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八书”

《史记》“八书”，分为《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淮书》八个篇目。其中，“礼乐”、“历律”、“天官封禅”、“河渠平淮”可以两两合为一体，总共四个部分，从社会秩序的建立、自然秩序的顺应、天象祭祀的讲究，一直讲到民生问题的关切，以史学家的视角全面展现了一个国家运行的逻辑。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乐是国家平稳运行和有序前进的基础。

在司马迁时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要能巩固发展，就必须要有一个教化民众的体系，而根据先秦历史的经验，礼乐教化是成本最低，效果最显著的方式，因为它利用了群体的共同监督和社会评价机制，人作为社会动物，要在群体中生存或获得更好的个人发展就必须进行社会交流和社会合作，而社会评价更高的更易获得他人的帮助和合作的青睐。所谓的社会评价我们称之为“品德”。这就是为什么说“德者，得也”的原因。而“品德”是什么呢？这样模糊而形而上的概念，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历史上的思想家、政治家等具有智慧的人就将自己认为最好的行为方式拿出来作为标准。这个“最好”背后带有这些人的生活经验、阶级利益和统治目的。试问，哪个农民会天天讲究“礼”，会有机会学习和欣赏“乐”？对他们而言，活下去最重要，尤其是在春秋战国这样的战乱时代。

但对于那些拥有政治权力和特权的阶级来说，礼乐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首先，凝聚民众，也就是“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一套相同或类似的行为规范可以让不同的人相互尊重，一首音乐可以唤起人共同的感情。“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也就是音乐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礼仪可以对人的身份地位做出分别。“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礼在根本上就是在划分等级、区分贵贱，让人们各司其职；乐在本质上就是在呼唤共同的情感，让不同的人得以共情，也就是增加归属感。这一异一同，就建构了一个秩序井然、团结一致的有凝聚力的群体。其次，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即“宰制万物，役使群众”。通过宣传让民众觉得讲究礼可以获得他人的尊重，这种宣传通常是将上层阶级的生活和礼乐联系起来，当意味着财富和权力的品质生活展现在人们面前时，人们常常产生渴望与幻想，而忽略了这种展示在他们潜意识里植入“礼乐即品质生活”的理念。而后人们在想到礼乐的时候就潜意识地有了对权力和财富的模糊幻想。也就对礼乐有一种友好的态度，甚至是积极去接受。这样，礼义所代表的贵贱秩序自然就落到了实处。又因为人的行为是有惯性的，在习惯了某种礼的时候，人也习惯了自己的地位，弱化了上升的野心，减少了反抗性。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多是农民起义，因为农民没有受到“礼”的“教化”，所谓的野蛮也就在此。同时乐的作用是减少反抗性，通过发掘共同的感情和欲望来不同的阶级之间产生共鸣，也就是“人之常情”来增强群体感，也是在减少反动因素。“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实际上，礼乐讲究的个人修养，是一种对自我的限制与强化。“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人一旦没有教化，就会全凭欲望行动，与动物又有何区别呢？所以要用礼限制人的欲望，用乐剔除人内心的“粗俗”。让人学会审视自己、评价自己以及不断自我约束，整个过程是内向的，不断确认自我的存在，建立自己的形象。但这也是与原始自我的一种对抗，有对抗就有阻力，如何克服这种源于自我的阻力呢？人是不可能反抗自己的，但人在很多时候是不会反抗社会的，所以就要用到社会的力量了。

如何利用社会的力量呢？首先最重要的是他人的评价。其次是实质的利益。成功学的成功就在于它完美的结合了这两点。他人积极的评价可以让我们获得被群体接纳的满足感和幸福感，爱的诱惑就在于被人接纳；实质性的利益可以让人得到发展的资本。权力者首先对礼进行赞扬，受其权力支配的人大部分会进行附和和模仿，羊群效应下，进行这种行为的人会越来越多，而且是呈指数型增长，这样赞扬就实现了。贵族阶层首先强调乐的培养和欣赏，对外传递“只有贵人才能享受音乐”这样的理念，达成乐与雅的关联。民乐则是承担了协调社会的作用，雅乐更多的是体现等级。礼是对自我行为的规范，乐是自我情感的抒发，一个是内生性的，一个是外放性的，这样就在不断强化个人化的理念，这也是中国人“傲骨”的根源，因为本身就是在强调一个个人的提升，诱以声名利益，虽然很多人在强调要抛却这些东西，但实际上在强调抛掉的时候就是经过思考和斗争得出的结论，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一，现实条件复杂艰难，难以达成；二，已经得到满足，觉得没意思，果断放弃；三，的确有很高的觉悟。但实际上，最后一种是特别难以达到的。历史上即使有，很多也是后人所塑造的。

