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合心灵的诗歌
2015年2月18日
诗人商震说：“对一首诗的喜欢，像热爱一个人，与年龄、长相、学识、地位、财富无关。能与自己的心气相通，与心境契合就好。”读者与作者心气相通，心境契合，这是诗歌应有的。比起有名的诗人和诗作，我更喜欢读到不大出名的诗人和诗作。这正如看风景。太过熟悉的风景已然无感觉，只有到陌生的地方走走才能兴奋一点。有些时候，读到一些与自己的心气相通、心境契合的诗作，那种感觉妙不可言。这启发我们，在浩如烟海的诗歌作品中，尽管有些选家为我们沙里淘金，选出了《唐诗三百首》之类的经典作品广为流传，但是一定还有一些诗歌藏在某处罕为人知，其实这些诗作的质量丝毫不会逊于那些广为人知的诗作。一定有某首诗歌契合我们的心灵。这就为我们今人选编全新的诗歌提供了可能。李元洛先生选编的新编《唐诗三百首》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举两个例子。王夫之《罂粟》诗云：“娇小垂头立，丰盈出面来。花王休相妒，侬不向春开。”作者的本意可能是想表现孤芳自赏、与世无争的高尚品格。但是不知怎么的，我一看到此诗，就想到被抓的郭美美。是的，那些有吸毒、赌博、卖淫嫖娼等恶行的人，就像罂粟花，表面光鲜亮丽，内里却黑暗龌龊。郭美美之流，炫美，炫富，我们不要羡慕他们。他们不在春天开放，他们也没有资格在春天开放，因为他们没有春天。我这样一解读，就赋予了该诗全新的解读，既体现了个人独特的感悟，又挖掘了时代的核心价值。又如，南宋诗人郑思肖《德祐二年岁旦》二首，在古代无数的爱国主义诗篇中，并不算著名。但是其一云：“力不胜于胆，逢人空泪垂。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日近望犹见，天高问岂知。朝朝向南拜，愿睹汉旌旗。”其中颔联“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表达了作者期盼贤明君主、恢复统一强盛的梦想，这应该是“中国梦”一词的最早出处。尽管这里的中国梦和习总书记所讲的中国梦内涵并不完全相同。作为选诗者，在选爱国诗篇时，我不会选那些让人耳朵起茧子的诗，如王昌龄的《出塞》，如陆游的《示儿》，宁愿选“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这样的诗，选“四万万人齐下泪”这类的诗，选写卢沟桥的诗，选写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诗，选“老夫今有幸，不写示儿诗”这类写香港回归的诗。这些诗歌的写作年代距离我们更近一些，那时候的社会现实，更接近当代中国，当代中国存在的困境能够在那些时代找到映像。
实验诗和疼痛感
2015年2月19日
这两个月写了一组风格大不同于以前的作品，我称之为实验诗。这有可能是我诗词写作的转折点。这种实验，别人也做过，但是我觉得，就是放眼全国，我这样的诗作也是能让人觉得新鲜从而眼前一亮的。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诗歌亦然。诗歌要创新，无论从思想还是语言，无论从技法还是形式。我称之为“突围”。诗词如何突围，借鉴现代诗、流行歌词就是一个途径。近段时间，写现代诗的女诗人余秀华走红。当我读到她的《我爱你》这首诗时，我被深深地打动了。特别是读到最后几句：“如果给你寄一本书，我不会寄给你诗歌/我要给你一本关于植物，关于庄稼的/告诉你稻子和稗子的区别/告诉你一棵稗子提心吊胆的 春天”。稗子，于我是多么熟悉！可是我从来没有发现其中的诗意。我只在古诗里读到它，但几乎都是作为比喻、象征的贬义来使用。但是在余秀华笔下，在现代诗里，稗子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低微、被误解、惶恐、弱小。这些含义，在古诗中我是没有看过的。这更坚定了我以前的看法：诗词应该大胆向现代诗乃至流行歌词学习，正如现代诗乃至流行歌词可以向诗词学习。一些意象，比如梅，被古代诗人赋予了很多不同的象征意蕴，现代诗人很难发掘其中新的意蕴。但是，一定还有古人没有穷尽的象征意蕴。这正是我们可以大力开掘、创新的地方。于是，我想做一个实验、先锋的勇士。于是我写了一首全新的《咏稗》：“得雨尚兢兢，空惭泥土情。请君莫拔起，拔起且轻轻。”由余秀华的诗作，我开始关注《诗刊》、读首诗再睡觉等诗歌微信号。