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邪恶(一)

有一种说法，人的记忆要到五岁以后才会保留，因此大多数人都记不住五岁之前所发生的事情。但对于我来说，情形似乎并非如此，在那之前所发生过的许许多多的生活片断，尽管年代已经久远，却总会时不时地浮现在眼前。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我们一家被下放到距县城几十里外的一个小山村。这个村子不通公路，去时一直上坡，来时一路下坎。那时候年龄太小，体会不到大人们的凄苦心情，只知道是在搬家，还喜欢得不得了，一直在蹦蹦跳跳。看着一眼望不到边的森林、一路上没缺少过的各类山花野草、一道道蜿蜒流淌的淙淙箐水、一丘丘顺山起埂的梯田，听着时大时小婉转悦耳的鸟鸣声，心中充满欢快，爬了很长的山坡也没觉得累。

人性的邪恶(一)

从大人们的谈话中，得知父母本来可以选择下放地的，外婆主张我们回到故乡去，那里有众多的三亲六戚，相互间能有个照应。母亲却深感无颜面对父老乡亲，反倒选择了与故乡相反的方向，落脚于这个叫做库建的小山村。就因为这个万分错误的抉择，父母亲未能守得云开见月明，最终双双魂断山乡。

库建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村庄，自然风光秀丽，至于民风么，不知该怎么讲，本来应该是淳朴的，可能是距县城不太远的缘故，只要是县里稍有什么风吹草动，这里的人们便能紧跟形势，因而人性的闪光点早已被躁动的俗世之风所取代。

这个村里有父亲几年前的一名女学生，此时是生产队的会计，名叫彭德芳。但她的大名与本人一点也不相符，不漂亮也罢了，却比常人还要丑～一只眼睛如死鱼眼一般，只见眼白，还布满了萝卜花～谁知她更缺少的其实还是品德。父母亲当初选择到这里来，或多或少应该是因了与她的这层师生关系。没想到的是，世风就是社会发展的晴雨表，更是人性善恶的催化剂，这彭德芳不但不念师生之谊，反而比其他人更加恶毒地监督她的老师接受“劳动改造”，对我父亲说话时，使用的从来都是命令或训斥的语气。

我们这地方打谷子用的工具，是一种用厚木板制作的上宽下窄的大斗，收割庄稼时须由几人扛到田地里去，彭德芳却逼迫我父亲独自一人扛着走。她知道我父亲是一名举重爱好者，便以此为由迫使父亲就范。

人性的邪恶(一)

还记得，生产队翻修水渠时所砌的石头，大多是父亲左一个夜晚右一个夜晚，披星戴月地身背木架到山外的河边搬运回来的。父亲原本强壮的身体，就这样渐渐消耗在了小山村的春夏秋冬里！还记得，生产队翻盖的那间会议房，垒墙所用的土基，全是父亲利用出工之余的时间，和着泥巴一个一个弄出来的。房屋建好后，父亲却没少在这里接受贫下中农的批斗、“教育”！

当我长大以后，每当听到或看到“善良的贫下中农”这句话时，我就禁不住冷笑。善良与否，我从小就领教了，难道还感受得不够深？岂能以偏概全地定义某部分人或是某一地之人？“人之初，性本善”，但随着世风的濡染，人内心深处蛰伏着的邪恶欲望便会慢慢释放，善与恶往往只在一念间。而这善恶的较量又常常受社会风气乃至国运的影响。如果说彭德芳的冷漠无情是为了表明立场，博取上面的赏识，这还情有可原，那么，村子里的普通老百姓呢？

人性的邪恶(一) 人性的邪恶(一)

有一次，父亲在路上遇到一个背了很大一捆杂柴的老大娘，正在一个小土墩旁准备放下柴捆歇脚，却半蹲着身子一时半会放不下来，便上前帮忙。谁知老大娘却猛地抹下了勒在额头上的背索，柴捆便重重地倒在了父亲手腕上。父亲手上戴了一块已有些年头的上海牌手表，这一下便彻底报废，连表玻都离壳了。父亲痛惜手表的命运，有些责备地对那大娘道:

“你这人也真是的，我来帮你忙你还使这么大的劲，你看，把我的手表都给弄坏了！”

不曾想却招来了一顿抢白:“我又没请你，哪个要你来多屄管闲事的嘛？”

听到这样的话语，不难想象父亲当时该有多么的心塞。

彭德芳没有结过婚，却有两个儿子，那是一对双胞胎，据说是她的私生子。大的叫石平，小的人称石老二，年龄比我大两岁左右，还未上学，常与我一起玩耍。石老二与我更为投缘，时常带我到箐沟里摸小鱼、掏螃蟹，或是到田头地脑去逮蚂蚱、捉蜻蜓……有时我们也玩泥粑粑。

我不大喜欢石平，他总是爱戏弄我，玩一个简单的捉迷藏游戏时，他都要千方百计地“引导”我去踩踏经过他伪装的、他刚排泄不久的“新鲜”大便。每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时，他还要在一旁乐呵呵地笑看我狼狈的模样。有时候，他会带领我到小路上去“下套”～在大将军草比较茂密并遮盖了路面的地方，每隔适当的距离，便将两边的草头拴在一起结成扣，路过之人稍为大意，便有可能来一个嘴啃泥。最为可恶的是心血来潮时，他还会在草扣与草扣之间的中间路段处拉上一泡大便，还戏称埋地雷。

人性的邪恶(一)

我真正地怨恨石平却是因为另外一件事情。那是一个午后，我与村里年龄相仿的几个小伙伴在一起唱歌取乐～那个年代也没学会适合我们唱的儿童歌曲，记忆中我们唱了一支《学习雷锋好榜样》，以及《红色娘子军》的军歌。不一会石平也来凑热闹。唱歌结束后，石平说要教我们一首顺口溜，只是太长，他也只记住了几句，要我背熟后回家一定要背给我父亲听听～

一张机，鬼头鬼脑总嘁嘁。痴心妄想施毒计。如违众望，兴风作浪，彻底碾成泥。

两张机，监督臭老九夫妻。农村就是新天地。服从改造，规规矩矩，何必要哭啼？

三张机，农民兄弟不能欺。清除腐朽承天意。脱胎换骨，回头是岸，不与民为敌。

…………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那根本就不是什么“顺口溜”，而是彭德芳为我父亲“量身定制”的《九张机》，想通过孩童之口灌入我父亲耳中，只因过于冗长，黄口小儿们未能一次性记下来罢了。

当时我还因很快便记住了这“三张机”而兴奋不已，傍晚回家后，见到收工回来的父亲，还没等得他抹上一把脸，我便迫不急待地诵给他听。父亲先前还面带笑容，听着听着，笑容凝固了，脸色越来越铁青，未等背诵结束，我便挨了父亲的一个大嘴括子。这是父亲第一次动手打我，而且下手很重，委屈得我哇哇大哭。母亲忙不迭地拉我到身边，为我轻揉被打痛的面庞，埋怨父亲道:

“他一个小孩子家，能懂得什么嘛？”

父亲仔细询问了我是从哪里学来的“顺口溜”后，便久久地沉默不语了。

除了这“得见天日”的“三张机”外，其它那“几张机”最终都不了了之。我也从此不再与石平玩耍，看到他我就尽量避开。尽管人小头脑也简单，我却清楚地知道他不是个善茬，只会带给我不好的运气。

一年后，我离开了这个小山村，至今几十年我未再见到过石平，也没再看到过他母亲。只有他弟弟石老二留给我的印象还不算差。后来我上中学的时候，石老二刚好成了我的同班同学，我们之间有过一些简单的交集，但我从来没问过他，为何他哥石平没来上中学。他也从不向我提起有关那个小山村的任何话题，我们似乎都在竭力地回避那段历史。

我们一家在小山村的最后那一年中，发生了许多事情。先是母亲突然病倒了。长期承受精神与身体的双重折磨，纤瘦的母亲再也无力用她柔弱的双肩为父亲为家庭担负起狂风暴雨了。母亲自身体万分不适，到送医院直至离开人世仅仅只是两天的时间。她去世时还在输着液，也不知是医生用错了针水还是病情确实严重，医生都诊不出病因，只当作重感冒处理。但母亲却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母亲离我们而去后，村子里有人传言她是上山闯到了不干净的“东西”，也有人说她是被人下了药(相当于苗疆的蛊毒)……

