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说过，宗德兴是个犟脾气，跟人斗，跟牛斗，往往都是他胜。因为他会说，能说，也敢说敢做，一生都在与人与事争着。这种个性在兄弟几个里属于一种特例。因此上，他也就成了家庭与世相争的主要力量，家里的兄妹几个凡事都听他的。但他的婆姨陈玉珍，却一辈子没怕过丈夫。这也是一档子怪事。
洛河源上有个传统，父母在世，儿子结婚，一般是不能分家另过，不然会被视为不孝，让世人笑话的。宗维岳和张连贤都很重视这一点，宗德兴成家立业之后，虽然住在后羊圈窑，但居家过日子和地里劳动还跟全家一体。较强的个人能奈，也使他成了家庭的主要劳力和对外的代表。
身为几个媳妇的婆婆，张连贤很传统，个性表现上，有时候显得苛刻。她与大儿媳妇张树芳磨合了几年之后，完全的成了家里的做主人。大媳妇被接走，二媳妇进门来，新的磨合再度开始。这一回，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二媳妇陈玉珍是个强性子人，表面上循规蹈矩，骨子里却有种反抗精神。在受到了婆婆的指责之后，一开始隐忍不发，后来婆媳之间就开始拌嘴了。这一点，宗德兴的大女儿宗文彩，曾对我回忆说：
“奶奶那个时候也要强，当了婆婆，要管家。二妈也要强，不听，两个人常争嘴。因为这个，二大跟二妈也常吵架呢。后来，奶奶对二妈就不好了，不给哄娃娃。二妈二大下地劳动，娃娃没人看，吃不上饭，屎一把尿一把的，糊得不成样。二妈回来，就跟奶奶嚷。二大因为这个，唉哟，跟奶奶哭了好多鼻子呢。”
“二妈做事，表面上不争，心里有劲。她不同意的事，那是绕着弯子也要改变你。那个时候，二妈跟奶奶之间，常用迂回的办法，逼得奶奶也是没办法，有时就骂了脏话，二妈就抓住不放。奶奶给二大告状，二大在外面厉害，但管不住二妈。奶奶不给哄娃娃，一定情况下，也怨二妈。”
宗文彩所说的这一点，从前面一章中，张连贤跟李贵花吵架一事，可以看出一些联系。
上面所说的这些内容，都是些家庭的琐事。家家户户都有差不多的经历，所以也没什么特别之处。话题归到宗德兴名下，他在多舛命运的安排下，先后又经历了两回大难。
宗维岳组织高级社，杨青庄大多数人家都入了，人们在劳动中还是尽心尽力，很少有偷懒的现象。宗德兴有一回从南梁台往回背荞麦，一人背了三个人的量，大的就跟个草房子一样。到了场院外，当时正好赶上他一个人，在过垫板的时候一脚踩翻，背上的荞麦把人整个压在了下面。
那时候的场院外边，都是打一圈土墙，墙外挖一道深沟，为的是防牲口跑进去糟害粮食。但为了方便人们进出，场院门口处，挡了一块大石头，上面搭一块木板子当桥。宗德兴踩翻的正是这块板子。
后面背荞麦的几个人回来，看见一大背荞麦挡在场院门口，谁也过不去，还奇怪的说呢。几个人放下背子，啦了一会儿话后，合力把那捆荞麦提了过来，这才发现下面的宗德兴，头磕在石头上，满脸是血，已经人事不省了。
那一回，宗德兴被送到县城医院，剃成了光头，后脑勺上缝了八针。由于失血过多，医院安排输了一千毫升的血，才让他从昏迷中醒来。挨过大难的宗德兴回家后，悄悄跟母亲张连贤说：
“妈，在医院的那两天，我就觉见自己好像是在一个大院子里，周围立着齐整的木头栏杆，四处站满了各种各样的人，都挡着脸，拿着刀叉剑戟。我想跟他们说话，没人理我。后来，来了两个白脸人，上来就给我套上了铁链子。我问自己犯啥错了，要被抓到这个地方？没人理我，我要往出走，找不见门，爬到了栏杆高处，又一头栽了下来。”
对儿子灾难不断，心怀恐惧的张连贤，原就是一脑子的胡思乱想，再听这么一说，就更害怕了。第二天，她一个人跑到离杨青庄外的一处庙里，又是烧香，又是许愿。在回家的路上，她正好碰见了一个本家的婶娘。说起这件事，婶娘出主意说：