读到一首艾川的《火车穿过我的故乡》：“明晃晃的铁轨/像一把刀子/狠狠扎向远方/我的故乡蹲在豫南平原上/被一刀扎破心肠，/从不避让//痛了/身子依春风哆嗦/漫山遍野的桃花就开了//痛了/身子依北方颤栗/大雪就覆盖了村舍//故乡常常怀揣一把刀子/时间久了/故乡就成了温暖的刀鞘//一列火车疾驰而过/冒着热烟，多么像/从刀鞘里喷薄而出//一个人搭上火车/不过是用自身的孤独，/试了试刀子的锋芒。”这里，用现代诗写的乡愁，迥然不同于古代诗词中的乡愁，也不同于余光中笔下的乡愁。它显得是那么锋利，也更加打动人。这给我启发，用诗词写乡愁，完全可以不用夕阳、月亮之类的传统意象，完全可以借鉴现代诗的意象和表达方式，写出全新的乡愁诗来。于是，我尝试写了一首《弹弓》：“儿时玩弹弓，以石射黄鸟。黄鸟去还来，青春行且跑。火车如弹飞，铁轨似弓拗。一发万千程，至今回不了。”弹弓、火车、铁轨、子弹，都是全新的意象。其中的比喻，在诗词当中也是全新的。谋篇布局似乎也与传统的起承转合不同。“黄鸟去还来，青春行且跑”，也有借鉴歌词“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的痕迹，但是却很自然，且反其意而用之。【3月19日补记：读到徐云菲的《绝句》（原题《闲话》）：“少年梦想尽随风，结局悬于故事中。感叹青春何似鸟，不堪岁月这张弓。”才发现当代也有人用弓作喻入诗。】《暮归》：“草垛连云野火烧，铁龙啸处木萧萧。归心似箭发千里，射下夕阳落鸟巢。”虽然，归心似箭、野火木萧萧、夕阳、鸟巢，这些表达并不算新，但是草垛、铁龙还算新。前者很少在古代诗词中出现，这让我很是奇怪；后者是新生事物，尽管出现了一百多年，但是在诗词中还是用得不普遍。更重要的是，三四两句用词精警峭拔，意象雄奇，在诗词中我没有看过类似的表达。另外有三首是向歌词学习的探索之作。《洋葱》：“剥开心事一层层，赚得泪流忘了疼。纵使此生没谁懂，不随人作委身藤。”《风铃》：“淋雨思尤切，经风心自平。感君勤拨弄，恕我不随行。”《雪人》：“挺立冰天雪地中，春来玉体渐消融。还君怀抱熊熊火，看我一人撑过冬。”这3首诗都是咏物诗，但是不同于传统的托物言志之作。也许有人说这是为文造情，并无真情实感。但是纵观古代，李白等男性诗人写过大量闺怨诗，就是以女性的口吻表达女性的感情，从没人说这是为文造情。其实，这是诗歌的一个种类——代言体诗。看看当代，诗词周边的姊妹艺术，如新诗、歌词，特别是歌词更是很多这种代言写法，当代诗词家曾少立甚至实验创作类似小说的诗词，就是虚构场景、故事，但是里面表现的情感和观念，仍然是作者本人的。纵观我以上3首从歌词中得到灵感的诗词，尽管口吻似乎是女性的，但是其中表现的情感和观念应该是属于我自己的。比如“纵使此生没谁懂，不随人作委身藤”，这里就体现了我保持人格独立的品格。另外，联友白衣孤鸿在《关于对联创作与批评若干疑似误区的漫谈》中，对于对联创作的真性情问题也提出了独特观点。他认为：“大多数人其实都在这样一个规则下写作——有时会有些感触，是真的写真性情；有时模拟那种状态，去揣测评论者喜欢什么感情，或者自己觉得那种表述更动人，然后开始写作。”这两种对联创作方式，同样是被允许的，不可视为为文造情、无病呻吟。我将从中得到鼓励，继续探索下去，这会成为我的一个创新的方向。
从关注余秀华及其诗作中，我也更加坚定了一个认识：疼痛感应该成为诗歌创作和欣赏的一个重要维度。我在诗话中说过：“诗为何？余以为诗非脂粉。脂粉一去，原形毕现；面目不存，脂粉终将脱落。诗应是匕首，直刺人心脏，一拔出便丧命。”大力推荐余秀华诗作的刘年和沈睿也是这样认为的。刘年说：“这年头，一个诗人写不出痛感，我认为是不道德的。”沈睿也说：“于我，凡是不打动我的诗歌，都不是好诗歌，好诗歌的唯一标志是：我读的时候，身体疼痛，因为那美丽的灿烂的语言，因为那真挚的感情的深度，无论写的是什么。”星星诗刊主编梁平在《诗歌是一种永远的痛》一文中也说：“我一直认为，诗歌是一种永远的痛。诗歌的本质不是风花雪月，真正优秀的诗歌是在摈弃风花雪月之后的发现和批判。尽管，我们可以把它深藏于内心。我在一首诗里曾经这样写到：‘不是所有的痛都可以永远/永远的痛，不愿意公开’。而现在，我却时常在不经意间，在我的很多诗里把我的疼痛直接端了出来，像一道麻辣很重的川菜。”疼痛感，也应该成为我的创作遵循。那些无关痛痒的、一派祥和的诗歌，于我是不想读也不想写了。那些让我流泪的、让我起鸡皮疙瘩的才是好诗。好诗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疼痛感是好诗的要件。这可能太绝对，但是，却是我今后创作的遵循。
台阶之诗
2015年2月20日
