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年华的聋与哑

作者: 马可家的超冷门抽水马桶 | 来源:发表于2016-12-08 15:47 被阅读0次

    前言:十几岁时的中学时光,是人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之一。我们进入了青春期,却不知青春为何物,只是过着一个又一个日子,看得到尽头却又觉得未来遥不可及。然而说到近年描写青春的文学作品,却总让人避之唯恐不及,仿佛描写青春的小说,如今都必定是“青春小说”那一派,矫情、拧巴、无病呻吟。这种“青春小说恐惧症”,我是遇到双雪涛才治好的。

    中学时光

    高中毕业时,我曾想过写一部小说,写那些中学里印象深刻的伙伴、敌人或是陌生人,按人名分为不同的章节,最终通过这种方式将我的十几岁定个性,封存起来。然而当我下笔后发现实在不好写,作罢,这想法便沉入了太平洋底。

    不久前碰到了双雪涛的《聋哑时代》,被作品深深地折服了,这就是我当年想写却没能力写成的那部小说。聋哑时代这名字也起得精妙,因为中国的学生总被困在教室里,像实验室里的猴子一样,难怪对外界既聋又哑。

    我们的青春(如今连这样的措辞也显得矫情),早被当年代表80、90后的许多劣质作家所扭曲改写,变得面目全非。如今这样的作品依然存在,甚至不断搬上大荧幕,继续催眠着大众。我们明白这一代的青春并非日本校园里的第二颗纽扣,也非xxx之流的堕胎、三角恋、头破血流,更不是台湾言情片中偷偷摸摸仿佛要来回大战300回的暗恋艰途。我们可以观赏别人的青春,但将他们套在自己身上,总归是不合适的。

    我们的青春一方面很简单,不过是学习、学习、学习;另一方面呢,却又有点复杂,早恋、打架、欺凌、逃学、老师的霸权等等负面因素交杂在一起。后来我想,中国学生的青春是很残酷的,却不是被矫情的作者们反复写的那种爱来爱去的残酷,而是在选择上少得可怜,被升学、霸权、名次、家庭期望不断挤压,最终到了大学,许多人就只剩下一副空皮囊,好像做啥都行,却已经啥都不想做了。

    教师崇拜

    老师是我们中学时光最重要的同行者之一,然而许多青春小说都将老师作为一个工具使用,或自私自利到底,或索性隐形了。这些作品里的老师写得不痛不痒的,没有温度。

    《聋哑时代》里的老师就有趣多了。有一个情景是这样写的:“我”有个很聪明的朋友叫刘一达,从开学时起便显露出对世事不闻不问的态度,只愿意钻研宇宙、数理等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所以当几何老师第一堂课问学生有什么对称的图形时,刘一达回答直线。这个答案让教室沉默了几秒,老师无言地看了看他,不知如何作答,尔后便默默地开始了第一章的教学。

    其实在我们学生时代时,我们或许没有细想过,但至少隐隐约约感觉到,师生之间是有某种默契的。这种师生之间的默契,其实是一种规则,比如你上课回答问题,要么回答出老师心目中那几个答案,要么故意捣蛋惹得全班哄堂大笑,这些都是规则内的事情。然而如果你回答出一个答案,它不属于这两类的,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就让大家都感觉到迷惑了。

    这种师生之间的潜规则,充斥了整个中学时期。无论好学生或是坏学生,都是这种规则的产物。你做了老师喜爱的事情,便是好学生;故意搞破坏,违反校规,便是坏学生。然而这两类其实都是“规则内”的产物。但是对于规则来说,刘一达便是规则外的了,他既不是好学生,也不是坏学生,从来不站队。许多人认为坏学生是破坏规则的人,其实不然,真正破坏规则的是刘一达这种人。

    刘一达的聪明让他能无视课堂自我学习,最终进入了校外的清华实验班。那么老师们对他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书中说老师从来不管他,他身边除了“我”和霍家麟之外也没有朋友,他隐形了,因为没人能对付得了他,所以学校只好“隔离处理”。

    其实细想一下,学校所有无法解决的问题都是用“隔离处理法”解决的。比如大家所熟识的欺凌问题,绝大部分的老师都知道班里谁被欺负,然而都选择视而不见,每天一副天下太平的样子,着实让受欺负的学生感到怒火中烧。

