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渔民

图：网络

我的家乡金堂县有三条河：中河，毗河和北河。三条河在县城梅林公园处汇成了沱江。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过去，不少人就是靠打渔谋生。身披蓑衣，头戴斗笠的渔夫，滿河扑腾的鱼老鸹，象卖猪肉一样卖鱼的肉案子，曾经是县城赵镇的一道独特的风景。随着河水污染，中河和毗河已经没有多少鱼了，只有水质较好的北河，还有一群靠水吃水的渔民。

17年前，我和另外两位同事采访了那些渔民。

那天是12月7日。一大早，渔民便将打渔船装上三轮车，蹬了三轮，一路吆喝着向北河进发。鱼鹰——学名鸬鹚，一种当地叫鱼老鸹的水鸟，都停歇在各家的船上。到了河边，放船入水。到了水中央，纷纷抡起竹篙将鸬鹚轰下水。那天是农历十月十七，大雪，天雾蒙蒙的，特别阴冷。渔民的到来，使北河上游一下子显得热气腾腾。

渔民都来自清江镇的郑家沱。郑家沱不少人祖祖辈辈靠打鱼为生。解放前，沱里90多户人家就有六七十户打鱼，就是现在也还有20户一年要打半年鱼。打鱼要靠鱼鹰。当地人管鱼鹰叫鱼老鸹，用鱼鹰打鱼叫放老鸹。现在放老鸹的人也不多了，也就是十几户。为首的叫郑永军，44岁的他打了20年鱼。

放眼望去，好象满河都是船和老鸹，吆喝声此起彼伏。渔民们手脚麻利地放网，收网，飞快地划船，可是一个多小时居然没有打到一条鱼。江面上风很大，我们开始为郑永军他们今天的收成担心。就在这时，有人兴奋地叫喊，一条七八斤重的大鲤鱼上网了。

开了头，鱼竟一条一条的打上来了。11点钟，渔民们靠岸开始卖鱼，也让鱼老鸹歇息一会儿。岸上立刻成了集市，颜色鲜亮的鲤鱼和草鱼引来了一拨又一拨人。看热闹的，买鱼的，围了一大圈儿。

“好多钱一斤？”

“4块。”

“啥子鱼这么贵哦？”

“鲤鱼。看清楚，金甲，跟堰塘里养的鱼是两码事。”

有人选了一条大鲤鱼，8斤，32块钱。与塘库里养的鱼相比，这条鱼太漂亮，要算美人鱼了。

七八斤的大鱼卖4元一斤，小鱼还要卖得贵些，4块5一斤。郑永军说，这是因为大鱼特别挑买主，家里人少的就根本吃不了，而小鱼就很好卖。

卖鱼时，鱼老鸹丝毫不理会岸上的喧闹，它们把头藏在翅膀里小睡。也许它们知道，再过一会儿还有第二轮，又要下河拼命地扑腾了，而且一直要扑腾到午后。

下午2点钟，渔民们开始收拾家伙：清理鱼网，放船，带老鸹上车。郑永军说，别看老鸹在水里很灵巧，可一到岸上就很笨拙，他每次都用船篙把它们挑上岸。

郑永军说：今天你们带来了运气，打到的鱼比前几天多。他还说，运气不好时忙活一天，一分钱收入都没有。

第二轮打到的鱼是在渔市上由家里人卖。回到清江街上，他们的妻子早已等候在鱼市了。这是渔民们向各自当家的展示成果的时候，气氛很轻松。女人们拿最后一个回来的长娃开起了玩笑。

“你一个人今天弄凶了哦，比哪个都打得多。”

“凶啥子哦，不是我一个人打的。”

“怕个啥，不得跟你婆娘说。”

鱼上市已经2点半了，郑永军他们这才到一家小馆子吃午饭。按惯例AA制，四川人叫打平伙。午饭很简单：2斤花生和一盘凉拌猪头，一盘卤肉外加每人2两白干。

男人在馆子里喝酒，女人在公路边卖鱼。这个沿公路摆开的鱼市已经形成多年，鱼是不愁卖的。

“好多嘛？16块，拿去。”

“熟人熟识的，给4块？”

“这条鱼跟你又不熟，4块5。嫌贵？这个大的4块，买两条还可以少两角。”

......