母亲的遗体没送回小山村安埋，而是葬在了县城北郊的一个小山岗上。山下是一条缓缓流淌的小河，似在幽咽地控诉着世间的孤凄冷漠。小河那边的堤坎上是一片好大的菜园～专门为城镇居民提供菜蔬的基地～过了菜地便是山岗。一条曲曲折折的小路沿山脚向上延伸而去，正是通往我们家被下放的那个小山村的路途，刚好与母亲的坟茔隔河相望。由此也可见父亲选择这一墓地时的良苦用心。

人性的邪恶(一)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母亲是在县医院的太平间(那时我们称之为停尸房)直接入殓的。为母亲料理后事的只是几个家庭成份比较高的“四类份子”(被限制居住接受监管的所谓“坏份子”)。为了这口入殓母亲的棺材，姨妈跑了许多熟识或不太熟识的人家，最后还是一位同情我们家遭遇的老大娘，忍痛割爱地出让了这个专为自己准备好的“老家”，母亲的后事这才有了着落。母亲装棺(入殓)的时候，没有被褥没有更多饰物，只有原本所穿的那身衣服，只有垫棺的几刀草纸，只有裹身的一袭白布……母亲装棺的时候，没有亲戚朋友来送行，她的亲人在场的只有父亲和我两人。父亲含泪撷下了母亲的一绺青丝，用草纸层层包裹后，小心翼翼地收入了衣袋中。

我已不记得小小的我当时的心态了，但我却准确地记得我竟然未掉一滴眼泪，只是目不转睛地瞪圆了双眼，盯着那些人将母亲的遗体装棺、盖棺、钉棺，然后起棺上墓地。不知是不是因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一时之间被吓傻了？还是天真地以为就如同我们平日玩的游戏，死人只是装扮出来的，母亲很快又会回到我们身边？或是年龄太小，尚不懂生之艰难生之痛苦，更悟不到死之容易死之情殇？总之，我一直没哭。几十年来，我时常会在脑中回放那一天的情景，并欲探寻我当日的心理状况，却总是无果。

母亲的突然离去，对父亲的打击是沉重的，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他那时的身体状况本就很不好了，由于长时间的心理压抑，以及超负荷的劳动改造，加之长期营养不良，已经得了浮肿病，小腿肚上一摁就一个窝，就这样还得坚持出工。未及三月，实在是支撑不住，连走路都要拄拐杖了，生产队才批准他去住院，却不派一个护理人员，只有七岁的姐姐到医院去陪床伺候。在医院拖捱了月余左右，父亲终究还是满含遗恨地追随母亲而去了！姐姐是一路从县医院哭着奔回村里报丧的。

父亲的后事，还是由之前埋葬母亲的那几个“四类份子”操办。所用的棺木是生产队粮仓的屋檐下放置了若干年的，已经有了蛀虫眼，似乎早就弃之不用，都有些枯朽了。后来据在场的人讲，由于尺寸不够，那棺木盛不下父亲，最后父亲的身体都未能放平，只得架斜入殓，并就地草草掩埋于医院后山的一个干箐沟里。直到几年后父亲得以平反之时，姨妈姨父才请人拾掇父亲的遗骨，火化后与我母亲合葬在了一起。那时候，因风雨的剥蚀和山水的冲刷，父亲的棺木早已经裸露在外好长时间了。

前后不到半年，我们便失去了双亲，成为了不知所措的凄惨孤儿。姨妈收养了我和姐，却没有更大的能力照管小我两岁的妹妹～有关部门只给了她两个收养的名额，她当时的处境也不妙，于是我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可怜的妹妹被别人抱走，曾经是父母亲的小宝贝，如今却成了别人家的养女。