“你这个二小子从小调皮捣蛋，现在都娃娃一堆了，还多灾多难，这怕是要讲点迷信了。”
“我不知道咋讲呢？”
“这个简单，过去我们家就搞过这种事，也就是请上个阴阳先生来，给办上一场法事，替他向神仙求个情，赎个身子出来。要不然，还不知道会有啥难呢。佛爷说这都是人上辈子的因果。”
夏日的一天，张连贤给二儿办了一场法事。请回的阴阳在院子里，鼓乐唱腔，一片热闹。剃了光头的宗德兴，身上挂着象征性的铁链子，被领着在搭起的桥上桥下来来回回转圈子，撒纸钱，一声声应和着阴阳的问话。在开链子的时候，阴阳徒弟突然从后面，把一碗鸡血自他的头上出其不意地浇了下去。
那一天，正是宗德兴的生日。这也是儿多女多，从不把娃娃们生日当一回事的张连贤，给几个儿女中过得最隆重的一个生日。放学回来的宗德虎，饥不择食中，饱饱的吃了一顿香饭。由此，他把这样一段家庭故事，随着香饭而牢记在了脑海里。他说：
“那一次做法事，村里人都觉得好笑的很。说你二大那么大的人了，平时厉害的啥一样，那时候跟着阴阳，教啥说啥，乖的哟就跟个小娃娃一样。真失笑人呢！”
法事赎身，让宗德兴自觉远离开了灾难。没过多久，他的身体就恢复过来，生活也一如继往地继续着。这一年，他被选上了杨青庄生产队长，在领导岗位上，那种为人处事，处理问题的方法，大有其父宗维岳的风采。所不同的是儿子刚直，脾气暴躁一点，当父亲的则表现的更游刃有余一些。
然而，多舛的命运并没有就此打住，两年之后，宗德兴又经历了一次要命的大难。
杨青小学搞了一处操场，立了两个篮球架子，供娃娃们体育活动。生产队里的一帮年轻人，没事时也会来这里搞一些分队比赛。球场的一侧是山，另一侧是土崖，有四五米之高。宗德兴有一回打球时，忘了危险，为接一个球而一头栽下了土崖，人被摔得鼻口鲜血，再次不省人事。一群人把他送到医院，大夫一检查，当时都给出了生命不保的暗示。
为此，刚强的张连贤眼泪汪汪地到庙里去，连哭带诉责问过神仙：
“你们这些瞎眼的神神，香我点了，贡我上了，钱我也烧了，法事也办了。他都已经是赎过身的人了，你们咋还不能放过他呢。你们算些啥神神嘛！那些阴阳法士，是不是全是骗子啊？老天爷，你睁一睁眼吧，有什么难，就让我这个老婆子，代我的儿子去了吧！”
是命运的安排，抑或是母爱的伟大，宗德兴再一次奇迹般活了过来。他当了两年队长后，因为能力和人缘，被招到城关公社上了班。在那里，因他会算账，算盘打得好，好多时候都干着类同会计的工作。饥饿年月里，他先后的这两种角色，为家里人生活解决了不少的问题。再加上母亲过日子上精打细算，所以，全家人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断过粮食。
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宗德兴个人禀赋和兴趣开始凸显出来。这一点他自己都没有注意到，那便是对家庭财产的看重，对买卖挣钱，发家致富的热心。这种能力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理财意识强。发现了儿子的这点本事，家里有些什么东西要卖要买，张连贤都依靠他去做。日子长了，宗德兴成了家里掌柜的，钱进钱出都要过问。
二姐宗德珍家因为累手大，生活困难的过不下去，常会回娘家来寻找点帮助。张连贤碍于儿子和媳妇，又心疼女子，总是偷偷的给点接济。就这点东西，都常常被不知情的宗德兴，给算得说不清楚，无奈之下，当娘的只好说：
“好我的儿哟，妈都让你算糊涂了。家里就那么点东西，你算那么清干甚呢！”
