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9月，已卸任美国总统的里根再度去到柏林，他亲自举起锤子，象征性地敲击柏林墙的遗迹。两德统一后，首任总统科尔表示，他永远不会忘记里根站在他身旁呼吁戈尔巴乔夫推倒柏林墙——“他是世界之福，特别是欧洲之福。”
两德统一后，被射杀的东德青年格夫洛伊的家人起诉开枪士兵亨里奇，要求追究亨里奇的法律责任。在法庭上，亨里奇的辩护律师辩称：亨里奇作为一名守墙士兵是在执行命令，作为一名军人执行命令是天职，他别无选择；如果要说是有罪，那罪也不在己。而旁听席上的人们也多数接受了上述辩词，从心理上默认了亨里奇是无罪的。
然而，法官赛德尔面色严峻、义正词严地反驳道：作为一名军人，当发现有人翻墙越境时，不执行上级命令（开枪）是有罪的；但是，你可以打不准，而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你在举枪瞄准自己的同胞时，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而这也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赛德尔还说：在这个世界上，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发生冲突之时，良知才应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因为“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
赛德尔的话在庄严的法庭上回响，给人以深深的心灵震撼。旁听席上，许多人的眼睛里闪烁着泪花，有的人相拥而泣。亨里奇的眼睛里也噙满了泪水，胸口剧烈地起伏。他将目光投向格夫洛伊的家人，说了句“对不起，我错了”，就低下了头再也无力抬起。最终，他因蓄意射杀罪被判三年半徒刑，且不予假释。
当履行职责成了一种罪恶，就会有一种东西比职责更值得遵守——那就是我们作为人类的良心。你有服从命令的义务，但你有打不准的权力。换言之，如果你是柏林墙边持枪的士兵，看见有人翻墙，你的责任就是把枪口抬高一点；如果你是1960年独自巡逻的民兵，看见有人逃荒，你的责任就是放他们一条生路；如果你是城管，看见小贩四散奔逃，你的责任就是跑得比小贩慢一点。
“把枪口抬高一厘米”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应成为文明国家的军警和其他执法人员在面对非刑事犯的同胞时，最高的思维底线和行为准则。
（据老师网文修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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