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里，曾有这样的一段描述：
曹操攻占汉中之后，曾和刘备有一场焦点之战。战局不利，曹操便萌生退意，一天晚上吃鸡腿，有感而发，随口道：“鸡肋，鸡肋！”于是传令官把他当成军令，众官都不知所谓。主簿杨修听了，直接收拾铺盖，准备打道鸡肋，打道回府。人们惊问其原因，杨修回答：“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大王用此物比汉中，因此可知大王不久就要班师了。”
此言虽然惹得曹操大怒，后来斩杀杨修，但多少反应了曹操对汉中的心态。当初他平定张鲁后，巡视汉中，深觉此地“易守难攻，虽有精兵猛将，势不能施”。但他始终对汉中并不够重视。
在《三国志·刘晔传》里，曹操征讨张鲁时，因为粮草短缺，曹操曾说过这样的话：”此妖妄之国耳，何能为有无？吾军少食，不如速还。“刘晔曾力劝曹操趁刘备立足未稳，民心未定，一鼓作气，拿下汉中，蜀地可平。曹操犹豫不决，最终没有采纳。
但是到了蜀汉这边，对于汉中的认识就明显深刻很多。诸葛亮、法正、黄权、杨洪等人，都提出过”汉中是益州咽喉，关乎蜀汉存亡“的观点，反复阐明，汉中是益州股臂，必须争夺，上下达成了共识。
同样一块地方，为什么两家会有截然不同的认识呢？其实大家已经看到了答案：他们政治核心区不同，曹魏一方总有鞭长莫及之感，而蜀汉一方则视之为北伐中原的出口，前进基地。
汉中是个风水宝地。楚汉相争时，刘邦集团就曾暗度陈仓，出关一举平定三秦。这里北依秦岭，南靠大巴山，完全是一个天然封闭的环境。而秦岭山脉成为一道天然的屏障，将魏蜀两国从地理上区分开来。
而且国富民殷，陈寿《三国志》就记载，”汉川之民，户出十万，财富丰沃，四面险固；上匡天子，则为桓文，次及窦融，不失富贵。“汉中盆地极为富饶，战国时期已经成了重要的产粮区。
历史记载，丞相诸葛亮、大将军蒋琬、费祎先后镇守汉中。经过诸葛亮、魏延、王平这一代的人苦心经营，汉中已然建立起成熟完善的防御体系。并且他以汉水流域为轴线，将汉中作为一个前进的跳板。此后，他数次北伐，走斜谷、出祁山，最后也长眠这个一生奋斗的地方，葬在定军山下。
但是他的后继者们，蒋琬、费祎、姜维，却无视他的努力，放弃了他的防守体系，姜维更是一个大胆的赌徒，放魏军直入阳平关，意在诱敌。不过我们今天想说的是蒋琬等人，他们为什么不延续着丞相的策略，却执意改变呢？
想通了这个问题，曹操的选择、诸葛亮的选择也就都清楚了。原因正如之前所说：蒋琬、费祎，也有自己的“政治核心区”，那就是中央成都。
蜀汉定都成都，以成都平原为核心向四方辐射，而诸葛亮在世时，却实际以汉中为核心，当时他大权独揽，拥有崇高威望和能力，且受命于先帝，即时远离首都，也完全镇得住，先后罢免了李严、罢免廖立、彭羕、来敏各种反对派。
但是蒋琬、费祎都不行，没有这样的威望，离开中央久了疏远朝堂，再回去可能就大权旁落，物是人非了，宁可不要北伐，也不能放松权力。所以这些人不敢离开核心区。没有办法，蒋琬只能想了个折中的办法，在成都和汉中之间找了个新的之所，在汉寿，两边兼顾不耽误。但实际上，重点还是在成都这边。
这样的策略很明显，已经对北伐不抱希望，但求能镇得住朝廷里的人了。这时候再回头去看曹操和诸葛亮的选择，他们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出了最合适的判断。
曹操发出“即得陇，何复望蜀”的感叹，是因为他的大本营在中原地区。生命的最后几年，老家并不太平。
公元219年，发生了魏讽之乱。趁着关羽攻打樊城，魏讽和长乐卫尉陈祎联系的荆州士人，密谋袭击邺城。对于曹操老说，平定蜀地只是锦上添花的事，若是反对势力抬头，人心思变，丢了根本，才是最要命的事。所以他宁可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也要班师，守住基业才最重要。
而在诸葛亮这边，地缘因素影响了他对北伐路线的安排。有关丞相的实际军事水平，历史上已经有很多争论，有人说魏延的子午谷奇谋是一个天才的设想，是诸葛亮太谨慎，次次北伐只是按部就班，没有一点机会。
其实，从核心区的观点来看，诸葛亮的设想有他自己的苦衷。作为一个总揽军政大权的总帅，蜀汉有多少本钱，诸葛亮心里是最清楚的，而且很难对魏延道明，总是因为缺粮而功败垂成，说出去实在影响士气。
正因如此，作为一个总帅，不仅要考虑打败了怎么办，更要考虑打胜了怎么办啊。五千轻骑，十天杀到长安城下，措手不及，然而打下之后呢？蜀国必须安排粮草轮输转运，并部署重兵，保卫胜利果实。沉重的负担都要落到汉中人民的头上。崎岖蜀道，粮草先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诸葛亮的养子诸葛乔，就是因为“勤于王事”，押运粮草途中病倒了，25岁就夭折了。
可见，打下的长安很可能还会变成另一个“鸡肋”。而且此时偷袭部队立足未稳，民心未服，很快就会遭到凉州军区和东面函谷关、潼关赶来的援军，那个时候，长安还该不该守呢？
所以，诸葛亮的想法是“西服羌戎”，先定凉州，解决后顾之忧，创造另一个“核心区”，以汉中为中心向西北辐射，否则就是把爪子伸进长安，也是块烫手山芋，鞭长莫及。
可见，诸葛亮和曹操的考虑，都是站在自己集团的角度做出的审时度势的判断，并无高下之分。后人想以事后诸葛的姿态指点江山，也未必比古人高明了，可真应了《邺中歌》里那句诗：“书生轻议冢中人，冢中笑尔书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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