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有话没话说两句，二十来岁，有啥说啥，三十来岁，话到嘴边留半句，四十岁，话到嘴边吞回去，五十来岁，话到嘴边反刍一次，六十来岁，话在肚中懒得说，七十来岁，听别人说，晒自己的太阳，八十来岁，此处无声胜有声。
还没有活到四十岁，说话的欲望越来越稀薄，所以猜想四十来岁的我，会惜话如金吧。五十之后的选择，参照父辈们的生活状态猜想而来。若问我九十来岁的事情，我想大概率的是围观玉皇大帝与上帝在云朵上下象棋吧——观棋不语真君子，只是不知在那个层位，人类的语言是否通行。
年复一年，世界映射于眼中，眼花缭乱，仿佛戴上了一副VR眼镜，感人生跌宕起伏，观大千世界风起云涌，听蝉虫嘻嘻，闻花香阵阵，一切栩栩如生。末了，摘下眼镜，人还是那个人，他静静的坐在椅子上，未动丝毫。摘下眼镜的那一刻，意味着什么？难道是生如夏花之绚烂，生是便戴上了眼镜，死如秋叶之静美，死便是摘下了眼镜？
人生难道便是这简简单单的一带一摘吗？
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后主李煜独自凭栏时，写下了千古名篇《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很快，他的躯体也如那春花秋月或化作春泥或蓦然离场。李煜卸下了行囊，化作了历史长河中的一条清流，他带给了世人一种面对生命困厄无助之时的审美追求，那种忧伤所创造的美的境界，源远流长，入人心田。不是每一个凭栏者，摘下眼镜前，都拥有那种呈现美的天赋和能力，正如电影中的一句台词“世界上任何一种艺术都需要天赋”，而这所谓的天赋便是对于美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展现。
可以想象李煜独自凭栏时忧郁无助的神情，淡淡的悲胜过了嚎啕大哭，因为没有眼泪凭借的思想宣泄更加的痛楚。好在，他自带了词赋的天资。他与书画双绝的宋徽宗可谓患难兄弟，不要把他们单纯的解读为亡国的昏君，历史长河中昏君固然多，但昏庸不等于一生的蠢、笨，昏庸对于他们二位，只不过是命运开的一种玩笑，将牡丹种植在了滨海的盐碱地里，怎能期待国色天香的出现？
站错位置的人生才是常态的人生，回想一下有几人站对过呢？即使是手握天下权柄的康熙大帝也在某个夜深人静的冬夜，唠叨上几句“皇帝，真他娘的不是人当的”，“老子当皇帝也是万般无奈，还不如一介书生，耕读为生，逍遥自在”。所以，不是站在山巅、高呼造物主的伟大时，才可以让我们觉得人生站对了位置！山永远不属于任何人，但允许幸运儿片刻的驻足。
当李煜凭栏望月，准备化悲伤为词句的那一刻，生与死的距离就差那么一堵墙、一面围栏、甚至是一小步，当优美的句子通过他的喉咙如火山喷发般吟咏而出之时，定然是畅快，无比的畅快，前半生为万人瞩目的帝王，这一刻为后世敬仰的词人，他仿佛进入了人生的巅峰。然而，罗衾不耐五更寒，醒来用惺忪的眼睛看着朦胧的月色，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变成了死与生的距离，还是一堵墙、一面围栏、一小步的距离，但永远也跨不过去。
何必呢？为什么要纠结于农夫、厨子、铁匠、书生、官员、帝王、诗人的定位人生，人生的痛苦不正源于一次次的自我认定吗？李煜还活在身为帝王人生之中，所以他痛苦。
爱因斯坦达芬奇，梵高毕加索与孔子，人的痛苦不源于他们，而源于对他们的追逐与超越，更深层次的讲，那么超越之后就没有痛苦了吗？当然不是，痛苦的根源在于一切的追逐都是人类对于“美”的不懈解读，在中国，这种美叫做“道”。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觉得只要闻道便可以摘下VR了，圣人出了一个伪命题，美和道无尽头——也许才是宇宙的公理。
放弃对于人生毫无意义的定义吧，长成树便是树，长成草便是草。不论深处巅峰的天下唯我还是跌入深渊的心如死灰，在摘下人生的VR之前，人都必然活在当下，感知当下。人因环境而生，也因环境而终，但无法割断追求美与善的天然基因，这份天赋告诉我们，对生活温度的深度体验感才是生命的本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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