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耐的义务【中】
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人们创造了200多种基本的化学药品，用于杀死昆虫、野草、啮齿动物和被俗称为“害虫”的其他生物。
这些化学药品的商标数量高达上千种。这些喷剂、药粉和气雾剂被广泛用于各个农场、森林、果园和家庭。
这些化学药品威力巨大，昆虫无论“好坏”，一律格杀勿论。
就是它们让鸟儿的歌声沉寂，让河里的鱼儿悄无声息，给树叶蒙上一层致命的薄膜，并长期滞留在土壤中一——人们原本的目的可能仅仅是杀死几种杂草和昆虫。
又有谁会相信在地球上投下化学烟幕弹，不会给所有的生命造成危害呢?
它们不应该叫作“杀虫剂”,理应称为“杀生剂”。
使用化学药品的整个过程就像一个无尽的螺旋上升的气团。
自从 DDT 允许使用以来，随着更多有毒物质不断出现，一个不断升级的过程开始了。因为昆虫成功地证明了达尔文适者生存原理的正确性，它们通过进化产生了抗药性。
因此，人们会发明一种药性更强的药品，昆虫再适应，然后又生产一种毒性更大的毒药。其原因后面有所解释，在喷洒药物之后，害虫常常会卷土重来或者死而复生,数量甚至比以前更多。这样下去,化学战争不可能取胜，而所有的生命都在残酷而猛烈的炮火下遭殃。
人类除了有可能被核战争所毁灭之外，如今还面临一个中心问题，那就是对整个环境的污染，有些物质的破坏力量令人难以置信--——它们在动植物的组织里积累，甚至渗入到生殖细胞中，损坏或者改变决定未来形态的遗传物质。
一些自称人类未来工程师的人，期望有一天可以改变甚至设计我们的遗传细胞。
但是由于我们的疏忽大意，今天就可以轻易地做到这一点。
因为很多化学药品跟辐射一样，能够轻易地导致基因突变。
表面上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诸如选择一种杀虫剂可能会决定人类的未来，这样一想，不免觉得具有讽刺意味。
冒这么大的风险，为的是什么呢?
将来的历史学家也许会为我们权衡利弊的低下判断力感到惊奇。
智力发达的人类怎么会为了控制几种不需要的生物，宁可污染整个环境，并给自身带来疾病和死亡的威胁呢?然而，这恰恰是我们做过的!有时候我们还没有搞清楚问题就已经开始了行动。
我们听说杀虫剂的广泛使用是维持农场产量所需的，然而问题不正是“生产过剩”吗?虽然采取了措施减少农作物的耕地面积，并且付钱给农民，不让他们耕作，我们生产的过剩粮食还是到了令人咂舌的地步。
美国仅在1962年一年之内用于存储粮食方面的税收就超过10亿美元!农业部的一个部门试图减少生产，另一个部门却如同它在1958年所做的那样唱起了反调，“一般情况下，在土地银行的规定下，耕地面积减少，为了在现有土地上获得最大产量，人们会使用更多的化学农药”。这样做的话,能解决问题吗?
并不是说昆虫不是问题或者不需要进行控制。
其实真正的意思是，控制必须结合实际，不能基于毫无根据的臆想，也不要使用那些连同我们跟害虫一起毁灭的方法。
在尝试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灾难，这也是我们现代生活的产物。在人类出现很久之前，昆虫就是地球上的居民了，它们种类繁多、适应力强。
人类出现以来，50多万种昆虫中的一小部分，主要以两种方式与人类的利益相冲突:一是争夺食物;二是传播疾病。
在人口拥挤的地方,传播疾病的昆虫就会发威。例如在爆发自然灾害、发生战争或是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卫生状况很差，这时对一些昆虫进行控制就非常必要。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化学药品的大量使用仅取得了很有限的成功，我们本打算用这种方法改善状况，却可能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在原始农业条件下，昆虫不是问题。
这个问题的出现是伴随着农业的规模化生产而出现的--——在大面积的土地上种植同一种作物。这样的耕作方法为某种昆虫数量的爆发提供了有利条件。这种耕种方式只是工程师的想象中的农业，并不符合自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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