昨天，读到诗人王久辛《十万朵桂花——喜读<民族文学>2015年第一期“广西中青年作家专号”诗歌印象》一文。我被韦孟驰的组诗《我的孤独是幽暗的光》中的《三级台阶》深深打动了。全诗如下：“在巷子里转了一个弯/我就看到它们了/它们一家三口挨在一起/它们比我幸福/尽管它们生而被人踩踏/想想我自己/也是同样的命运/只是它们比我幸福/就算是苦难的人生/它们也是荣辱与共/依偎在一起/在巷子里的一角/就算被人踩了头颅/它们仍然坚硬地挺起/站在那里/不离不弃”。王久辛评论到：“熟悉的街巷，熟悉的台阶，低微而又卑下，渺小而又贱陋，然而哪位大诗人又从这寒凉苦涩中提炼出了这种稀有浩瀚如广袤阡陌上的寻常百姓人家不屈不挠的人格精神了？它们生而被人踩踏的人生之荣辱与共、坚硬地挺起、不离不弃地依偎在一起的生活，伟大与渺小在一首诗中展现，坚韧与茁壮在一个境界中挺立。在我看来，这16行小诗，胜过一部矫情的长篇小说、一篇空洞的报刋社论，它实现了人们对生如草芥虫孑的小民生活熟视无睹的审美关照，使之实现了对其闻所未闻的思想蕴含的提炼与升华。”评论似乎有溢美之词，但是从台阶这个视点来关照普通百姓生活，确乎十分独特。我又一次想到了古诗。有以台阶来写平常人生活的古诗吗？我搜索了一下，似乎没有。台阶一词本身的含义几乎就与普通人绝缘，要么写士大夫的闲情逸致，比如“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刘禹锡《陋室铭》），要么写官宦身居高位，比如“台阶有高位，宁复久临邛”（宋之问《送杨六望赴金水》）。这又激发了我写探索诗的兴致。于是构思而成一首七绝《台阶》：“当年车马纵横排，步步台阶登上来。珠履只今何处去，残阳落叶满苍苔。”试图从台阶这个角度，来反映某些高官和世态的变化。【6月23日补充：今天又读到吕德安的《台阶》诗：“我曾答应自己离开一段日子，/在我修好门前台阶以后。//我搬来了石头以及那些石匠/用的锤子、铁锹、水泥和水……//一天两天，干着同样的活儿，/那孤独的情景有如梦游，有如某人//急急路过，为某些从未发生的事——/啊!我只是不想有一天从台阶跌下去。//我曾渴望放弃，手臂却依旧高举/沉重的石头——我弯下身时那酷似爱的姿势//徒劳地要求石头吻合。每一块石头/都像从天而降，我说。但事实远非如此。//都是为了证明某种天赋。但愿我生来/就是一个农民。当我生病了，脑袋里仍旧是//那些地下的金砖金瓦，或别的什么，/在这无人问津的地方，//在山下，一群土地蜂倾巢而出/想必也是出于某种原因……温暖的//秋风吹送着乏力草上的蜘蛛网的光，/犹如遥远的记忆，我也一样，//我劳动的肌腱在臂膊上闪耀：/啊，挖地三尺，把更坚实的东西埋进去//而从前我就像一个轻飘的神衹，总是/神色慌张地跑过我那自我放逐的小屋”。这首诗又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让服刑人员流泪的诗
2015年2月22日
写了两首七绝《新年思有人未归》。都是先得句然后成篇。之所以写这首诗，也是想做个尝试。我看到的大部分写反腐的诗都是照抄时政报道，要么复述腐败的表现，要么强调领导的讲话。比如下面这首袁汝勇写的《渔家傲·贪官下场》（《江西诗词》2014年第1期）：“又送香烟又送酒，吹牛拍马乌纱有。宝马香车风雨溜，鱼肉后，三陪美女急相搂。 土建工程包小舅，豆渣质量谁追究，岂让乌鸦啼永昼。牢狱候，人财两损名声臭。”我不能说这首诗不好。我想说的是，既然写诗，就要发挥诗歌的长处。如果我们写的内容与电视上、报纸上的内容无多大差别，那人家干嘛看你的诗呢？直接看报道就行了。电视和报纸上的报道远比我们的诗歌更详细、更直观。直观和详细，并非诗歌的长处，其长处在于抒情，以情动人。像上面这首词，我没有被打动。我打算写出不一样的东西来，故有这两首《新年思有人未归》。其一为：“狂舞狂歌彻夜哗，未阑灯火万千家。高墙亦有无眠者，争到窗前看焰花。”一二两句营造了一个万家灯火团圆夜的欢乐、热闹气氛，目的是与后两句写身陷囹圄的人不能与家人团聚的冷清作对比。同样无眠，前者是通宵达旦欢乐，后者是思念家人一夜难眠。尾句聚焦犯人争着跑到铁窗之前看窗外的烟花。看到烟花，他们会想到些什么？是回忆起小时候和家人放烟花，还是感悟到生命就像是烟花，还是自己就像烟花一样从高处跌落？这个情景，恐怕是高墙之外的人难以想到的，但是被我想到了，我有点小得意。其二为：“花炮腾空转眼灰，铁窗紧锁泪双垂。老娘白发浑如雪，岁岁寒门望子归。”第一句写景，但又不纯粹写景，里面也有一些让人思索的哲理。第二句写人，写铁窗之内的人在万家团圆的日子却失去自由，只能流泪。三四两句转到写盼望儿归的母亲。母亲的头发像雪一样白，年年在风雪之夜倚着家门等待儿子回来。一年又一年哪，我的儿，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你快回来吧，说不定，等你回来的时候，我的身子已经入土了。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揪心的场景呀。我相信，如果身在监狱的人看到这两首诗，他们会哭的。对于没有进去的人，也是一个警示。这里我再次强调，好诗就要像匕首一样，直刺人心。
