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北方山区有个不成文的规矩——管女的叫大爷。不过，专指那些上了年纪，又失去老伴儿的女人。
就好像她们余下的时光不再是一个人活着，而是带着离世的老伴儿一起。
为什么管大娘叫大爷却不管大爷叫大娘，为什么管大娘叫大爷而不叫其他，从来没有人问，也没有人解释。一直沿袭下来的规矩，就这么叫了下来。
我大爷去世后，我大娘就变成了我大爷。
变成了我大爷的我大娘，比我大爷还要大爷。
记忆中，她原本是一个温良贤淑的女人，冥冥之中好像有谁暗中操纵着，一夜之间她就完全变了模样，甚至改变了性别，不再是她自己了。
这其实是一件很诡异的事情。
就好像与世长辞的不是我大爷，而是我大娘。
我大爷去世那天，我大娘便消失了，接下来出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
这个陌生的男人利用我大娘的躯体继续活在这个世上。
她不再梳光溜溜的后髻头，而是直接剃了个“寸寸灰”，望过去头皮上青楂儿一片。手腕上叮当作响的铃铛镯子收在了盒子里，和之前所有的女性衣物一起被压到了箱子的最底下。
在我们寨子里，这样的大爷为数不少。她们不再穿女人的衣服，也不再佩戴和女性相关的任何配饰，当然更没有小碎步和轻言细语，甚至也没有了羞耻之心。
八月暑热的午后，披着男人褂子的大爷们三三两两从家里出来。
她们气气派派地和男人们一样出了门，大大咧咧地坐在当街树荫下的石头上乘凉，一边还抽着烟袋锅子。抽着抽着不知哪个大爷起头脱了自己的褂子，大爷们就一个个都
把自己的褂子扒了，光着油腻腻的大膀子坐在树荫下和男人们一样谈笑风生。
有些大爷聊着聊着嫌热，还要拿起自己的奶子朝肩上搭一搭。
这样的稀奇事儿在我们那地方早都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大爷们像男人那样连着几天不洗脸不梳头——嗯，也用不着梳头。睡醒了拿手揉揉积存在眼角的眼屎就去地里掰棒子，掘洋芋，像男人那样撅着屁股拉大车。把烟袋锅别在男人一样粗壮的腰里，等停下来歇脚时就抽一锅，吧嗒吧嗒很惬意的模样。
当然也像男人那样旁若无人地扛犁下地，驾车入田，骑马，甩鞭子吆喝骡马，飙粗鄙的脏话，肆无忌惮地说笑，吧唧着嘴吃饭。
这些人当中，我大爷是最让我惊诧的一个。
之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那时候我正在渐渐长大。
我大爷一死， 我大娘完全混淆了我那个年纪对于男女性别刚建立起来的基本认知——如果，不是三个月后的那场大雪。
北方的冬天粗鲁得很，根本不打招呼，说来就来。
三个月的时间，我也逐渐认同了我大爷像男人一样的存在。
那是一个清晨，正在热乎乎的炕头做美梦的我被一阵激烈的鞭炮声炸醒了。
直到中午端着一碗猪肉吃到嘴里，我才明白， 我大爷居然要和外地来的木匠结婚了。
鞭炮就是他们放的。
这消息比我真正的大爷几个月前突然去世，比我大娘像我大爷那样粗犷地活着还让人猝不及防。
一切都发生得太过突然，但又像是早都安排好了似的。
腊月里木匠来寨里做活儿，借宿在我大爷家。当天夜里就下起了鹅毛大雪。大雪纷纷扬扬直直下了半个月。雪还没停呢，我大爷竟然要结婚了。
原谅我那时年少，又怎么弄得懂大人们的心思？
最先跳出来反对的当然是我大爷的儿女们。他们用尽了各种招式，据说还把那木匠痛揍了一顿，赶出了寨子。这样，我大爷自然是嫁不成了，几乎所有人都这么认为。可谁也没有料到，当天夜里我大爷卷了自己的东西就跑了。
至于后来，我大爷是不是追上了木匠，他们最后是不是在一起了，谁也不知道。
那天晚上，半明半暗的灯光里，我听见我娘感叹说：“人在冬天是想抱着一个人取暖的。”
我爹骂了句：“屁！”
然后，灯就被熄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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