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与罪恶，当这些迈克尔哈内科所擅长的主题遭遇到法西斯这个严酷的历史问题后，本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获奖影片《白丝带》诞生了，虽然导演一直声称，这不是一部关于法西斯这个特殊历史形态的影片，而是关于“总体原则和最高信仰所形成的政治恐怖主义的电影。”但是，影片的时间和背景却不得不让人怀疑，难道法西斯这个要素真是无足轻重吗？三十年间的两次世界大战，数以亿计的人惨遭戕害，没有什么事件能够比法西斯这个罪魁祸首所制造的恐怖行为更能赤裸裸的展示人性的罪恶和历史的暴力了，迈克尔哈内科能够抵挡住这种最能宣泄其导演意图的叙事学诱惑吗？我想他不能。因次，以法西斯的视角和观点来观看、分析、判断、总结为更为深刻的理解暴力和罪恶提供了颇为便利的途径，这无疑为迈克尔哈内科长期以来所关注的电影命题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从《冰川三部曲》，《躲避》到那部广为人知的《钢琴教师》，近似于冷酷的沉静和苍白揭示出成熟现代性下的个体间的暴力和权力，这种个体间的冷漠和若即若离以及目的即手段的奴役与被奴役仿佛一场沉默的盛宴，餐桌上陈设的物质成果丰盛无比，但宴者间的冷漠和勾心斗角却展现无遗。由于迈克尔哈内科的出众天才，我们已经足够深刻的观看到了自己的罪恶的灵魂。当看到这些溃烂的伤口，寻找病原，我们回溯历史，找到了二十世纪初的那三十年，这是疾病发作最为猛烈地时期，这当然是一种宏观的视角。迈克尔哈内科作为一名艺术家，无法也不会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大刀阔斧，开肠破肚，他拿起显微镜，聚焦于一战前夕的一座封闭德国小镇，给出了一份出色的关于罪恶和暴力的病理学报告。
理性与宗教
理性，这个希腊哲学的最大发明大概起源于柏拉图，当恩师苏格拉底被城邦以不信神和败坏青年的罪名处死后，柏拉图心灰意冷，他对城邦赖以生存的政治完全丧失的信心，依靠公共空间的个体交流和意见的此消彼涨是无法获得稳定的真理的。最终的真理是什么，柏拉图的隐秘哲学并没有向拥有庞大基数的大众透露只字片语，这只有依靠理性的原则在哲学王的超然的头脑中才能获得。这就隐含了这样一个事实，理性并不是人人可得的廉价贩卖，芸芸众生的下等人智商是无法理解高深的理性原则的，即使知晓，也是转瞬即逝的残留余香。这当然与普罗大众的宗教神学产生了极大的冲突，这就是所谓的雅典与耶路撒冷之争，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家们发明了一种学说和技术，将理性与宗教进行了某种程度上的融合。托马斯 阿奎拉等圣贤将理性原则从哲学的范畴种抽离出来，将其置于了更为广大的神学背景之下，将理性原则解释为隐忍克制的个人生活，将欲望等同于罪恶，同时虚设了一个彼岸世界，将此世的生活与彼岸生活相连，声称此时的虔诚可以换取彼时的享乐，从而将大众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就如同马克思所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影片中牧师是这一学说和这一控制技术的代言人，无论在公开的集体空间还是私密的家庭生活都坚守这一教义。他（宗教权力）的公开传道成功的大多数村民（大众）俘获到男爵（世俗权力）的控制网络中，从而形成了稳定的传统社会形态。在这其中，服从是稳定，不可变化，非动态的基础。为了使服从合法化，通过白丝带这一符号，牧师形成了一整套具体的实施技术。当孩子们带上白丝带后，就将被迫不断地在意识中强化善与恶的二元对立，通过将善与克制隐忍，恶与肆意妄为进行关联和捆绑，将头脑中无处不在的伊甸园之蛇驱逐出去。同时，辅以体罚这一规训和惩戒行为，从而达到控制和塑造行为和行动的目的。当然这种形式的控制技术仅仅是针对个体的，对于更广泛意义的大众，恐惧是更为有效地手段，《圣经》中上帝耶和华面对不断笃信它神的以色列民族，他说出：我要杀死无数的人。通过散播这一宗教恐惧，将出轨的大众重新拉入了摩西之法的控制之下。
