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尔荣老师

我到今天还记得我在我故乡的一个镇中学教书时遇到的一个老师，他姓施名尔荣，人称施尔荣，但在我们镇中学，不论是年轻的老师，还是跟他一样年老的老师，都一律喊他为施老师。

是的，施老师当时都将近七十岁了，谁还好意思对他直呼其名呢？喊不喊他为施老师，主要还是尊不尊敬他的问题。何况施老师清癯的脸上常常挂着很和善的笑容，头发也花白了，个子也不是太高，身上经常穿着洗得发白的蓝上衣和黑色的裤子，脚上穿的不是皮鞋，而是白底黑帮的千层底布鞋。

其实像施老师这么大年纪还到我们镇中学找一碗饭吃的人还是有很多的，像张金荣和罗俊杰以及史培恩等老师，都是从三尺讲台上退下来又重返校园到黑板前发挥余热的人。不过，也不能一味地说他们是来找一碗饭吃，因为他们都是那个像原来的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孟贤明校长礼聘来的。

我到今天才想明白孟贤明校长为什么要聘请这些重量级的老师了，这是因为当时镇中学很没有几个拿得出手的老师，有些老师到兴化县城考专业课考试，竟然考出四十多分，你如果不气乐了，你就真正地对不起他考得的四十多分。

而施老师在这些老教师中更是个中翘楚。听人说他是他们村唯一考上清华大学的人，但偏偏撞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枪口，他被批斗得也够蝎虎的了，还上什么清华北大！但我就百思不得其解了，他当时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考上清华大学的年轻教师，怎么会遭到批斗的呢？

我记得我那时很荣幸地跟施老师住在同一间宿舍里，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我才真正读熟了施老师，我知道他还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子也是将近五十岁的人了。不仅如此，而且他的两个儿子在我们那个乡的教育战线上都颇有建树，是不能等闲视之的。

我到今天还很庆幸我能跟施老师同住在一间宿舍里，从而让我很熟也很清晰地读懂了施老师。

施老师待人还是很热情的，也很乐意帮助人。我那时刚到镇中学教书时还没有女朋友，他作为我的舍友，他觉得有必要帮我把这一终生大事办好，于是他跟另外一个嫁在他们村的叫余虹芹的老师帮我出谋划策，终于让我跟一个叫做州普村的村子里的姑娘押了节。

我们苏北平原那儿，把男方跟女方订婚说成是“押节”，但我感觉上就有些黄世仁强迫杨白劳摁手印画押的味道在内，因为就像黄世仁总是站在胜利的一边一样，男方跟女方的这一纸契押也是女方说了算。

施老师帮我找到女朋友后，他对我事无巨细都是要过问的。

譬如有一次，我们镇中学有一个叫做章炼的老师，他有一个儿子晒衣服时晒在我那种平菇的畦子上，我的平菇畦在镇中学里的教师宿舍和学生教室之间，我不该说他儿子把衣服上滴下来的碱水滴到我掀掉了塑料薄膜的平菇畦上。谁知他儿子误会我说他偷平菇，我还被章炼老师一顿说，当着办公室里那么多老师的面，让我很没面子。

施老师一向是不到办公室办公的，他跟那些高级老教师一样都是在宿舍里办公的，他不知怎么地知道了这件事，他也把我说了一下。他说我一个教职业班的，种的平菇相当于是搞试验的，他们就是采摘一些平菇也不过是图个新鲜尝一尝，你干吗要兴师动众的呢？我到今天也没弄明白他说这兴师动众是什么意思，他大概是指我不应兴师问罪吧，但他没好用这个词。

有一次我也不该跟一些高中部的学生乘他回家不在宿舍时煮一些平菇吃着玩，可能那时我没注意还跟那些同学喝了一些小酒。他第二天来了知道了，他当时虽然也没说什么，但他却到章炼老师和罗俊杰这些高级老教师那儿说去了。

我到今天也弄不明白，那些老教师当年为什么就那样跟我不投道，不是这个到孟贤明校长那儿告状，就是那个指着我的鼻子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当教师时你还没出生，还不知在哪儿转筋呢，或者我当教师时你还穿开裆裤呢。我知道他们不管怎么说，他们都不会说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时被批斗戴高帽子游街的事情的，因为他们老教师特别爱面子，何况这是多么令人心酸的往事，他们不想说，一提就眼泪泉涌而出。

我想也许是我到兴化考语文考了九十多分不该自我炫耀吧，尽管他们没去考，但这也让他们觉得很没面子，一个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竟然考到这么高的分，让他们情何以堪，情何以堪哪！不过，我是绝对不会往我没有把平菇送给他们吃这方面去想的，因为我觉得他们作为老一辈人类灵魂工程师，思想境界不会这么低，心胸也不会这么狭隘。