另外礼乐对于官僚体制或者中央集权制相当于润滑剂，让不同等级的人享受到权力所带来的的尊重，也使下级的官员合理化这种等级制度，同级的人之间在竞争中维持表面的尊敬。乐串联了不同等级的官员，用共同的情感整合了一支具有凝聚力的官僚队伍。历史告诉我们，不懂礼乐的官员在官僚体制中往往难以得到很好的发展。

礼乐划分了等级，安排了人与人之间的秩序，维持了社会的和谐，而历律则指导人们遵循自然秩序，顺应天时。“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壹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律”，规律，是万事万物运行的规则。“递兴递废，胜者用事，所受于天也”，在农业社会，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是有限的，“自然崇拜论”是主流，遵循自然规律是生存的最好办法，所以在司马迁时代的人看来，人的兴盛衰亡都受制于自然，也就是“天”。如果不遵循规律，最终只能灭亡。“及其威尽势极，闾巷之人为敌国，咎生穷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批评了帝王好用武力、彰显威势，频繁发动战争，扰乱民时的行为。“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顺耳”，对于自然规律这样的不可抗因素，最好的办法就是顺应。“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则凡事易坏而难成矣”，一个人不遵从自然规律又不听从他人建议，是很难办成一件事情的。“少皞氏之衰，九黎乱德，民神杂扰，不可放物，祸灾荐至，莫尽其气”，因此，帝王不能不顾民时，扰乱基本的农耕规律，否则，等待一个国家的只有灭亡。

自然节律必须顺应，在古代中国人心中，遥远的星辰和巍峨的山峦同样具有特殊的意义。 他们通过瑰丽奇绝的想象将天上运转的星辰和国家气运联系起来，“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属。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馀三星，後宫之属也。环之匡卫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宫”，这是以帝王为中心的朝堂布局。“北斗七星，所谓‘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杓携龙角，衡殷南斗，魁枕参首。”用昏、夜半、平旦，横跨整个夜晚，西南、中州、东北，遍历全境，北斗七星就是帝王的车架，巡守自己的国家。除了权力，还有暴力机器。“当出不出，未当入不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未当出而出，当入而不入，[天]下起兵，有破国。其当期出也，其国昌。其出东为东，入东为北方；出西为西，入西为南方。所居久，其乡利；疾，其乡凶。”星辰的运转被赋予军事的磅礴，也从侧面现实了古人对自然的崇拜和充满智慧的想象力。同时让山峦见证封禅这样的权力传承仪式也是一种对自然的信仰。“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于泰山者也。虽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给，是以即事用希。”“每世之隆，则封禅答焉，及衰而息。”“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自禹兴而修社祀，后稷稼樯，故有稷祠。郊社所从未尚矣。”帝王、祭祀、鬼神通过封禅这种仪式连接在一起，共同构筑了权力的基塔，神秘感让皇权显得不可反抗，人们对于不可知的东西往往是抱有敬畏之心的，故祭祀让皇权巩固的同时也让权力保有敬畏之心。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权力的限制，尤其是暴力机器。

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学家，能够冷静看待帝王将相的问题已经很难得了，但他同时还能以一颗悲悯的心看到民生疾苦。在《河渠书》中，他看到了大禹治水造福了千万百姓，“此渠皆可行舟，有馀则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也看到过治水不当对百姓的危害，民生疾苦入其心，心即生悲悯，“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在《平淮书》中，他从铸币、盐铁、军功犒赏、商人管理、农业发展等民生问题批评了帝王疏于考虑民生的问题。“自是之後，天下争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後推让。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有国强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于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乱世之下，人们在生死之际抛却了仁义道德，奸诈狡猾成为活下去的前提，富有代替了谦让，于是有了贫富差距，有了弱肉强食的大国博弈；经济的不稳定让一个国家倾向于扩张策略，但耕种水平还是不足以满足民生需求，主要还是统治阶层“自以为不足”。

总体而言，八书是司马迁对国家运行、帝王统治、民生问题的系统性总结，是他冷静的思考与迸发的激情的结合。他站在一个史学家的冷静视角观察历史和国家。他的具体经历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但在史料的记载中，他承受过大部分人不能承受的挫折和磨难，在痛苦中，或许走向过怀疑、质疑、忧虑等等情绪，但他依旧以广阔的胸怀看待这个世界，将自己对历史的敬重、对国家的满腔热血、对百姓的全心悲悯全部倾注于文字中，书写了这部理性与感性并存的史书，给后人无比丰厚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