如果说认真是宗德兴最大的优点，那么一定情况下，又是他一生都难以放下的一个缺点。别人发了工资，挣了钱，都爱打个平伙，吃点好的，喝上两盅，有时候还耍一耍赌头。这些宗德兴都很少参与，他把钱看得重，一分一分的积累。这几乎成了他一生光荣的负累，也是晚年时委屈万分的根由。对这一点，他的大女儿宗文彩曾跟我说：
“二大一辈子节俭，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他出门跑外，很少下馆子吃饭，多会儿都是自带着家里烙好的干粮。干的吃不进去，就跟食堂要一碗水就着吃。二妈为这个，常骂二大是个穷怂鬼转世。那没办法，二大就那么个性子。他自己也觉得委屈，可改不了。”
“说二大小气，也不是。他自己舍不得，对儿女的事却从不亏欠。办大事的时候，家里用钱的时候，全靠二大往出拿呢。还有，那时候咱们一大家子的人，爷爷又不管家，生活全靠他呢。二妈跟二大不一样，只要手里有钱，想吃想喝，想买就买。人家是享受了一辈子。”
1968年冬天，吴起县政府响应中央的号召，积极动员公职人员回乡劳动，为此还出了个地方土政策，允许社员在山上开挖生荒地，公开说谁挖地归谁种，谁种谁收。自古农民对土地最看重，都认为这是一个抢地盘的机会。宗德兴听说后，嘴上说响应国家号召，实际上撂下工作，跑回杨青庄的山上开荒种南瓜了。
这样一次错误的决定，完全是因为一念之私，让宗德兴丢弃了工作，重新沦为一个种地农民。也许，这样的决定中还有不为人知的原因，但其遗憾，成为了他每每想起，都为之后悔的一件事。他曾感叹说：
“人要是只盯着那几亩地，不能看得长远了，那只能吃亏，没说的。就说那年吧，像我这种情况的人有一批呢，跑回去开生地，那苦可受上了，结果，开出的地全让队里收走了。不要说种南瓜了，连个草苗苗都没收上。还把个好端端的工作给丢了。要不然，我后半辈子起码也是个吃公家饭的人。”
1971年，文化大革命在杨青庄搞得你死我活，被逼无奈的宗德兴和老四宗德虎两家人，远徙它乡，到内蒙古巴彦淖尔盟磴口县协成公社南营子大队第一生产队落户。这一切都是宗德兴悄悄跑了一趟内蒙才确定下来。老大宗德旺当时任盟公安处处长，所有户口之事都是他一手办理的。人生后路是瞎的，他们的这一走，成了后来生活的一次转机。
搬家的时候，两家人乘坐一辆顺路的大卡车，拉着全部家当和大人娃娃十几口，一路西北行。中途在定边的一处国营食堂吃饭，由于正赶上中午下班时，人多，排了一长溜的队。着急赶路的宗德兴排到了前边，几个年轻人却要插队。穿一身烂羊皮袄的他坚决不让，双方就打了起来。一比六的悬殊力量，让他挨了打，但却赢了理，最后把其中的两个人硬是扭到了当地的派出所，给自己赔礼道歉才算完。
到了内蒙之后，宗德兴由一个外来户小社员，被提拔当上了南营子二队的队长，后又当上了大队会计。中间，在一次修路工地上，领队的他为了生产队的利益，又与一些工人因为琐事，直打得头破血流，昏迷过去，被送到了公社医院。消息传回家里，陈玉珍急得跟儿女说。
“唉哟，你大完了，迟早得让打死了。那么大岁数的人了，一点也不考虑娃娃老婆，就爱跟别人争。争什么呢，争下的又不是能给他呢。唉哟，一天把人操心死了。你们还不赶紧跑去看一下，看人还活着了不？”
改革开放，国家政策松动，宗德兴开始跑起了买卖。他几次往返吴起和内蒙，做成了几笔小生意，由此一发而不可收，并最后举家重新返回吴起。一家人的归去来兮，因为本来就是杨青庄的人，所以落户分地，都没啥麻烦。只是村子里原来的窑洞卖给了外人，他只好另寻住处。
是慧眼识金，也是福至心灵，经过东瞅西瞅，宗德兴最后选中了吴起县城东头的宗圪堵子，那里有一处山坡背靠大山，前临一条马路。这块地离宗石湾不远，他出了点钱买下来，出手就箍了五孔面子石窑。当时引得人们议论纷纷，都说宗德兴在外面发大财了。
