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的第二天，就下地和社员一起参加劳动。手生不会干，有一个大我几岁的女社员就鸟悄儿地过来，一边动手帮我，一边用她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看我。那眼睛像黑葡萄粒，又圆又亮。
时间一长我知道了她。她叫宋淑英，24岁，在我们下乡的前两个月她被夫家退了回来。
“你们不知道她吧？她是石女，到了人家不能那啥，人能不把她送回来么？”生产队里那个外号叫大喇叭的妇女队长见淑英不在，就很神秘地和我们说。
淑英知道很多人都在讲究她，她只是默默地干活，从来不往人多的地方凑。有一天铲地中间休息，我要去方便，她就和我一起走出很远。我问她你去医院看过没？她知道我指的是啥：“从那家回来后我妈就领我去县城医院，医生说我是里石，没有办法。”我不懂，但明白没有办法的意思，一时无语，拽着她的手，看着她眉毛拧成两个疙瘩。
我们都对淑英惋惜，长得好看，性格又像水似的，说话从不高声大气，干活也是一把好手。可现在，一个“石女”的身份，注定她只能呆在娘家，不好找对象了，那这辈子岂不毁了？晚上我们几个女知青躺在炕上睡不着，也议论这事。睡炕头的吕娟说：淑英那个对象也是的，结婚就是过日子，非得要有那点儿事？
女知青老大甜露说，你岁数小不懂，哪个男人找媳妇不图个子孙后代？果树要结果，先得能开花，连朵花都不开，那个果子从哪里来呢？
不管哪种意见，大家都是同情这个淑英。有一天淑英不知听别人说了啥，眼皮有些胖胖着，一双大眼睛红红的。我问她咋得啦她不吱声，右手拧着左手指，憋了半天小声说：我想出家。
那时候庙都找不到一个，去哪里出家？
从那以后，我发现淑英更不爱说话了。她把汗珠和泪珠混到一起，拼命地干活。
全公社都在学大寨，冬天要往新修的梯田里送粪，相邻一个大队有一个叫宝丰的男社员赶着爬犁上山，拉爬犁的牛不知搭错了哪根筯，下山时飞快地跑，爬犁宕在一块石头上翻个个，宝丰一下子被甩出，命根子扎在树茬上。
宝丰受了很重的伤，不久媳妇和一个收羊绒的人跑了，扔下他还有一个七岁的男孩。
宝丰暂时不能干重活，也没心思过日子，家里盆朝天碗朝地，进门柴禾棍子直绊脚。
我们生产队长眼睛高度近视，也没配个眼镜，社员都管他叫高瞎子。他是个热心肠，去大队开会，听人讲起宝丰，立即眯缝着眼睛说：我们生产队有个女社员，被人不要了，回头我给他俩牵牵线，看老天爷能不能成全这俩人。
高瞎子找完了宝丰又找淑英。淑英妈起初有些不同意，宝丰大淑英八九岁，让自己闺女进门就当妈，总是有点委曲。可是一问淑英，闷声不响的，当妈的就知道了闺女的心思。罢罢罢，还能找到啥样的？
淑英妈想想，有些话还是要和闺女说明白，不然以后别怪当妈的没提醒。没等妈张口，淑英先说了：妈，我知道你想说啥。我和他好好处，心连着心，两个肉身子不一定非得贴着。男女之间，一定有比那啥更那啥的东西。
淑英和宝丰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我们几个女知青凑钱给她买了一床带着牡丹凤凰的花被面，一个带着双喜红字的搪瓷脸盆。宝丰缺的是温暖，淑英缺的是尊重，两个人也算互相弥补了。那些爱嚼舌根子的，渐渐也转移了话题，不再盯着淑英不放了。
到我们陆续离开集体户的时候，两个人的日子过得还是很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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