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林

      海林是我下乡插队时认识的我所在生产队的第一个人。

    虽然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但我还是很清楚地记得，那是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八年的十一月十日，这个日子在别人来说，也许不算什么，但对我来说，却是刻骨铭心的。那时，因为有一个伟人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他还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很多像我一样的有一点小知识或没有什么知识的年轻人以及还有些不那么年轻的人都在他大手的挥动下，“自愿”地或并不那么自愿地到农村里去接受“再教育”锻炼锻炼了。不像现在，农村里的人都往城市里跑，小城市不够，还要往大城市跑，但他们决不是因为从小就接受过“再教育”，而且是得到了很好的锻炼之后到城里去的，他们大多在城里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与我们当年在农村一样，甚至还更为劳苦。

      好了，闲话少说，言归正传。一九六八年的十一月十日绝对是个阴天，我记得很清楚，天干冷干冷的，北风刮着，不像现在，十一月份还比较温暖。那天，我们好几百人分别坐着几辆大篷车（那时候好像还没有“大篷车”一说，这词儿是十多年后看了印度电影《大篷车》之后才有的）从家乡出发，去到一个未知情况的地方，那是大下放的第三批，也是当年的最后一批，没有鲜花，没有掌声，只有哭泣和眼泪，当然，也有笑脸，哪怕是伪装的。 大篷车载着我们在沙石公路上往西然后往南行走，只能说是行走，决不是奔驰，一路上，经过澧县县城，过张公庙轮渡，眼看就到临澧县城了，但我所坐的车却在离县城不远处忽然向右转了个九十度的大弯，继续前行，唉，来了一趟，居然连县城都不让我们进去一下！又走了大约十多公里，车子又是一个大转弯，这下是向左转，依据方位知识，我想，应该是又折向了南方，不过，路没有先前好走了，先前是平路，这时变成了山路，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而且是弯弯拐拐颠颠簸簸的，弄得人晕头转向，不知走了多久，也不知走了多长的路，终于到了一处比较平坦的地方，“到了！”司机停下车，听到有人在叫，于是我们下车。拍拍身上的尘土，在来人的带领下，进到了公社院子里。

      没有欢迎的队伍，也没有如雷的掌声，但各生产队接人的社员已经等在那里，公社到津市接人的李主任（好像是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吧，这人看上去很老实的样子）按着他划定的名单一个个对应地将我们交给社员，于是，大家便分道扬镳了，当然，也有相互嘱咐多加联系的话语。但到后来，出问题了：原先准备接纳我们的生产队与李主任的安排有矛盾，队里根据情况只能接受女知青，而最后剩下的则是两男一女——我、我妹妹，还有一名男生。

      怎么办？一下子僵住了。眼看着同来的人都一个个走了，我们三人还呆在那里，看来有些木讷的李主任一时也似乎没有了办法。

      ……

      正在无所适从、而且心情越来越坏的时候，从院子的那头踱过来一个人，那人五短身材，面色黑里透红，身着一件旧棉衣，腰扎一条白毛巾，袖着手，年纪大约四十上下，眉宇间似乎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英气，我寻思，这大概应该是个什么干部吧。他看了看我们，便开口说话了：“那就到我们队里去吧！”这句话，让一旁皱着眉头的李主任一下子有点兴奋起来，但随即又有些迟疑：“你们队……不是没有接受任务吗？”

        “我回去给元青叔说说，总不能叫他们在这里过夜吧！”

      于是，李主任眉开眼笑，我们心情也好了一些。正好邻近队里有个接知青的社员还没走，老李就叫他带我们去队里。因为走的是田间小路，说话不那么方便，一路上，我们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了几句， 知道了我们将要去的是龙潭（这下好了，我们是去龙潭虎穴了）大队卫星（嗬，还蛮有时代气息的）生产队。

      乡亲们都是很热心的，听说来了“青年”（他们很自然地省去了“知识”二字），晚上很多人来到我们临时安顿下来的地方，问这问那的。从他们口中，我们知道了白天叫我们来这里的人是大队民兵营长，是复员军人，他们都很亲切地称呼他“海林哥儿”，看来，这个人的人缘还挺好的。

      第二天，海林开会回来了，他马上找到队长黄元青（这个队百分之九十的都姓黄，队长辈分高，人们都叫他元青叔），根据队里各家住房都比较紧张的情况，商量着将队屋腾出一间来让我们两个男生住，吃饭分到另外两家，一在山边，一在坪上；我妹妹就住队长家，也就在他家吃饭。

      说海林人缘好，还真叫我说对了。那年秋收后，海林家翻修住房，除我们队的人外，邻近好几个生产队的人都来帮忙（农村修房子，除了木工瓦工等技术活需用钱请匠人外，其他搬砖头、运木料等力气活儿都是大家互相帮工，待年终分红时拨付工分就是），很是热闹，大家一起卖力，一起吃饭，也不见提起什么工钱、工分之类的话题。，没几天工夫，房子就建起了，据知情人说，比其他人修房子要快好几倍。