    作品中描写最多的老师,便是班主任孙老师。孙老师非常“爱才”,对班级里爱好学习的学生喜欢得不得了,而对成绩差的学生则多次打骂。隋飞飞本来一直稳定在班级第一,深得孙老师喜爱,还帮孙老师“拉皮条”,即老师开补习班,她在班里拉拢大家去读。这补习班每堂课40块钱,一周一堂,到了后来老师们还组成了一个补习团,啥科目都有,有校长罩着从来没被告到教育局去。然而因为一次契机,“我”居然考了第一,那次考试事关重要,因为第一的人能被派去新加坡留学。这一来,孙老师只得偷偷改成绩,让隋飞飞第一。这事本来就这样过去了,然而“我”的挚友霍家麟看不过去啊,写了张大字报贴在校长门口,控诉孙老师的恶心行为。这件事最后怎么着?霍家麟被退学了,隋飞飞的确不是第一了,不过“我”也不是,换了一个大家都不太认识的人。

    那天孙老师看到大字报是扯着“我”和霍家麟的衣领去办公室的。后来我想,这个情节如此触目惊心,它到底想说明的是什么问题?并不是单纯地批判孙老师很迂腐,而是更复杂的问题。这里面至少有两层含义。

    第一,控诉了学校的官僚作风。这个短故事里,是孙老师罩着隋飞飞,校长罩着孙老师。在这个体制内,老师和校长是坐在同一条船上的,而学生几乎没有胜算。

    第二,承接上面的结论,这就导致了学生在体制里的无力感。“我”也好,霍家麟也好,最终对这件事情一点撼动的力量也没有。巴结好老师比啥都重要,其实无关正义与否,因为法律、法官和陪审团其实都是老师那边的人。

    这种情形最终导致了我们对老师的过度崇拜,因为他就是一锤定生死的人。隋飞飞是最敬重老师的那一类,而霍家麟就是反面,天不怕地不怕。然而第二种要么被消灭(退学),要么在学校里被身边人隔离(不闻不问)。传统上来讲,老师是值得尊敬的,但是现在中国的环境里许多老师没有达标,他们只是“碰巧”当上了老师,“碰巧”伤害了许多人。而无视这一点,是个老师都怀有感激之情,在我看来是很奇怪的。

    这样讲可能会让一些读者觉得我的结论过于偏激,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回想一下如今人们对老师的态度,尤其在离校之后,即使当年恨得咬牙切齿,事后讲起来仿佛都感恩戴德。我一直觉得这是病,得治。许多教师在如今国内的大环境下的确不称职,并没有做到保护学生的指责,反而处处伤害学生。而我们态度的转变实际上非常滑稽,想想军训的时候吧,大家对教官的责难和对无端受苦的抱怨,而在其后态度立即就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哭着送他们离开。在我看来,这两件事都特别荒谬。

    无力与反抗

    正如我开头时说过,中国学生的青春是特别残酷的,因为他们几乎没有什么选择。我们在年少时或多或少都听过老师这样讲过:“你们今天坐在这里读书已经很幸运,很多人想读都没钱去读,只能在乡下耕田。”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书中发出了这样的感概:

    为什么世界上一定要有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童年?一种是知道所有草木的名字,知道公牛的犄角和母牛的犄角有什么不同,可却不能去念哪怕一天的书,或者即使历尽千辛万苦坐在教室里,不一定哪一天因为一场大风或交不上几块钱的学费,就要回家继续去温习关于草木和母牛的知识;另一种被逼着放弃这个参差多态的大千世界,每天被关在装着铁丝网和监视器的校园里,人生的意义就是无休止地和冷冰冰的书本周旋,而且不知道到哪天算是完结的一天。为什么我们都是一样十几岁的孩子,都长着一个脑袋,两只手,两只脚,可一种一定要把脑袋累得要烧掉,手和脚的用处只是写卷子和走到教室和考场,另一种却要四肢不停地劳作,脑袋荒废得要长出杂草,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有一种折中的生活,全身上下都用上一用,然后才知道最适合用哪个?