修窑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宗德兴心疼钱，前期的准备工作，都是自己一手挖出来的。那苦把人受得面色如铜，身体都瘦了一圈。石湾和杨青的人往街上去，都要路过门前，看见他受那苦，多少人都劝他要当心身体，可不敢受得太厉害了。他说：
“人不受苦干甚？苦还能把人受爬下！这点苦，比起过去在山上劳动，算点啥事？有钱挣，我不怕受苦。”
宗德兴是宗维岳几个儿女中唯一的一个离开之后又回归故土的人。前后算下来，他在外生活了整整十年。重回杨青时，正赶上国家出台土地承包到户的政策，听说老两口名下还分了一点地。已经尝到了买卖来财之乐的他，自己没有回去种，全包给了别人。
一段时间里，在小妹宗惠珍的帮助下，宗德兴到吴起县百货公司，干上了采购员的工作。这一下，他如鱼得水，一天在外四处跑。其中主要进货的渠道，是老三宗德龙所在的吴忠市。在那里，三弟媳刘鸿林当的正是百货公司的经理。这中间，挣下了多少钱，只有他自己知道。
口袋里有钱了，且是替公家办差事，条件与以往大不同的宗德兴却不改旧习，一如继往，常年还穿着一身老旧衣裳，还是出门带干粮，住店挑最便宜的。人们都笑话他不会享福，他却自有道理：
“受苦人，还想享啥福呢！不饿肚子，干自己喜欢的事，就是福。人要懂得知足，我觉得现在够享福的了！”
有一回，宗德兴在外跟几个人，几句不合就动开了拳脚。猛然想起腰里揣着的几千块进货钱，他脑子轰得一下，啥气头也没了，抱头就蹲到了地下，由着别人踢打。对方不肯善罢，把他背的干粮口袋抢过来，六七个烙饼撒了一地。他跑过去捡起就吃，就跟个傻子一样，几个人这才愤愤的走了。
那一回的让步，是宗德兴与人相争经历中的首次，也是他本质中理性的一面。
谁也想不到，吴起出了石油之后，地方开始大规模参与开采，县政府一下子有钱了，县城老街向东发展，宗圪堵成了交通枢纽地带。那院子地方成了一弯子宝地，临路的门点出租挣钱。想一下，有什么能比这更让他老人家心满意足的呢！
六十多岁以后，宗德兴基本上就歇下了，但他却闲不住，眼里到处都是活，常急得跟家人瞪眼喊叫。家里人习惯了，不把这些当回事，能干则干，顾不上了各忙各的。往往是不服老又急性子的他，嘴上骂着呢，双手已经干了起来。
县百货公司拉回一车货，找了几个年轻人卸货，却嫌钱少不干。蹲在墙角啦话的宗德兴，心痒痒的跑上前，把这份营生揽了下来。在他的动员下，几个老汉把一车东西给背到了库房里。那年，他六十五岁。几个年轻人逢人便说圪堵子的宗老汉抢了他们的生意，一度被熟悉的人们引为笑谈。
一辈子经历太过坎坷，还是说人的天命使然，宗德兴在儿女一个个孝心如云而来之时，悲剧地患上了全世界都束手无策的脑萎缩症。这是个发展缓慢，结果令全家人悲伤不已的受罪毛病。这种病与他老人家一生多次头部受伤之间有没有联系呢？这个很难说。宗德兴小儿宗力平，曾跟我回忆时说：
“二大老来的时候，身体一直挺好，能吃能喝。我还常想，家里日子好了，他老人家能活个八九十岁不成问题。后来发现他往家里捡一些毫无用处的东西，左右脚上的鞋子乱穿，棉单不分，说话怪怪的，颠三倒四。二妈觉得不对了，我们领到医院一检查，才知道是这个毛病。当时没把人难过死。”
我最后一次见二大宗德兴，还是在小妹宗文鸣的婚礼上。他老人家正好在西安闫良看病，颤巍巍的坐在席面上，一双泪汪汪的眼睛，看着每一个上前问候的侄儿侄女。他已经叫不出好些人的名字了，对我却还出口准确无误。无误的令人眼睛一酸，心为之痛。
一生好强的宗德兴，育有五女二男，于2007年7月6日逝于吴起宗圪堵自己的家中。享年7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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