库建，这个当年我们一家遭遇下放的小山村，是我们姐弟兄妹这一生都挥之不去的阴影！是这个可恶的地方，彻底改变了我们全家人的命运！当然，诅咒归诅咒，流着岁月的流逝，有些事其实也早已释怀了。那个年代，悲惨的并非仅仅只是我们一家人，而是有千千万万个家庭遭遇不测。象彭德芳那样的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也比比皆是，错不完全在他们，而是那个时代的错。人都是自私的，人性除了善良还有邪恶，否则也就不会有落井下石、趁人之危、雪上加霜这一类成语产生。后来听人说，有彭德芳的同学质问她，当年为何不但不关照自己的老师，反而比别人还要苛责？她却委屈地说，与我父亲是师生关系本来就挺尴尬的，别人都在盯着她看，若对我父亲稍好一点，人家就会揪她的辫子找她的茬，那她的处境也就危险了，她孤儿寡母的也不容易……

人性的邪恶(一)

彭德芳这样的人我下辈子都不想再碰到。但这样的人还不是最让人恶心的，还有更恶心的人，那就是父亲曾经的个别同事。

我上中学后，或多或少听说过一些当年父亲等人如何创建这所学校，以及辛勤执教的种种往事，也知道这时候还在一中任教的老师中，有几人便是文革时期对我父亲内查外调并积极参与迫害的骨干份子。其中一人每当在校园里遇上我时，常常嘘寒问暖，显得十分亲热。时间宽裕的话，他还会讲起与我父亲之间的交情和各类趣事。有时还会被他的话语所感动，几乎想原谅他曾经的罪过，至少不再如过去似的怨恨他，心想他们当时也是形势所迫身不由己，他们也只是想自保而已。后来在一次整理父亲当年所写的“交待”材料及个人履历的手稿时，从中掉下两页信笺，我拾起一看，正是此人伙同另一人“揭发”我父亲的黑材料，白纸黑字地落着两人的大名。揭发信中极尽诬陷栽赃之能事，说我父亲一贯对地(主)、富(农)的子女笑眯呵乐，还时常亲热地轻拍他们的后脑勺给予表扬，而对贫下中农的子女却十分苛刻严厉，学业上稍有问题便大声训叱:

“怎么听的课？还不如一只饭桶，就是个粪桶，要说你是粪桶却还有两只耳朵！”云云…………

以我父亲深厚的文学修养及温和的性情，他怎么可能会说出如此侮辱人的话语？真是墙倒众人推啊！从此后，每当我远远地看到此人时，就如同见到绿头苍蝇一样恶心，嗤之以鼻后便绕道而行。

人性的邪恶(一)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昧着良心落井下石。我小学的时候，每天上学和放学都要经过县城那条唯一的街道，经常会有陌生的叔叔或阿姨把我叫住，问我是不是某某老师的儿子，见我点头称是，便会眼眶湿润地自我介绍:我是你父亲的学生！之后询问我一些生活及学习上的事情。有人临走时会塞给我几毛钱和几两粮票。给得最多的一次是父亲的一名女学生，给了我两元钱，吓了我一跳。以七十年代的工资收入和物价来说，两元钱绝对是一笔不菲的零用钱了。那时因为贫穷，冬天去上课我都是穿的单衣单裤，并经常打赤脚，实在冷得不行的话，便提上一个用油漆桶制作的小火笼去上学。也从来不吃早餐，一个月都用不了五毛零花钱。两元钱之于我，简直就是一笔巨款。

正因了有这样一些人的存在，我苦难的童年生活中才有了一丝阳光雨露，也让我知道了人间自有真情在，世上从来都不缺少好人，我的性情也才不至于被扭曲！人不能选择家庭出身，却可以选择属于自己的生活。当然这份生活还必须得根植于社会的大环境中。象我父亲所处的那个年代的生活就不是他所能选择的，他可以选择的只是被下放的地方。

说到底，生活其实就象一个巨大的漩涡，而人就仿佛是漩涡里的物质，相互间在这个漩涡中不断地旋转、碰撞、挣扎……有的物质最终挣脱了束缚一路向前，有的物质却因自身的比重和特性，注定只能或是随着漩涡转圈，或是沉没。

                          (2018.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