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乱世中的才女

一

1920年的中国，五四运动的钟声尚在耳边缭绕，空气中还能闻得到清王朝残梦的味道，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张家公馆里，一个女孩出生了。

女孩就是张爱玲，不对，她那时候还不叫张爱玲，她叫张煐。爱玲是她十岁时，母亲带她入学依照她的英文名字Eleen临时取的。

张爱玲出生在官宦之家，她的祖母李菊藕是晚清重臣李鸿章的女儿，她的祖父张佩伦是晚清士大夫中“清流派”的代表人物。而张家公馆所在的公共租界门口，在与贫民窟的分隔处，立着一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能够住在公共租界的华人，或者是清朝遗少或者是位高权重，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口袋里有大把的银子。

张爱玲的童年生活无疑是优越的，她曾经回忆说：“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母亲的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格子青棉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

那时候，清王朝已经灭亡十年，而北方北洋政府与南方军政府正处于事实上的割据纷争状态，那真的是个乱世。

但是这乱世，似乎并没有给小小张爱玲的生活带来什么不利的影响。那时候她最大的烦恼，大约就是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家族里，她要怎样锐意图强，胜过她的弟弟。

她的父亲张廷重，是真正的晚清遗少，满腹诗书八股却处在早已废除科举的时代。他的学识换不来他的钟鸣鼎食，便只有依靠祖荫，得过且过。郁郁不得志的他，每天花天酒地，嫖妓、养姨太太、赌钱，抽鸦片，把自己放逐在放荡的生活中。

她的母亲黄逸梵，虽同样出身大家族，思想观念却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较深，对封建旧社会男女不平等及许多腐败习气深恶痛绝。当新旧思想在夫妻之间碰撞，对一个家来说，那是破坏性的摧毁，对这个家里无助的孩子来说，那是毁灭性的伤害。

对张爱玲来说，家之乱，更甚于国之乱。

所以当她后来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国之乱，她才会说：“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

二

张爱玲是才女，这一点毋庸置疑。

她在《天才梦》中说：“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视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

她是天才，当之无愧的天才。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个时间表。

1924年，四岁的张爱玲开始私塾教育，在读书背诗的同时就开始小说创作。

1928年，八岁的张爱玲随家人回到上海，开始通读《红楼梦》、《三国演义》。

1932年，12岁的张爱玲，首次在圣玛利亚女校校刊上发表短篇小说《不幸的她》。次年，又发表了第一篇散文《迟暮》。从那时起，张爱玲迈出了她作为才女行走在乱世的第一步。

1937年，《国兴》刊载小说《牛》、《霸王别姬》等，《凤藻》刊载《论卡通画之前途》。

1940年，《西风》月刊三周年征文，张爱玲的《天才梦》获得第十三名。

1942年，香港沦陷，未毕业即回上海，为英文《泰晤士报》写剧评、影评。

1943-1945年，是张爱玲的创作黄金时期。她先后在《紫罗兰》、《杂志》、《万象》等知名杂志刊载后来那些后来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品，《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倾城之恋》、《封锁》、《琉璃瓦》、《红玫瑰与白玫瑰》等。

1948年，以梁京为笔名在《亦报》连载《十八春》（后改名为《半生缘》）。

1952年，写电影剧本《小儿女》、《南北喜相逢》。

……

好了，不必再赘述了，这一份写作清单，能及者必不足万之一二。

1944年，当时蛰居在上海的著名文艺评论家傅雷曾经这样评价她：“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谁也不存在什么幻想，期待文艺园地里有奇花异卉探出头来。然而天下比较重要一些的事故，往往在你冷不防的时候出现――张爱玲的作品给予读者的第一印象，便有这情形。”

张爱玲是才女，这一点毋庸置疑。

三

有人说，张爱玲的世界里，从来没有民族大义，只有她自己。她后来与汉奸胡兰成的那一段感情纠葛，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

