是贪官不绝，奸商不止，但另一方面，我们又明明处处都洋溢着温暖的正能量，和谐发展，其乐融融。
人性，这这样的过程中始终被无限放大，但制度，却总在这个过程中被有意地忽略。需要正能量的时候，人们毫无保留地无限度讴歌赞美一个人，说他有多崇高伟大都不过分，但一旦被贴上负面标签之后，你又可以毫不留情地给他泼脏水，罔顾他曾有的正面积极意义，只挑烂的剥，能踩多狠就多狠。
我们放大人性去评判一件事情，根本就毫无意义。就拿成都这个霉米霉肉事件来说吧，每个人都是这个社会链条中的一环，谁参与到这个环节里，都有从中获利的原始本能欲望，那么多个链条在流转，而恒定的利益也就在那里摆着，每个人要揩油，揩到最后只能牺牲某一个环节的利益，这个倒霉的链条自然就只有学生群体去承受了。基于利益冲突，再叠加到人性上面，那么聪明人都唯有选利益而抛人性，虽然人性这个东西看起来高大上，但只要不是已经死去的雷锋和孔繁森，活人都是无法去执行的，因为活人需要消耗能量才能继续生存，而这些能量可都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在现实中是跟人性相对立相冲突的一种玩意。
制度会限制人性的欲望膨胀，当然为既得利益者所不满和排斥。所以中国人是向来不屑于被制度约束的，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贫民百姓，都讨厌这东西，这也是中国人族群里特别奇葩的一面。而社会的运行又离不开制度的规范，为了将就，我们祖先就发明了礼仪，用以代替严格的制度，妄图靠这种能约束下人而不会对上层形成制约的方式来治国。
礼仪又是一种虚幻的东西，于是又发明了讲品牌故事的方法，以德代法，来给人们植入一种信仰。从孔孟之道、程朱理学，再到向雷锋学习，历朝历代有兴有衰，但这种靠编制品牌故事来代替制度约束的信仰植入模式，一直长抓不懈，谁都不想丢掉这个治国法宝。
可是，即使这个社会真有大部分人遵守了礼法道德，屈服于人性，还是会有小部分人会放大这人性的恶，然后毁了这个大厦的根基，将人群带入邪恶的深渊。诚然，靠制度约束人性的国家，也一样有大奸大恶之徒，也会无限放大人性邪恶的另一面。但他们的制度毕竟框住了大部分愿意尊崇人性信仰的那群人，他们本非大奸大恶之徒，只是游离于利益诱惑与人性拷打之间的一群既善且恶、好坏全凭一念之间的人。若有一种制度约束他们，他们就会收起本已释放出来的邪念，重新走向善道，若无一种制度约束他们，他们就会瞬间脱离信仰，而滑向为恶阵营。
中国为什么会贪官难尽，奸商不绝？美国为何贪官难觅，奸商绝迹？中国的贪官到了美国，为啥不用学雷锋都能成为好人？美国的商品也都是从中国制造过去的，却不会出现这么低级的恶劣事件？关键就在于他们是活在制度下的人性，所有人性都在制度信仰下被约束，而我们是活在人性的膨胀基础上再讲点虚拟的制度，先满足了人性需求再来谈制度信仰。美国的制度是对所有人一律公平约束，哪怕他是总统也不例外，中国的制度是对一部分人有所约束，对一部分人完全放弃约束，任由人性自由扩张，这样的制度，还不如毫无制度。
孙中山是从美日诸国都混过了才回来的见过世面的人，后面的蒋介石也是留过洋的人，但他们终究没有做成中国的华盛顿，未立国而先建制。这就颇似中国古时候的那些几个著名大王朝一样，它们经历过盛世，还有几百年的时间来让他们慢慢琢磨好一套制度来落实，很可惜，竟然没有一个朝代出面干了这样简单的事情，它们都是懵懵懂懂的生，又糊里糊涂地灭。
也许华盛顿到了中国来干事业，他最后也就是落个袁世凯的下场。因为中国的土壤里就根本没有适合制度生根发芽的环境，大佬们坐下来，谁都对制度什么的不感兴趣，大家要的就是地盘与官职、衔级，甚至还会为了谁排在谁前面一点就要大打出手或者使阴招。
上层没有人对设计制度感兴趣，底层的人也很奇怪的对设计什么样的制度能够保障自己毫无兴趣，人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盼望自己遇见一个伟人治世，在人们的心目中，出现明君圣人远比其他什么制度更为重要和幸运。我曾在想，如果当初大家非要争论出一个黑猫白猫的标准来以后再谈发展的话，也许成就远不如现在的瞩目，但或许贪官难尽、奸商不绝的后患却也就此解决了。而不用等到现在发展了以后反而成为困扰人们的一个癌变肿瘤，治会死人，不治也会死人。
在人性面前，每个人都难抑贪婪之心，在制度面前，每个人都会掂量作恶的后果。制度是一个基本人性的反应，它不应该成为有松有紧的伸缩袋，而应该是一个怎么放都只有一个尺寸和标准的钢铁笼子，所有人在这个笼子里自由自在地生活，做不逾越这个尺寸和标准的事，贪不逾越这个尺寸和标准的财。放弃孔融雷锋那种品牌故事，实实在在的在笼子里遵章办事，则贪官自尽，奸商自绝。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