未命名
2015年3月16日
高昌《律为我之助，我非律之奴》云：“当代旧体诗词要想从我国古典诗词已经形成的艺术规范成功突围，首先就应该投入火热的当代生活，反映真实的当代社会。”近段时间，我在构思一篇论文《浅谈诗词创作的突围》。要突围，内容、主题是一个重要方面。
读到远洲《剪指甲》一诗。作者曾说：“这个时代能有太多东西触动诗人的，比如我写的《剪指甲》就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和讽刺意义。”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升华哲理，这是古体诗和现代诗作者都应具备的本领。此诗正是如此。作者从剪指甲联想到反腐败，语言朴实，直刺时弊，可以作为廉政诗词赏析的延伸阅读材料。
比喻之妙
某年某月某日
《诗刊》2013年10月下半月刊刊发的张学梗《诗学笔记》引用了维特根斯坦的两句话：“一个新词就像一粒播下的种子。”“好的比喻能重新激发人的灵感。”确实如此。比喻就像匕首，总是那么让人刻骨铭心。看看徐泽《故乡的春水又涨起来了》：“春水又涨起来了/那些撑着油布伞的女子/那些和往事一起游动的小鱼/那些故乡米粒一样大小的星星又在哪里闪光呢？”星星，有过太多的比喻，但谁能把它与故乡的米粒联系在一起呢？由此，我也想到了一句诗：星星，喂饱了我们的童年。刚巧，读到匈牙利诗人阿蒂拉·尤若夫的诗《一个疲惫的人》。其中尾节是：“傍晚用长柄勺舀出寂静，/我是它的一片温暖的面包，/星星献身于宁静的天幕，/坐在河上，闪耀于我的头顶。”这里的长柄勺，我以为指北斗七星。北斗星舀出寂静，这样的比喻，在诗词中是极其罕见的。只是偶尔在李贺的诗中可以读到“天河夜转漂回星，银浦流云学水声”“羲和敲日玻璃声”这样的句子。我曾经写过一首七律《南湖感赋》。前两联为：“君看南湖何所似，转移一勺似司南。引来马列方针指，唤起工农道义担。”把南湖比喻作司南，这个比喻可能太过尖新，难以让人接受。法国诗人菲利普•雅各泰《在夜与昼之间的祈祷》也有个妙喻：“不远处，他们战争的继承人在休憩，/他把时间像稻草一样攥在手中。”这句比喻让我想起多年前看国外足球比赛听到的一句解说：“时间就像手指缝隙间的稻谷一样。”以此来代替国内解说员口中常说的“留给某某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由此又联想到电影《高度怀疑》迈克尔·道格拉斯饰演的检察官对其助理说的一句台词：“如果你确定，我的意思是从骨子里认定那个被告是有罪的，陪审团就会跟着你走。但如果你露出一丝的怀疑或者犹豫，陪审团的支持就会像沙子一样从你的指缝间悄悄溜掉。”博尔赫斯在《诗与诗潮》中认为，“作家都是用比喻来写作的”。文中谈过一个比喻：“我又想到一个希腊亚历山大城诗人引用过的比喻。他写过这句话，‘三重夜晚的七弦琴’。这行诗的美震撼了我。我接着查阅注释，发现原来七弦琴指的是海格立斯，而海格立斯正是由朱庇特在一个有三个夜晚这么长的夜里诞生的，因此天神享受到的愉悦也就特别的深刻了……事实上，这样的诠释对于诗的本身还是一种伤害呢……就让这首诗维持住谜样的面貌，我们没有必要把谜解开，谜底就在诗里头了。”我深以为然。其实比喻和用典有时不需要去解释，一解释就索然无味了。正如李商隐的“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那么多注释家提供了那么多解释，但是没有一个人说得能够让人信服，究竟诗中所指为何。其实，我们根本不需要了解文字背后的实情，就可以为作者营造的迷离惝恍的境界而着迷。若你要对号入座、一一落实，那么诗味也荡然无存了。正如“三重夜晚的七弦琴”这个比喻，我不知道朱庇特三个夜晚诞生海格立斯的典故，但是并不妨碍我对其中的“美妙”的领悟。同时它也让我想到了晏几道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
工业文明亦有诗
2015年3月19日