可是，你没有经历过她的经历，你不能了解她的思想，你又有什么指责她的理由？

当张爱玲还是个孩子时，她的生活里没有笑声。母亲出国了，父亲每天沉浸在鸦片的烟雾缭绕中。就连她喜欢去找的亲戚中那个被称为“三爷爷”的人，也会每次听到她背“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时流泪。

在这样的环境中，张爱玲的心在冰冷中慢慢沉寂。

她八岁时，母亲回国了，父亲决定痛改前非，去医院戒毒。于是张爱玲的生活里有了钢琴、油画、歌声、笑声，她学英文，学画画，她同母亲一起听音乐会，在花园散步，她学到了母亲“优裕的感伤”。生活似乎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她以为她的生活会一直幸福下去。

可是，生活总不会尽如人意。当她心底的冰层正在慢慢溶解时，从医院归来的父亲重新吸食鸦片，让她的幸福戛然而止。

又是无休止的争吵，又是无休止的争斗，张爱玲和弟弟又一次跌入家庭的乱世。

不久之后，父母离婚，张爱玲彻底告别了童年。

在那之后的最初一段时间，张爱玲天真地接受了两个家的事实，天真地希望要能这样维持下去也可以。毕竟还有亲人在身边，毕竟风雨中还有一处栖身之所。

但是，母亲再次出国了，父亲再婚了，她的希望又一次破灭了。

毫无责任心的父亲，刻薄的继母，让张爱玲的生活陷入了黑暗。她身上的冻疮会持续整个冬天，她只能穿继母剩下的衣服。

张爱玲走在校园里，看着那些打扮得时尚艳丽无忧无虑的同学，一种深深的自卑感会紧紧揪住她的心。她们的笑声落在她的心里，慢慢磨成了茧，结成了痂。

因为与继母的一次口角，张爱玲遭到了父亲的毒打。她被打得满地打滚，却不哭一声，大睁着眼睛仇视地看着整个房间，看着她所谓的亲人。

她被关了起来，她得了痢疾，她命在旦夕，那时候，她是真的希望自己可以死去的。

是从小照顾她的女佣去偷偷求了她的父亲，也许是因为那女佣是家中的旧人，也许那正是父亲难得清醒的一刻。尚存的那一丝作为父亲的良知，让张爱玲得到了救治。

当张爱玲终于逃出家门，她的心死了，深深的失望让她的心里结了一层厚厚的冰。

那是1938年，日寇的铁蹄已经踏入了上海，街上到处是穿着黄军装的异族士兵。他们的趾高气扬和中国人的懦弱无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张爱玲，以与她的年龄不匹配的冷静理智和悲观观察着这个世道，这些人。

这个世界不值得她爱，这个世界的亲人不值得她爱。张爱玲的世界里，空旷寂寞，只有她一个人赤裸裸地僵立。

生活，让她从一个幼稚的女孩，长成了充满个人主义的女子。

当她后来把自己放入尘埃，去爱那个并不值得她爱的男人，也不过是遵从自己的内心，她从来不曾做过有损民族大义的事情。

那个人再不堪，也是那时可以懂她的人。人错了，但是感情没有错。

她其实清楚地明白一切，在她的散文集《流言》里，附有一张作者的照片。长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照片上有题词：“有一天外面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

她穿奇装异服，她特立独行，她爱上不该爱的人，不过是想遵从自己的内心，抓住她生活中那些难得的快乐时光。

宋家宏教授在他的《走进荒凉，张爱玲的精神家园》里说：“不幸的童年，没落的家庭，动荡的现实环境，使她成为一个‘失落者’，造成她复杂的心理矛盾。‘失落感’是她基本的心理状态，从而导致了她精神上的悲观气质。她对人性是悲观的，对历史文明的发展也是悲观的，构成了她的人生悲剧意识。”

这，也许是对她所谓不顾民族大义的最好的注解。

“如果你认识从前的我，也许你会原谅现在的我。”

如你所愿，这个世界，终究与你和解。

张爱玲，一个行走在乱世中的才女，用她细腻的感情和笔触，为我们展现了当时的时代风云和她的精神世界。

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

这个世界，因为一个叫做张爱玲的女子，更加多了几许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