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2009年），导演奉俊昊
正视现实中的悲剧是痛苦的，所以要用遗忘、无视来逃避。影片结尾，母亲用针刺自己的大腿穴位，让自己混进车厢中正在起舞的人群中，算是明确的点题：不去正视现实中的悲剧，把人生当做一场虚假的舞蹈，悲剧会反复上演。
候车室，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场景设定，它隐晦的暗示母亲急于从误杀无辜者的悲剧处境逃离。而尹陶俊交给母亲的针灸盒，立即把母亲拉回痛苦的记忆中——有个傻子代替儿子受罪，她也杀死了唯一的目击者。不过这次母亲没有像上次探监时儿子提起过去那样歇斯底里——尹陶俊突然提起五岁时母亲想要杀掉自己，母亲的解释：对人生绝望——带着五岁的智障儿子，对生活感到绝望，毒死儿子，再毒死自己。母亲在监狱中的歇斯底里来自这样的情感冲突：母亲如此爱儿子，而当初却想杀死他。
同样对人生绝望的还有死者文雅中，但她不是选择逃避，她走向另一极端：憎恨。她双亲不在，亲人冷漠，奶奶需要她照料。她用手机拍照纪录自己的援交生涯，她选择正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悲剧，她产生强烈的怨恨。她恨这个世界，所以世界遗弃了她，这隐约解释了她的死亡。而中学生群像的在场比照，更折射出青春浮光下的人性阴暗、扭曲——在被无视的残酷现实下，悲剧、痛苦永远不能引发反思、改变、摆脱。她对这个世界的恨毁了她，正如这个世界毁了她一样。
文雅中的被杀是故事呈现出两条走向：一、尹陶俊到底是不是凶手，它又引出警察人员忽视案情，律师投机，振泰调查，母亲四处寻找真相。二、文雅中的身世背景，它向观众展开了一幅阴暗画卷，但这幅画卷的色调跟上面走向呈现的故事是契合的。从电影开头的宾士车司机肇事逃逸开始，有头脸的人物逃避责任；警察办案只是从中调节而不问事实经过，对文雅中之死草率结案。电影中的一众人物都在选择无视或者逃避，这甚至成了自发的选择，成了某种类似先天的本性。
只有尹陶俊的母亲在寻求真相——直至探索到一个她不能接受的真相，对她来说最悲剧的事实——最后又逃避这惨不忍睹的真相。她如果能正视现实，就不会有尹陶俊的悲剧，更不会有她自己的悲剧：出于恐惧、紧张杀死拾荒者（也就是尹陶俊杀人过程的目击者）。她不愿承认儿子是智障的事实，也就是变相承认儿子具有明确的对自己行为负责的能力；但当目击者拾荒老人告诉她是她儿子杀死了文雅中，她又不愿承认——因为这意味着儿子必须承担凶杀的责任。这里有明显的错位：母亲的意识和现实的错位。
这种错位不仅在母亲身上有所表现，而且表现在那些看似正常的人物身上，它是故事展开的广阔社会背景中的普遍的认识问题：针对客观发生的事实，选择性遗忘不快、尴尬、痛苦，不去提起，不去回忆，不去面对，不去反思，不去改变；不完整的记忆不足以形成符合客观事实的意识，而不断刻意逃避甚至让意识投射到现实（母亲意识中的儿子不是智障、不是凶手，是脱离实际的）。
但正视现实中的悲剧是痛苦的。母亲痛苦之处在于：她知道儿子是真凶，同时有个比儿子更可怜的人在代替儿子坐牢。她针灸自己以麻痹得起舞，佯装成一个快乐的人，却不知，她已是行尸走肉。而突然出现的针灸工具盒和儿子突然记起五岁时的事，都昭示出人生中有太多的偶然会打破幻觉，惊醒装睡人。逃避总归不是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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