    老师上述结论的实质在于,如果你不想耕田,就去读书。这就是如今摆在学生面前的选择,也是千万教师自我催眠的训诫。我相信老师不会笨到察觉不出话中所带有的强制意味,只是他们选择了假装,因为他们也无能为力。

    学生的无力,最终变成了各种各样对体制的反抗。整部作品七个章节,每个章节以一名班级中的学生命名,而内容实际上就是描写了他们的反抗。只是这些反抗被归纳进了大人们的话语里,最终都被消解了。

    比如安娜,是典型的坏学生,跟校外的小混混混在一起,抽烟打架,让其他学生感到害怕。然而当多年后“我”和安娜重逢,她告诉我家里的状况才懂。那是一个破碎的家庭,在小学时得过许多奖项的她,是在母亲的殴打下长大的。当她终于有力量进行反抗的时候,她选择了拒绝所有成年人的规则,只想做个坏小孩。

    再比如艾小男,是校花,到处沾花惹草,男朋友换了一个又一个。因为她母亲害怕她的美貌夺走认真学习的心,所以总是说她丑。这样,她就更加要证明自己是美的,然而这一路以来,与其说她博爱,不如说是自恋。她到头来只爱自己。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学生的每一个反抗最终都变成了一个词——叛逆。词语消解了暴力,使他们的行为包容进了体制中。当我们对某个行为下了定义之后,实际上就下了死刑;当我们说这些行为都是叛逆之后,实际上也在说等你长大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归根到底,以家长、老师为代表的大人世界依旧统治着青少年的青春。青春变成了一个暴力话语,用以宣告我们的某些反抗特质是一时的、终究会死去的,到最后我们会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所以,就听话吧。

    省略背后的复杂现世

    《聋哑时代》里最动人的一点在于,它提到了“多年以后”。书中几乎每一个人物都有未来状况的提及,比如有人在美国当教授、有人当上了公务员、还有人依旧游走在不同男人之间。这些未来的叙述插在文本不同的地方,而对于其中“我”看不到的时光却没有提及——他们经历了什么样的生活长大,最终达到今天的模样。

    文本里的省略使故事变得复杂又感人。霍家麟在多年之后疯掉了。这名曾经为了“我”的名次挺身而出的少年,多年后出现在我父亲的葬礼上,还没说上一句话就被精神病院的人抓走了。后来“我”最后一次去探望他,医生说他已经谁都不记得了。“我”走了进去坐在他旁边,当我起身要走的时候,他突然和“我”说:书桌里的铅笔别忘拿了……这是中学调换位置时他跟“我”说的一句话,这对挚友在多年后于异地重逢,却说着同样的话,仿佛又回到了那天。此景感人至深,让我久违地如此难过,仿佛读到了卡佛写他父亲住院时的那个情景。

    文本的省略策略使我们只能通过猜测去接近故事的内核,这或许是作者认为每个人都没有认知真相的能力,大多时候我们都在现世的混乱当中胡乱地走,无论伤心也好难过也罢,我们必定都要去接受这种认知上的失败。这是每个人必定面临的悲剧,是复杂现世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真实模样。

    但这不代表“我”在书中仅仅作为一个观察者。“我”在书中对学校体制,或者这种成人规则厌恶毫不掩饰,以至于看起来有点像自传。或许正是因为作者躲在了小说中“我”的背后,才能好好地抒发自己的见解。最后,我想把文中这段发人深省的话分享出来。他看到当年那些反抗的人长大之后融入了社会,却依旧成为这个迂腐社会的帮凶,消费着欺骗人的流行文化,沉溺着虚假的谎言,其实和青春时聋哑的自己无异,从来没有活过:

    他们中有的还活着,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人世间行走,呼吸,说话,吃饭,做爱,睡觉,死亡离他们那么遥远,好像和他们这一生无关,可死亡其实已经潜伏在他们的灵魂,那些看似正常地规矩地理直气壮地生活着的人,在我看来,有些人已经疯掉了,有些人正在一点点死掉。按照别人要求的那样思考,谈论所有当下流行的话题,很快便掌握了网上新造的词汇,卖弄自己并不牢固的幸福,自以为是地与人辩论,虚张声势的愤怒,发自内心的卑微,一边吵闹着这是一个多么荒谬的世界,一边为这个荒谬的世界添砖加瓦,让它变得一天比一天荒谬。从我们走进学校那一天起,老师试图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道理就是听他们的话,他们告诉我们在哪里挖,我们就要一直挖,一定会挖出一眼泉水。到了我们快要三十岁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还在挖,没有泉水的预兆,可很多人已经跌进自己挖的深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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