施老师跟章炼和罗俊杰等老师出了学校门，在乡政府旁边的那条路上散步，偏偏让我碰到了。以前我对他们还是蛮尊敬的，但因为平菇事情，我就不大理会他们，这也足以说明我当时涉世未深不懂人情世故抑或我过于偏激吧，我头一昂就跟他们擦肩而过了。

我在走了没十米远时，我听到施老师说路遥的《人生》中的高家林刚开始吸烟，又不会吸，那手指夹烟的格式就不对。我听了，脸上火烧火燎的，我当时可能是过于敏感了，我觉得他剑有所指。

我从那时起就很不在宿舍里住宿了，况且我那时跟我女朋友打得火热，两人如胶似漆难分难舍，哪里还需要在宿舍里歇宿。谁知有一天我在宿舍里睡午觉时，我掀开我床上的被子，就发现床单上有些色彩斑斓的血迹，我问施老师说有什么人睡我床上吗？

施老师一听，忙走过来瞧了瞧说：“小陶啊，对不起，是我孙女昨晚睡在这儿了，跟她睡的还有一个女孩子，不知她们当中哪个来了例假了。”

他的孙女刚刚还在宿舍里跟我们一块儿吃饭的，他的孙女叫什么名儿我已不记得了，但我记得当时她已有十五周岁了，正读高一，我还记得她边吃饭边喊我叔叔，说是她昨黑夜在我床上歇了一宿，因为她们女生宿舍昨晚来了两个女生的妈妈，我听施老师这一说才想起来了。

我笑着说没关系，我明天洗一下就行了，施老师连忙说还是他来洗吧，是他孙女弄污的，他一个做爷爷的洗一下也不打紧。

我在镇中学待了两年就离开了，因为我年轻气盛，动手打了一个跟我动手的学生的耳光，这一耳光不仅打掉了我的一个泥饭碗，也把我的女朋友打飞了。我在离开镇中学的一个晚上，我到了我宿舍那儿想跟施老师道个别。

我透过窗玻璃看见，在明亮的电灯光下，施老师伏案备课的形象，是那样让我怦然心动。我倏忽想到我离这样的情景会越来越远了，我不禁潸然泪下，我捂着嘴匆匆地跑掉了。

再次见到施老师，是我到外边转了一大圈后，那时我在我们那儿的一个唐刘镇跟在我的一个同学陈金林后面干基建活。

有一次，我在陈金林建筑大队建盖的一幢楼房的三层楼楼顶上推着一车斗沙浆灰时，我偶尔头一低往楼下看去，就看见施老师仍然跟他们那一帮老教师在楼下的一条砖头路上散步。他还是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上衣和黑色的裤子，还是头发花白，还是那个样子，似乎岁月的风霜并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什么痕迹。

我不禁喊了他一声：“施老师！”他抬头看见我，也很高兴地回答我说：“原来是小陶啊！”我从楼上跑下去，跟他谈了好一会，我们才分别了。

可是我没料到那次就是我跟施老师最后见的一面，因为我在那次跟施老师见面后的第二年我就跟我媳妇到云南了，一去二十年，再也没有见到他。

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时节，我在微信群中遇到了我的一个学生，她叫秀梅，当我向她打听施老师时，她说施老师早就去世了，她给我讲起了施老师的故事。

她说施老师自从他的二儿子施仁铎因患癌症去世后，他就没有过个什么好日子，好像是因为他当初把教师的位置让施仁铎顶替了，搞得他的大儿子施仁兴到最后还是一个代课教师。他大儿子施仁兴为此怨恨在心，在他到施仁兴家吃饭时，施仁兴把他的工资本子攥到手中了。从此，他到施仁兴家吃饭时就要“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了。

施老师到最后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他向施仁兴索要工资本，他要回老二施仁铎家单独另过，他不要依赖哪个儿子赡养他。但施仁兴却死活不给他，还叫他就死了这个心吧，还说他不让他施仁兴活得滋润，他也不要想活得惬意。可怜的施老师最后用一根绳索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听了秀梅的叙述，我想起施仁兴老师曾经教过我，当时他教我数学，曾经因为要我写一则检讨书而我写了一个词语“冒犯”，他说我用的是一个贬义词，是在含沙射影羞辱他，一个教数学的老师对词性什么的啥也不懂，他却要胡乱评判，还让我三天没上课，不把冒犯一词改掉休想再上高二年级的教室读书。

想起这些，再联想到他忤逆不孝，以致于把他父亲施尔荣老师都虐待得含恨自尽了，我就觉得施仁兴丧尽天良，天理难容。当我正要把这句话说出口时，秀梅微信视频对我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施仁兴在施老先生去世后不久就得了不治之症，也没过几年，就呜呼哀哉，到他姥姥家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