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间听到一个关于钱穆的故事,颇有几分感触。
据说钱穆先生早年做小学老师的时候,他给孩子留的作文题目时常是这样的:红烧肉的味道;风吹过竹林的声音……
能给孩子留下这样作文题目的老师,内心一定是柔软的。他关注的不仅仅是考试,他更关注一个“人”的内心成长。
这种教育,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思想教育。
不过钱穆先生的方式更为有趣。
实际上,钱穆一生都在讲述中国文化,推行中国文化。从乡村小学,到苏州省立中学,直到北京大学,始终没有离开这个主题。
钱穆不仅是历史学家、国学大师,更是一位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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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七岁入私塾,十二岁父亲病故,家中生活拮据,钱穆依靠族里的怀海义庄维持生计和学业。
那是家族内建立的资助本族中生活贫困孩子的一种慈善机构。
我想,钱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除了学校教育,这种来自生活的教育更是给予了他深入骨髓的影响。
因为战乱,学校停学了,17岁的钱穆也就被迫离开了学校。
为了生计,次年他便在当地做了一名小学教师。
钱穆求学的时间并不长,但他从未放弃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研究,他的成就也正是来自于这种发自内心的渴望与追求。
那时的小学没有那么多老师,钱穆一人要教授学生所有的课程,不过工作的繁忙也从未让他放弃学习。
可以说,他的学问几乎都是在勤奋的自学中获得的。同时,他也开始了史学文章的写作,并逐渐发表。
后来,钱穆进入苏州省立中学教书。
1930年,又被推荐在燕京大学任教。
次年他又去了北京大学做副教授,撰写并发表了《先秦诸子系年》,被赞叹为“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
随后,他又出版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别忘了钱穆求学时间并不长,也没有什么学历,是他的勤奋和才学在支撑他不断向前。
1938年抗战期间,他随西南联大来到云南,在昆明的一个乡村寺院万泉寺里完成了《国史大纲》。
钱穆认为:“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
由此可见,钱穆的著作始终是以发扬民族精神、民族文化为己任。
1949年,钱穆只身前往香港。在当时那个英国管辖的地界,他不愿国人忘记自己的文化,和友人创办了新亚书院。
据说当时条件特别恶劣,书院设在一条不起眼的小街里面,一个二楼的小房间里。
学生很少,且交不起学费,老师也发不出薪水。
就是这么艰苦的条件,钱穆始终在坚持,并积极寻求资助。
随着学院的发展,新亚书院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最终以此为基础,香港政府成立了“香港中文大学”。
晚年的钱穆移居台湾,并受到蒋XX的礼遇,由政府出资为他建造了素书楼。
其后,在素书楼里的二十几年,钱穆不仅继续教授学生学习中华文化,而且每日笔耕不辍。
1986年,92岁的钱穆在素书楼给学生上了最后一次课。课程最后,他说了这样的话:
不要忘了是中国人,
不要忘记中国,
不要抹杀自己的文化。
钱穆先生一生著书60余本,共计1700多万字。
他不仅教授学生学习中华文化,也在用自己的一生来践行我们的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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