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成公３年》中有这么一段话：
荀罃（yīng）之在楚也，郑贾人有将寘（zhì）诸褚中以出。既谋之，未行，而楚人归之。贾人如晋，荀罃善视之，如实出己。贾人曰：“吾无其功，敢有其实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诬君子。”遂适齐。
意思是说，晋国的荀罃还在楚国当囚犯时，有个在晋楚之间做生意的郑国商人决心将荀罃装在布袋里救出去，不过还没等到行动，楚国人就将荀罃释放了。这商人到晋国时，荀罃非常善待他，就好像自己这条命真的是商人救的那样。商人说：“我又没什么功劳，哪敢贪功为己有呢？像我这样的小人，不能用如此行为来败坏君子名声（让世人以为荀罃真的是我救的一样）！”就跑到齐国，再也不回晋国。
这段话虽见于《左传》，然其风格宛如《世说新语》，大事件、大人物与小事件、小人物同框，短小精悍，对比强烈，却令人回味无穷。
荀罃乃荀首之子，是从荀氏中分出来的智氏宗主，故又称智罃。荀罃之被俘在鲁宣公１２年，即公元前５９７年的邲之战中，我们知道那场战争是以晋国惨败告终的。荀罃被俘时，其父荀首只是个军中小角色——下军司马。眼看爱子被俘，荀首冒着生命危险营救未得，于是就射死楚将连尹襄老，射伤楚国公子谷臣，并将活人与死尸一并抢走，以备日后交换之用。
转眼到了鲁成公３年，即公元前588年，荀罃的囚犯生涯已经到了第９年。此时其父荀首已靠着自身实力升任中军佐，在１２名卿中排名第二，可谓位高权重。荀首无时不刻在想念爱子，他通过相关运作，让楚共王同意用楚公子谷臣与连尹襄老的尸首来交换荀罃。
荀罃回国后很快成了智氏宗主，后来以其贤能升任正卿和中军将，帮助晋悼公中兴立下了汗马功劳。不过这是后话。
但郑国商人要营救荀罃却在此前，所以商人并不知道荀罃将要被释放，当然更不会知道这位荀罃以后会成为一个大人物。据此可以断定，商人要营救荀罃并不像吕不韦营救异人，拿国家和自身前途来做个大买卖一样，而实出于荀罃以君子身份被迫作了楚国俘囚，于心不忍，故决心救之。
估计这个商人和楚军是经常做生意的，所以才会想出用大布袋装个大活人的主意——让楚军认为大布袋里肯定像往常一样装了货物。时间地点路线方式全部都计划得妥妥贴贴，严密无缝，就等动手装人时，荀罃却被释放了。
荀罃确实是个君子，虽然这条命并不是商人救的，但他仍把商人当成了自己的恩人。可以想像，这位商人在晋国的地位该有多高。假如放到现在，这位商人该是钱途无量了吧？要是不好好利用这个无价的免费资源日进斗金成为中国首富，怕不被世人骂为傻子？
可这位商人还真就是个傻子。他说我没救荀罃，干嘛要让别人认为荀罃是我救的呢？以前看荀罃当囚犯我于心不忍，可现在我更于心不忍了，我不能让荀罃一辈子背负着这个坏名声！也不能让自己一辈子背着这个虚名啊！
商人在古代的地位是非常低下的，哪怕是现代都有“工农兵学商”的排名，无它，皆因商人天性逐利，乃至于见利忘义，寡德凉薄，在官商勾结、败坏社会风气方面确实是做出了大贡献的，是故中国历朝历代无不“重农抑商”，盖因此也。一旦某个时代商人地位提高了，那么这个时代的社会风气肯定好不到哪去。
可如果以此一棍子打死所有商人，那也有受冤枉的，就像文中这位。左丘明写史，笔触基本就没离开过王公大臣，而这次能单独用一段文字来写一个无名商人，正是因为商人身上有着与他身份不相称的君子品德，这种品德与日后贵为上卿的荀罃身上具有的品德没有丝毫区别，正是中华文明赖以传承几千年的灵魂所在。
其实左丘明另外还写过一个叫弦高的郑国商人。当初秦穆公趁晋文公去世，长途偷袭郑国，要不是弦高一面假装奉国君之命犒劳秦军，一面偷偷派人回国报信，郑国恐怕要被秦国灭亡了。（见《左传僖公３３年》）
这种救人于危难以及朴素的爱国行为根本不用通过教育才会具备，而是每个人天生具有的美好品质，也就是孟子与王阳明所说的“良知”而已，王阳明心学的本质就是要人们恢复这个良知，亦即“致良知”。
由此可知，不管地位高低身份贵贱，人性中的美好是一定会被人记住，一定会流芳百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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