道德与真理
希腊哲学区分了费西斯和诺莫斯，前者泛指自然之物，后者代表人造之物，自然是客观的，他的真理性毋庸置疑，就如沸沸扬扬的苏卡尔事件的主角苏卡尔所说，任何怀疑客观真理的人都可以从我的22层办公室的窗户跳下去，看一看牛顿定理是否在起作用。而对于诺莫斯，他的基础合法性就很受质疑，先哲们很期望道德领域这种诺莫斯能够像自然一样获得真理性。虽然道德是一种传统和约定俗成之物，但通过理性原则还是可以获得终极的评判标准的。但这种评判和道德推理需要一个阿基米德之点，托马斯 阿奎拉在神法和上帝意志中找到了这个点，他指出，通过上帝建立的行为法则，世俗的人只要绝对服从，必然会获得最为彻底的道德善，从而在死后获准进入天堂。在影片中，这种虚假的道德已经陈腐不堪，濒临死亡。医生完全抛弃了禁欲苦修的宗教生活，完全投入到肆无忌惮的肉体快乐中，他和年老色衰的助产婆完全是赤裸裸的肉体关系，医生和助产婆独处只有野兽般毫无美感的交合以及毫无意义的闲言碎语。当医生和助产婆决裂时，从助产婆的激烈言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灵魂的糜烂不堪。因为医生的行为已经越过了人伦纲常这一道德禁区的边界。我们有理由相信，医生对自己的女儿进行性侵犯。当基督教哲学的道德幻想破碎后，隐逸在背后的冰冷真理具有极大的伤害性，影片中，医生的儿子不断追问死亡的意义，当他得知没有什么所谓的彼岸世界，人终究不免一死时，孩子愤怒的摔碎了碗。
质疑与反抗
虽然普遍认为，极权主义及其标志性的大屠杀是现代性病变的产物，但是齐格蒙特 鲍曼却认为，大屠杀与现代性却存在选择性亲和。倡导同一种原则，以一种统一的步调和规律来规划社会，正是现代性这种对同一性和同质性的歌颂提供了法西斯滋生的土壤。有计划而毫无人性的灭绝一个种族，其精确性真是拜现代性所赐。而现代性所存在的问题，如列奥施特劳斯所说，正是将哲学与宗教进行结合的一次失败的尝试。在我看来，丢失了宗教赖以生存的神学基础，但保留了理性的冰冷内核，就是现代性的症结所在。难怪法西斯会将尼采作为自己行动的精神教父，当尼采高呼“上帝死了”和“重估一切价值”时，村子中的孩子们无疑也在实践者这一切，不断成长为日后的纳粹精英。其实很好理解在这些孩子心中会萌芽出纳粹思想。整日生活在宗教化的体罚和训教中，周围是毫无温馨可言的家庭生活，同时还要面对戴着面具的虚伪长辈，很难不会对此时此在的道德和社会产生质疑。既然偶像已死，新的造神运动（尼采）就将开始。影片中有两处耐人寻味，男童的桥上冒险和女孩的杀死云雀。当男孩在桥栏杆上漫步被人救下后，他说：“我是想证明看看上帝还爱不爱我，看来上帝还是很喜欢我的。”这里很显然男孩不再唯唯诺诺，而是对他心中的上帝发起了挑战。他扩大了野心，以人的观点来试探那个悬置在顶端的人物。而女孩的杀死云雀则更是对那个阿基米德之点的背叛，既然道德是约定俗成的，那就没有理由顶礼膜拜。当赤裸裸的真理浮现出来后，一切都是顺理成章，唯一存在的只有自然界森然的等级区分和弱肉强食的写实。没有什么所谓的正义，正义只是助友损敌，一帮强盗坐地分赃时依据的原则也是正义的。没有什么所谓的道德，正如尼采所说，道德是小人禁锢伟人的牢笼。而且文明的诞生和个体的强大就是根基于对外敌的奴役和他人的压迫。粗俗而专制的斯巴达毁灭了美德而民主的雅典，多么讽刺。甚至《圣经》中以色列民族的兴盛史简直就是一部对外族的屠杀史。当感受到这些刺入骨髓的真理之痛后，孩子们开始了破坏的行动。
记录和评价
贯穿影片的画外音来自于一个真实的记录者，在影片开始不久我们被告知他就是乡村教师。在影片的大半部分时间，他都沉浸于和一个贫苦家庭女儿谈情说爱。但在最后，他发现了事实的真相，将其告知了牧师，但却被牧师以诽谤和侮辱之名驱赶了出去。迈克尔哈内科给这个全剧中唯一的教师赋予了其同时代知识分子的角色，只有他看到了纳粹思想崛起的苗头，也感觉的了这些思想和行为未来的破坏力，但为时已晚，世俗权力（牧师）是不会相信他的告诫的，正如极权主义是现代性的合理后果一样，因为罪犯正是他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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