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惠王章句上》中的义利之辨
——观点取自南怀瑾～《孟子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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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战乱不断，诸侯并起，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一刻不能消停。董仲舒用这样一段话来描写春秋时期：夫德不足以亲近，夫文不足以来远，而断之以战伐为之者，此故春秋之所以甚疾也，皆非义也。
董仲舒认为，那个时代无德无文，谁也不相信谁，国家之间没有道德关系，取而代之的是战争，而每次战争都会加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所以说春秋无义战。
继春秋时代后两三百年，就是历史上所谓的战国时期，紊乱的情形，比春秋时期有过之而不及。
各个强国的诸侯重现实，社会更重现实，常年战争不断，苦，只苦了老百姓，狗彘食人食，途有饿殍。各路诸侯只去管如何打仗，纵横家苏秦，张仪，邹衍之流更受诸侯们爱戴，而孟子这样，实行仁义之道，完全从救世救人的宗旨出发的圣人，却难以立足。
原文如下：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拜见梁惠王。梁惠王说：“老先生，你不远千里而来，一定是有什麽对我的国家有利的高见吧？”）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孟子回答说：“大王！何必说利呢？只要说仁义就行了。）
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土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大王说：怎样使我的国家有利？大夫说：“怎样使我的家庭有利？”一般人士和老百姓说：“怎样使我自己有利？”结果是上上下下互相争夺利益，国家就危险了啊！）
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
（在一个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它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夫；在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它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一 百辆兵车的大夫。这些大夫在一万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千辆，在一千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 一百辆，他们的拥有不算不多。）
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可是，如果把义放在后而把利摆在前，他们不夺得国君的地位是 永远不会满足的。反过来说，从来没有讲“仁”的人却抛弃父母的，从来也没有讲义的人却不顾君王的。所以，大王只说仁义就行了，何必说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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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惠王原本叫魏惠王，因为当时迁都到大梁，所以习惯称之为梁惠王。他的祖父魏文候，父亲魏武候都曾创下很大的伟业。而到了他处的时代环境，比起祖辈的时代，更加复杂困难。
孟子见梁惠王，也是梁惠王最悲愤难受的阶段。他与齐国一战，损失大将庞涓，同时太子申被褥，又与秦国一站，割让河西，往东退却三百余里，迁都大梁。所以他想网罗外国的人才，来恢复父祖的光荣局面，这才有孟子见梁惠王。
这也就能解释梁惠王的第一句话：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在战火不断的年代，魏国四面受敌，国家岌岌可危，况且近年损兵折将，连太子都被掳走，梁惠王想改变局势的心情可谓迫切。
而孟子却没有给出具体利其国的实施方案。而是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道理梁惠王可能都懂，可是现在火烧眉毛，情况紧急，你给我讲这些大道理有什么用。
司马迁在史记中把孟子与梁惠王的一段对话记录如下：
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于外，太子虏，上将死，国以空虚，以羞先君宗庙社稷，寡人甚丑之。
叟，不远千里，辱幸至弊邑之廷，将何以利吾国？
孟轲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则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则庶人欲利。上下争利，国则危矣。为人君，仁义而已矣，何以利为！
可爱可敬的孟夫子，讲的道理都对，可梁惠王这个时候百病丛生，你这包颠婆不破，千古真理的仁义药剂，他实在无法吃下去。
司马迁在《孟子列传》中又说：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而阔于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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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是真的像梁惠王那样迂远而阔于事情吗？难道他对不会风尚游说之士的众横之术，一点也不懂吗？
答案可以肯定的说：不是的。
孟子是抱着古圣先贤的救世之道出发的，他完全懂得个人博取公明富贵的办法，只是不肯为之罢了。
孟子被尊称为亚圣是有道理的。他明知道自己提出来的仁义治国对于梁惠王来说，不会接受，但是还是这样说了。是出于百姓的角度考虑，与纵游说家不同的是，他的仁义之道是长远的谋国谋身的利，而非眼前的小利。
梁惠王和孟子其实是各言其利，梁惠王的利是眼前国家的客观形势，希望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而孟子提出的仁义，并不和利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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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化思想没有一样不谈利的，孟子提出的仁义是长远的利，是大吉大利。
南怀瑾先生举例子：我们在路上看到一些钱这是利，要不要把钱捡起来呢？这就发生了利与义之辨的问题。以传统文化来说，这些钱原非我之所有，如果拾起来据为己有，就是不义之财，是违背了义的道德，是不应该的。
在利的一方面，自己的私心里认为，路上的这些钱乃是无主之财，我拾不起来，他人也会去拾，据为己有，也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到底该不该拾，儒家对这种问题非常重视，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个人的道德观念。
孟子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也是熟读四书五经出来的，对仁义和利的理解自当非常清晰。如果我们狭义的理解，会把仁义当成一种观念，一种不包含利益的胸襟；把利当做一种经济上的收益。
其实不然，仁义和利并不是相互对立。孟子谈的仁义是从国家长远利益出发的，是扩大后的利。
南怀瑾先生讲到，人类文化思想包涵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以及人生的艺术，生活，没有一样不谈利的。
人不求有利，又何必去学读书认字，不也是为了获得生活上的方便，小孩子学讲话，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意见。就连修道成仙的道人也是为了自己能升天，也是一种利。
《易经》是五经之首，里面八八六十四卦中的卦爻词，谈利的地方就有一百八十四处，《易经》的中心思想，便是＂利用安身＂。
如果说孟子完全否定了＂利＂的价值，那么易经等所有的传统文化，也被孟子否定了。
韩非子说：舆人欲人富贵，馆人欲人死丧。人不贵则舆不用，人不死则棺不买。非有仁賊，利在其中。
卖汽车的的和卖棺材的分别希望别人发财和死亡，并不是卖汽车的人好，卖棺材的不好。这两种想法都是出于生意人想赚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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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是真正的大师，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是相比驺衍，苏秦这般纵横家，不受诸侯喜欢。不是孟子才学不精，只是他不愿意向这个时代妥协。宁愿为真理正义穷困受苦，也不苟且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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