于坚的诗歌富有哲理。比如这首《我走这条也抵达了落日和森林》：“是的，正像弗罗斯特所见/前面有两条路 一条是泥土的/覆盖着落叶 另一条是柏油路面/黑黝黝 发出工业的哑光/据说这就意味着缺乏诗意/我走这条 也抵达了落日和森林”。此诗为古体诗词创作的突围提供了支撑。一般人认为，诗意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工业文明破坏了诗意。于坚用自己的现代诗创作实践否定了这个看法。这同样值得古体诗词创作者借鉴。袁枚《遣兴》云：“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多为绝妙词。”夕阳芳草有诗，泥土落叶有诗，柏油路电线杆也有诗。比如，有人就从工厂流水线中发掘了诗意。看看邬霞的《吊带裙》：“包装车间灯火通明/我手握电熨斗/集聚我所有的手温//我要先把吊带熨平/挂在你肩上不会勒疼你/然后从腰身开始熨起/多么可爱的腰身/可以安放一只白净的手/林荫道上/轻抚一种安静的爱情/然后把裙裾展开/我要把每个褶皱的宽度熨得都相等/让你在湖边或者草坪上/等待风吹/你也可以奔跑/但，一定要让裙裾飘起来带着弧度/像花儿一样//而我要下班了/我要洗一洗汗湿的厂服/我已把它折叠好打了包装/吊带裙它将被运出车间/走向某个市场某个时尚的店面/在某个下午或者晚上/等待唯一的你//陌生的姑娘/我爱你”。读完这首诗，我马上想到唐代开元宫人写的《袍中诗》：“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蓄意多添线，含情更著绵。今生已过也，结取（一作愿结）后生缘。”关于《袍中诗》，还有个美丽的故事。原诗序言写道：“开元中，赐边军纩衣，制自宫人。有兵士于袍中得诗，白于帅。帅上之朝，明皇以诗遍示六宫，一宫人自称万死。明皇悯之，以妻得诗者，曰：‘朕与尔结今生缘也。’”两首构思极其相似，可能邬霞正是从唐开元宫人诗中得到启发（经查证作者并未读过《袍中诗》），从而萌发了古典情怀和爱情玄想。打工是极其艰辛的，制衣是单调繁杂的，但是有人仍然能够诗意地栖居在流水线上。再看矿工老井的《地心的蛙鸣》：“煤层中，像是发出了几声蛙鸣/放下镐仔细听，却不见任何动静/我捡起一块矸石，扔过去，一如扔向童年的柳塘/但却在乌黑的煤壁上弹了回来/并没有溅起一地的月光”。在黑暗艰苦的煤矿下竟然能够听到蛙鸣，没有一颗向善向美向上的诗心是绝对不可能的。
诗词创作突围的方向，意象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方面，对于古典意象，我们可以继承和发展。古典意象就像是茧子，也可以蜕变成蝴蝶。古典意象就像是老树，也可以着出新花。通过嫁接、移植、深化、反转，我们可以赋予传统意象崭新的现代意蕴。另一方面，现代生活为我们提供了古代完全没有的意象，数量不亚于古代的意象。这些意象，现代诗可以用，古体诗词同样可以用。这就叫做殊途同归。泥土路和柏油路，都可以抵达落日和森林。正如于坚诗推荐者璟旎所说：“世上的路千千万，不是最难的那一条才能抵达落日和森林。心中装有落日和森林的人，他的每一条路，都是诗意的行走；他的每一次停留，都是诗意的栖息。”
但是，也有人对诗人的能力表示了担心。饶朔在《关于路的诗与思》一文中发问：“在一个被本雅明称为‘灵韵消失’的工业时代（现在则是大数据时代），艺术家们是否还有能力捕捉美，创造新的美学形式以抵达美？”这，正是诗人和艺术家的使命。谁完成或超额完成了这个使命，谁就是能够和李白、杜甫比肩的大诗人。【熊东遨《求不是斋诗话》：“诗不必担心古人做尽，正饭不必担心古人吃尽类耳。‘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历代都有不同诗料，不同语言，此社会发展之必然也。李太白才纵高，焉能写出宇宙寻幽，月宫探秘？静坐忧诗，杞人属也。果真如此，则大家都不必活了。”卡尔维诺说：“有一个匿名的盲点，那才是写作的出发点。”让我们从这个“匿名的盲点”出发，走出一条古体诗词创作的新路子。】
《红军桥》的创作过程
2015年3月19日
在赣南，有许多命名“红军”的桥。而触发我写这首诗的，是瑞金叶坪通往洋溪的那座桥。苏区时期，毛主席带领军民修建了这座桥，当地群众把它取名为“红军桥”。这座桥，便成为一部活教材。而我要写的，却不是那个毛主席的故事。
在这座红军桥附近，有一座敬老院。敬老院里曾经住着一位老红军陈发姑，她被誉为“共和国第一军嫂”。苏区时期，陈发姑新婚三天，丈夫便走上前线，从此杳无音信。她等待了丈夫75年，每年编一双草鞋寄托思念，直到去世。
陈发姑我没有见到过，但是我见到过另一位住在红军桥附近的女红军，她做过工农剧社的宣传员。我们去采访她。90多岁了，为我们唱起苏区时期的歌，依然那么精神。
去年，为了纪念长征，中国文联来到瑞金举行文艺慰问演出。我参与了节目的策划和撰稿。其中有个邀请老红军上台的环节。我想到了陈发姑和那位工农剧社的宣传员。于是，我在主持词里写道：“下面，我们要为大家请上一位老红军。她是当年工农剧社的宣传员，唱过送红军的歌谣；她住在红军桥边，守望着沧桑的红军桥。多少往事宛如桥下的流水无声地流逝，而当年在桥头送别红军的情景依然浮现她的脑海……欢迎这位红军老奶奶上台为大家讲述光阴的故事。”写这段话的时候，我心里非常激动，诗情和激情在胸中涌动。虽然因为那位工农剧社的宣传员已经去世没法实现这个节目构想，但是写红军桥的念头一直萦绕心头。当然，萦绕心头的还有刘禹锡的《柳枝词》：“清江一曲柳千条，二十年前旧板桥。曾与美人桥上别，恨无消息到今朝。”桥边送别的画面一直在我心头流动。