都知道这里买的鱼是地道的河鲜，不少外地人专门开车过来买，新都的，广汉的、青白江的，都江堰的，都有。其中广汉的最多。

一位来自广汉的胖子告诉我：

“我专门跑到这里来买，记不清买了好多回了。河头的鱼随便哪样都比养殖的好吃，情愿多花点车费过来买。”

卖鱼的女人话多，边卖鱼边跟客人打趣，一直要热闹到卖完为止。鱼卖完，各家的男人也打着饱嗝过来了。归途中，女人坐在三轮车边上还在喜滋滋地数钱。

郑永军吃完饭就回家喂老鸹。

老鸹吃的是刚从市上买的小鱼。

老鸹特别能吃，一只老鸹一天要喂7两鱼，还要加上猪肉。

“猪肉要肥。”郑永军说，“增加脂肪，保证营养，下水才不怕冷嘛。”

好在小鱼和肥猪肉都不贵，一只老鸹一天的开销最多2块钱。

郑永军说，要是老鸹敞开肚子吃，一顿要吃一斤多。但他们每天只喂一次，而且只能喂个半饱，因为饿老鸹才会去逮鱼。他说得特别逗，说老鸹只有饿了，第二天才会奋发图强地逮鱼，不饿，就在水里走过场。他还说，河边上钓鱼的人那么多，都是些不缺钱的人，明晓得钓不到鱼，就是图好耍，走过场。

郑永军把我逗笑了。在河边散步，经常看到好多装备精良的人在钓鱼，身边装鱼的桶几乎一律空空如也。正午阳光温暖，不少人耸拉着脑袋睡着了。可不就是走过场。

第二天下午，我们去了郑永军家。

郑永军初中毕业后就下河了。算起来他是第三代渔民。他说当年一个人打渔基本上可以养活全家，而现在却只能补贴家用。就说昨天吧，一个人分了40多元，应该说运气相当好。有时忙活了半天，鱼鳞都捞不着一片。郑永军说，他们说是渔民，其实只有半年多时间在打鱼。春天禁捕，是不能下河的；夏天水浑，老鸹看不见鱼，全靠秋冬两季能挣几个钱。全年算下来，打渔的收入约有两三千元，为全家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不下河的这半年就干点农活，很无聊的。一到秋天就兴奋，上了船人就特别精神。

郑永军的幺爷爷叫郑国洲，今年84岁了。老爷子还扛不动船时就开始放老鸹，一辈子打了数不清的鱼，最大的一条有50多斤。

老爷子对郑永军他们打的鱼十分不屑：“都是些猫猫鱼，看着都够了。难得打一根十多斤的鱼就喜欢得很，那只不过是鱼的孙孙的孙孙”。说着便细数曾经打到过的鱼：“有青波、白甲、赶棒、扛干棒、鸭子、翘壳、红参、姑能子、扁鱼、沙干、马朝鱼......青波白甲赛过鸡鸭，数那个东西最多。刺婆、鲢鱼，江团都有，都在北河头，少说都有几十种。最多一天我打了一百多斤！鲤鱼我整了2个40多斤的，他们说的，鲤鱼只长得到36、7斤，那是说的，我逮了2个40多斤的鲤鱼，在毗河工农大桥那边雷公沱，都清明节过后了，那个蛋啊就象苕子那么大一颗颗的，光是鱼蛋有有6斤半。我把鱼蛋拿回来，一家人都没有吃完。”

老爷子说的都是过去，听起来好象是神话。郑永军说，如今沱江里的鱼，也就是十多种了。为啥？除了污染，主要是沿江修了大坝，长江下游的鱼上不来。不光是鱼种类少了，河里的鱼也在减少。这几年环境刚刚好一些，鱼也稍微多了一些，可是那些毒鱼的，电鱼的，炸鱼的都来了，人们对付鱼的手段层出不穷。用电烧鱼，水草上鱼儿产的卵烧得噼噼啪啪响，已经孵出来的鱼苗就那么活活地烧死了。

郑永军说到将来时，显得十分伤感。他说，他们的下一代已经不再学放老鸹了，因为打鱼没办法养家糊口。他们之所以还在打鱼，是因为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习惯了划船，习惯了放老鸹，习惯了在水上吆喝。也许有一天，河里再也没有鱼了，他们也就象幺爷爷一样老了，下不了河了。到那时，沱江上就再也没有渔民，再也没有鱼老鸹了。

他们这一代，将会成为最后的渔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