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黄帝的“理想国”是华胥之国，国中“民无嗜欲，自然而生；不知乐生，不知恶死…”；公元后，孟元老的“理想国”是国都汴京，国中“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与黄帝的华胥之国不同，孟元老的汴京是活的，它充斥着街头巷尾的叫卖吆喝，飘溢着佳人小姐的脂粉香膏。国都人民的性格就如同他们所处的朝代那样：小资、欢腾、文艺。所以上至皇亲贵胄下至市井百姓，他们悉心准备，绝不错过每一次与众人一起感受“太平日久，人物繁阜”的机会——节日。
《东京梦华录》自卷六起就穿插描述了当时汴京的风物民俗，当中又以描写节日的篇章最为细致生动，这些节日当中有如今我们依旧在欢度的除夕、中秋...也有被我们遗忘的寒食、秋社...细细读去，我们会讶异于当时汴京人民对即将到来的节日的殷切期盼以及节前准备的细致繁琐，同时也使我们得以有幸一窥北方过节的盛景。南北均有端午，但一直以来南方的端午总是与“纪念屈原”有关，赛龙舟、包肉馅的粽子都是为了不让江里的鱼儿误食了义士屈原。更有在额间点雄黄酒、腰间配香囊以驱五毒防邪祟。然而，孟元老笔下汴京的端午却更加“亲民”，生性率朗的汴京人民把这节日过成了自己的狂欢。不纪念谁，不驱除什么，简简单单只是为了悼念自己珍惜的人，一并顺带欣赏这“草长莺飞五月天”。于是，端午的汴京不光有粽叶的青更有葵花的黄和团子的白：“百索、艾花、银样鼓儿、花花巧画扇、香糖果子、粽子、白团、紫苏、菖蒲、木瓜，并皆茸切，以香药相和，用梅红匣子盛裹...”。这些仅仅是需要准备的应节物品，等到过节当日更是热闹非凡，身份等级不同的士大夫与百姓互相设宴，共度佳节：“家家铺陈于门市首，与粽子、五色水团、茶酒供奉，又钉艾人于门上。士庶递相宴赏。”秦岭淮河分南北，一并分了南北人的气质。南方人细致，后世人总忘不了与先人之间的千丝万缕；北方人洒脱，热热闹闹图个自己身心舒畅。
孟元老笔下的一众节日中，有几个更能体现南北的差异，那就是“节气”。汴京的立秋，市街上都是卖楸树叶子以及各色鲜枣的小贩：“立秋日，满街卖楸叶，妇女儿童辈，皆剪成花样戴之。是月，瓜果梨枣方盛，京师枣有数品：灵枣、牙枣、青州枣...”。千里之外的南方却是另一番景象，家家户户在这日纷纷抱起西瓜“啃秋”，有《首都志》记载：“立秋前一日，食西瓜，谓之啃秋。”幅员的辽阔让南北两地入秋的时节有了差异，北方立秋之后昼夜温差变大，绿叶渐渐由红转黄，瓜果香熟。而南方立秋之后，依旧暑气难消，西瓜、香瓜等夏季的水果在这时依然盛产。立秋数月之后的立冬，北方人民纷纷屯储蔬菜以备漫漫冬月食用：“京师地寒，冬月无蔬菜上至宫禁，下及民间，一时收藏，以充一冬食用。”南方虽进入冬月，瓜果蔬菜倒是不缺，但是南方人生性畏寒，于是在冬至这日民间历代都有“立冬补冬”之说，羊肉炉、姜母鸭等肉食都是南方人民极喜爱的驱寒佳肴。
南方与北方，在曾经那个车马劳顿的年代，不啻两个遥遥相望的国度。彼此之间的相互窥探也是借助行走于两地的文人、艺人，甚至是南来北往的船家、商人...但是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了另一种直观感受异地风物的途径。然而，他的“梦华录”是在靖康之变后无奈避走江左时所作，这其中更多了一份身处南宋怀念北宋的“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怅然。以至于作为后人的我们，在品读此书时，依旧能感受到孟元老那些风流、热闹的文字背后夹杂着的淡淡的惆怅。但是不得不说，除去这些“惆怅”，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当时汴京人民生活的奢华和美以及扑面而来的北宋风情。
北宋汴京如今已被黄河泥沙掩埋于开封地下，南宋杭州如今依旧莺莺燕燕。一北一南，或说跨越千里，或说两个朝代，但是即使两者之间气候不一、习俗不同、气质相异，两地的故人以及作为后代的我们依旧能够穿越时间的鸿沟，汇集在孟元老笔下汴京的某处繁华街巷，一同感受那北方太平盛世下的佳节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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