去年十二月，赣南诗联学会在我市采风，要出采风特刊。我没有参加采风却也要求交稿。于是，我以红军桥为题，匆匆写下《红军桥》初稿：“年年流水自悠悠，弱柳凝烟一色秋。曾与阿哥挥袖别，白头人倚旧桥头。”构思时，我一直告诫自己不要雷同刘禹锡的《柳枝词》，但是因为限期交稿，没有认真推敲，故感觉还是没有脱去古代那种才子佳人送别的老套表述。尝试修改成第二稿：“流光流水两悠悠，弱柳凝烟一色秋。自送阿哥乘月去，白头犹倚旧桥头。”尽管“流光流水”增加了象征意蕴，“乘月”增加了画面感，“自”“犹”使三四句更加流畅，但还是感觉没有与传统的送别诗拉开距离。后来，打算把此诗拿去参赛，便想好好修改一下。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如果去掉标题，谁也看不出这是红军之间的送别。所以，我把修改的重心放到如何凸显“红军”这点。红军的象征物，我最先想到的是红五星。这也是最容易让人想到的。于是，我由第二稿的“月”想到“星”。“星”一语双关，既指星星，点明送别的时间；又让人联想到红五星，点明被送者的红军身份。这个“星”字如果要取代“月”字，那取代“乘”的只能是仄声字。于是，我想到了“戴”字。其实，披星戴月，也就是披戴星月。戴星，古诗中也很常用。比如孔平仲《寄子由》：“宵征戴星明，暮饭多见烛。”又如文天祥《至扬州（其一十一）》：“戴星欲赴野人家，曙色纷纷路愈赊。”一个“戴”字，让我浮想联翩：红军阿哥披着星光，戴着含有红五星标志和图案的军帽和斗笠，与妻子挥袖道别。戴星，形象感和画面感更加丰富饱满，也更具象征意蕴。于是，我把第三稿作为定稿：“流光流水两悠悠，弱柳凝烟一色秋。自送阿哥戴星去，白头犹倚旧桥头。”
诗歌写作
2015年3月23日
吕德安的《诗歌写作》，让我想到了刚刚毕业分配到乡下初中读诗写诗的日子。幸好，我用散文的形式记录下了那段时光。两相对照，我感觉这首诗就像是为我而写的。
吕诗全文如下：“我离开桌子，去把/那一堵墙的窗户推开；/虫儿唧唧，繁星闪闪，/夜幕静静低垂。//在这凹形的山谷，/黑暗困顿而委屈，/想到这些，我对自己说：/“我也深陷于此”。//我又回到那首诗上，/伸手把烛蕊轻挑，/这时一只飞蛾扑来/坠落在稿纸上；//身体在起伏中歇息，/放亮的目光癫狂，/等它终于适应了光，/信心恢复便腾身//燃烧了自己。前几天，/另一只更粗大的，/身上的虫子条纹/遮着天使般的翅膀——//也一样，都是瞬间的事，/我目睹了它们的献身，/使火焰加剧，而/光亮中心也是凹形的。//多少年，在不同的光里，/我写微不足道的事物，/也为了释放自己时，/顺便将黑暗沉吟。”
在一篇题为《行吟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蝉》散文中，我这样写道：
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有彻底放弃自己的梦想，熄灭自己的雄心。乡村的美丽景色缓解了我工作和生活的不如意，激起了我荡漾的诗情。春天，桐子花开满枝头。在一阵风雨过后，桐子花又贪婪地蔓延到5月的篱笆，大有侵占整个5月之势。美丽得让我心痛的桐子花，永远开放在我记忆的苍穹中。还有苦楝花。花朵似蓝，似紫，似白，雪似的纷纷飘落在瓦上、地上、孩子的头发上。暮春，校园四周的布谷鸟没日没夜地发出四个音节的鸣响，让我恍如回到了“处处闻啼鸟”的唐朝。夏天，蝉鸣成为乡村音乐的主旋律……就是这些大自然中细微、平凡如我的事物，点燃了我另一种激情。我在房间墙壁上贴上“睡前醒后读书20分钟”的字条，在床上摆满了一整排书籍。有时，我把整个世界关在门外，边听悠扬的音乐边沉浸在书海中；有时，我把凳子搬到门外梧桐树下，边听蝉鸣边诵读诗歌。我从王维的诗中体会到“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的孤独和遗恨，又从罗大佑的歌中感受到“野百合也有春天”的慰藉。夜晚，有美丽的虫子越过窗纱，造访我的陋室。我一一接纳它们，让它们陪伴我在稿纸上写下一行行诗句。两年来，我读了大量的书刊，创作了许多诗文，特别是诗歌。不时有同事进我房间，说：“你看这些诗写这些诗有什么用呢？又不能当饭吃。”我笑而不答，心里却暗暗思忖：总有一天会有用武之地的！