      听人说，海林是当过大队支部书记的，但没多久就给“垮”（读作阴平：kuā,撤销的意思）掉了，原因是——执行上级精神不力。这怎么个“不力“法，就没人说得清了。不过，后来的几件事却似乎给了我答案。

      一件事是春耕时节，上级要求深耕细作，有领导提出了个口号，叫做“耙了横耙耙直耙”。我们那个队，人少田多，大人小孩人平有三亩多水田，另外还有旱地，且多为山塝田，耕作起来很是费工。老队长听了大队传达的上级精神，觉得很难办，照着干吧，劳力肯定不够，不照着办呢，又难得交差。那天听说公社要来人检查，可把老队长急坏了。海林其时还在大队担任着职务，他对老队长说，这事就交给我吧，检查那天你带着其他社员到后山湾儿里去干活就是。到得检查那天，海林一个人牵着牛、背着耙到了村头，摆开了“荡子”（湘西北方言，“阵势”的意思），把村口那一块田整得平展展的，然后坐下来卷了支“喇叭筒”抽起来…

      时间不长，远远地看见从公社方向来了一队人马，看样子应该是检查组来了，海林将没抽完的烟头一扔，把那刚刚卸下不久的耙头颠了个个儿，原先耙是横着的，现在他将耙直放着了，人还是像原先那样，站在耙上，不过原先是两条腿一前一后，牛儿拉着耙前进时比较好平衡，现在只能两条腿左右横站，平衡起来不那么容易，但海林似乎不那么在意，还是挥动鞭子赶起牛儿煞有介事地耙将起来，嘴里还不知哼着什么小调调。检查组的人到得跟前，看到只有这他一个人在耕田，便开口问道：“哎，老乡，这里是卫星队吗？”海林答道：“是啊。”其中有个懂得点作田的人又问：“你哪么把个耙直起的呢？”“那天开会不是说要耙了横耙耙直耙吗？”检查组的人有点无语了：怎么这么个人呢？于是又问：“你们队长呢？”“我就是队长呀！”检查组的人彻底无语，无奈地互相望了望，不再进村，转道去了另外的地方。

      另一件事便是修建全县重点工程青山水轮泵站“大会战”时，各公社与大队的带队干部都在尽力地表现自己，总是想着提前或超额完成任务，自己也好得到表扬甚至得到一些利益，于是，有时候就不大管社员的身体吃不吃得消，总是吆喝着社员多装快跑，要知道，那时候的生活水平是不高的，粮食和蔬菜是从生产队自带，油水很少，所以产生的热量并不多，往往干不了多久，肚子就有些空了。轮到海林带队的时候，他就不像有些人那样，一般情况下，他只要求完成任务，而且特别关照我们知青，叫我们“悠着些”，不要弄坏了身子。但也强调，“假如听到我吹哨子，你们都要卖力地干，最好还要大叫几声‘喔呵呵’！”这样一来，我们大队“民兵营”（大会战时，县指挥部叫师，公社指挥部叫团，大队则叫营——特殊时期，全国学人民解放军，一切都是军事化）每次总是按时完成任务，基本没出现什么因公受伤、劳累过度等问题，当然，也很少评上先进。但每逢“冬修”大会战时，社员们只要听说是海林带队，大多都愿意跟着他上工地，这是不争的事实。

      还在我读中学时，就听已经下乡的老同学说，在农村，公社、大队乃至个别生产队的干部，特别是所谓“主官”，权力是很大的，大到可以对某某小孩说“今晚叫你妈妈给我把门留着”。当然，那时也不懂得这是什么意思，待到下了农村，听到了一些话语，，特别是出工时听一些男男女女的社员讲一些“荤话”， 才明白了一些。听说我们那个大队的支部书记就是那样的人，全大队和他有染的妇女据说不少。

      海林怎样呢？据说，“文革”开始时，有几个造反派就想揪住这个问题整整他，可调查来，调查去，却总是抓不着东西，只得作罢。但海林也并不是不“痞”，但这“痞”却只在嘴巴上，从不付诸行动。比如，我有一次听他哼歌，那旋律是人们都很熟悉的调调，可他却唱成“革命军人个个要老婆，一个不够必须讨两个……”什么的，但也只是轻轻哼哼，据他说，这是他在部队时几个小兵胡乱搞得好玩的。我见到的觉得海林最出格的一次恐怕就是“拍屁股”事件了。我们大队同我一道下放的有一名女知青长得比较胖，特别是髋关节有些大，有一次工地收工后，海林路过她身边，忽然用手在她臀部拍了一下，拍完后还嘿嘿笑着说：“哎呀，某某某的屁股好大，初一拍了十五还在荡……“惹得人们一阵哄笑，弄得那女知青满脸赤红。

        早几年我回了趟生产队，与我同龄的大成招待我，海林就住他旁边，那天我们坐在一起讲了会儿话，但叫他一起吃饭，他以不喝酒谢绝了，给他烟，他也不抽，说“戒了。”

（写于2014年）

（海林已于前几年仙逝，祝他老人家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