文章引用了我的两首写作时间相隔两三年的《咏蝉》诗：“风露淡花醪，缟裳轻缙袍。如能纵声唱，何计树低高？”“含垢隐微身，今朝小试音。莫愁闻者寡，只管放声吟。”其实还有一首《咏蝉》诗是和第一首同时写的：“知了冷霜侵，疏桐惜绿阴。丹心炽于火，不烬不休吟。”生命不息，吟唱不止，写作不止，这就是我越来越坚定的人生态度和人生信念。正如吕德安的《诗歌写作》所说，深陷于困顿而委屈的黑暗之中，像飞蛾扑火一般义无反顾，像蜡炬成灰一般尽情燃烧，献身火焰，吟咏黑暗，“多少年，在不同的光里，/我写微不足道的事物，/也为了释放自己时，/顺便将黑暗沉吟。”
宣传和文艺
某年某月某日
对于政治宣传和文艺的关系，陈独秀和鲁迅说得非常深刻。然而直至现在，我们还在犯着两位文艺先驱指出过的错误。陈独秀认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可以写入诗文中，“不过这要高明的手法。现在许多作家，不肯在这方面下苦功，写出一套公式文学，人不像人，狗不像狗，味如嚼蜡，毫无生气。他们以为把政治思想塞进文艺，就是革命文艺，谬矣。如果这样，要文艺家干什么？有党的宣传部和新闻记者就够了嘛。”鲁迅在《文艺与革命》一文中也说：“一说‘技巧’，革命文学家是又要讨厌的。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对于时代和写作的关系，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说：“当我开始我的写作生涯时，每个青年作家都有一个明确的迫切感，就是要表现他的时代。我满脑子良好的愿望，试图使自己与推动本世纪各种事件的那些无情的能量联系起来，不管是集体事件还是个人事件。……很快我就意识到，在理应成为我的原材料的生活事实与我希望在写作中体现的轻逸笔触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我必须付出日益巨大的努力去跨越它。”卡尔维诺认为，材料和作品之间，还隔着一道鸿沟，远不是那么轻而易举。以上三位大师告诉我们，文学创作需要我们付出艰辛的劳动，而并非是对社会生活简单地剪贴复制、轻易地照搬照抄，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否则我们写的可能是标语、口号这类的宣传品。比如现在的一些走马观花、应时急就的采访采风作品，从还未构思起，就已经定了调子：歌德、宣传、正面。这样已经违反了文学创作的规律，所以很容易写成千篇一律、毫无个性的宣传品。其他歌颂党和国家的诗歌，也是一片伟大英明光荣正确，锦绣繁荣和谐美丽，但是鲜有佳作。【增加：正如《中国诗歌坪山宣言》所云：“诗歌从来不是对日常生活和社会现实的镜像式对应。诗歌的现实主义和现实感必须是语言和美学层面的，必须是经过转换、过滤和提升之后的词语意义上的‘现实’。”】【2018年9月17日补记：今天晨跑时想到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文学从来不是对现实的纯然复制和摄影。古代诗歌史上有两个著名的公案可以证明：一是关于推敲的典故，二是关于郑谷改齐己早梅诗的故事。如果照搬现实，何须斟酌？直接按实情写不就得了？当夜僧人是推门还是敲门，昨夜梅花开了一枝还是数枝，就照实写，省事多了。那如果是这样，文学创作就太简单了。】
报告文学之殇
某年某月某日
“我是从小金各族群众写给江西省委书记苏荣同志的信中了解小金的。”在一篇报告文学中，我看到了这句话。文中提及的领导，如今面临身陷囹圄。血淋淋的事实再一次提醒我们，领导的名字是多么高危。所以，如果爱惜我们的文字，就要万分慎重。可是，太多的人以自己的文字点了领导的名而为荣，或者以领导为自己作序而为荣。这是一个陷阱呀同志们。为什么要执迷不悟呢？
春天
某年某月某日
王海桑《我是你流浪过的一个地方》有首诗题为《早春》：“是谁第一个敏感到春天的呢/是地上的小草，是土里的小虫/还是水中的鸭子？/反正不是我/我是春天里最为迟钝的事物/等春天一个个都来齐了/我才想多识些草木虫鱼/以便在禁不住心跳的时候/胆怯但能喊出它们的名字”。让我想起了自己最近写的几首诗。记得是正月十六，下乡。在路上，突然看到路边桃花开放，便情不自禁地哇了一声。于是，一首诗歌在我心头酝酿。这就是《春天大事记》：“桃花开了/我呀了一声/梨花开了/我啊了一声/油菜花开了/我哇了一声//在春天/多少重磅的消息被我忽略/桃花、梨花、油菜花的生老病死/却写入我的大事记/他们和我一样细微平凡/他们是我的父老乡亲/我的兄弟姐妹//至于/昨天谁开了/今天谁谁又开了/我只报以一声/呸”。快接近目的地，又看到路边的蕨冒起尖来。像拳头，又像耳朵。于是，又酝酿了一首诗《蕨》：“那么多春天的赤子/齐齐举起了拳头/向大地宣誓/风来了不折/雨来了 不倒//旁边的草/摇着狗尾巴”。这两首诗不单单歌咏春天的美好，更寄寓社会的含义。然而，我还是意犹未尽。前几天又写了一首七绝《咏蕨》：“乍听惊雷便冒尖，任他桃李对愁眠。破开腐土千重压，怒打新春第一拳。”很显然，我这一拳，打中的正是当今的腐败痼疾。作为春天里的歌者，我敏感地嗅到了早春的政治气息。诗歌要反映政治，反映社会，反映现实。然而，如何反映，大家莫衷一是。以上诗歌亮出了我的态度和做法，我相信我沿着正确的道路行走。
“也是醉了”有古代出处
2015年5月6日
“也是醉了”是近来流行的网络语。读古代诗话，忽然发现古人也有类似的表述。王直方《诗话》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王禹锡排行第十六，与苏东坡有姻亲关系，曾作《贺知县喜雨诗》。其中两句云：“打叶雨拳随手重，吹凉风口逐人来。”自以为写得很好。苏东坡见到这首诗，说：“十六郎作诗，怎得如此不入规矩？”批评王的诗像狗屎一样。王禹锡说：“盖是醉中所作。”他日，王禹锡又持着一大轴诗卷呈给苏东坡，苏东坡读完之后，对王禹锡说：“尔复醉邪？”“尔复醉邪”，翻译成白话就是：你又醉了吗？这个故事今天读来依然能够让人发笑。如果古代有网络，估计也会成为流行语。而苏东坡，肯定是北宋第一段子手。“呵呵”这个网络语，早在北宋时期苏东坡就在书信里用过。当然，“呵呵”最早的出处也不是苏东坡。
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
2015年5月6日
黄彻《巩溪诗话》（卷第二）云：“或问郑綮相国近有诗否，答云：‘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此处那得之？’《北梦琐言》载，綮虽有诗名，本无廊庙之望，及登庸，中外惊骇。太原兵至渭北，天子震恐，渴于攘却，綮请于文宣王谥号中加一‘哲’字。其不究时病，率此类。愚谓此人，止可置之风雪中令作诗也。”
作者认为郑綮虽贵为宰相，却是一个迂腐的书呆子，这样的人应该从相位上下来，让他专门去作诗。我觉得，不能把郑綮完全视为书呆子，因为他做了一件让书生扬名的壮举。据记载，在郑綮任庐州刺史时，黄巢的农民起义军来掠淮南。郑綮就写了一篇檄文请黄巢不要进犯庐州境内。黄巢笑了，于是收兵，庐州得以保全。这似乎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反例。但是，郑綮确实不适合在官场上混。如果他像苏东坡那样屡屡遭受贬谪，可能会有更多的诗作传世，取得更大的诗名。从他的这句名句“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此处那得之”看来，他是知道在办公室整天与领导材料、政府公文打交道是写不出什么好诗来的。只是他不是柳永，没有那样洒脱。柳永落榜之后填了一首词抒发怨气，皇帝看到之后批上了一句“且去填词”。于是，他打着“奉旨填词柳三变”的旗号，最终成就了婉约派盟主的词名。
天真的诗
2015年5月7日
读到几首天真的诗。《年之书》是葡萄牙作家阿丰索•克鲁斯以一个小女孩的视角写成的诗集。这本书的一年中，每一个日子都有一句小诗和一幅插图，有自言自语，有和家人的对话，有记录四季更迭的精妙比喻。整本书就像是一个整天有着稀奇古怪想法的小姑娘写成的日记。这可以为我编著节日诗词选编提供参考。我很喜欢其中的两则小诗。其一云：“并不需要成为科学家才能理解树的世界/只要成为一只鸟，或者/四月天。”刚好四月有爱鸟日和爱鸟周。我可以引用此诗作为节日诗词选编的书签。我计划每个节日都安排一句名言或诗句作为书签。比如读书日就可以把我非常喜欢的宋代阳景春的残句“诗书有味嚼逾美，编简无花开自香”作为书签。其二云：“那些小燕子，/那么小，/怎么能驮来那么大的春天呢？/就像蚂蚁一样啊，/妈妈告诉我。”驼春天，这个表述非常新奇。让我想起公刘的《运杨柳的骆驼》：“大路上走过来一队骆驼，/骆驼骆驼背上驮的什么？/青绿青绿的是杨柳条儿吗？/千枝万枝要把春天插遍沙漠。//明年骆驼再从这条大路经过，/一路之上把柳絮杨花抖落，/没有风沙，也没有苦涩的气味，/人们会相信：跟着它走准能把春天追着。”此诗虽然只是问骆驼背上驼的什么，但是读者可以领悟到其答案就是春天。还有一首周梦蝶的《鸟道》。其中一节为：“小时候/我问燕子/快乐吗/他微微一笑/很绅士/又孺子不可教也似的/把尾巴轻轻那么/一甩──飞了”。此诗和上引阿丰索•克鲁斯第二首诗一样，写得很俏皮，充满童真。
现实，让我们认识到这个世界并非想象的那么美好；诗意，让我们认识到这个世界并非想象的那么差。
最喜欢的诗
某年某月某日
诗人刘年在博文《我目前最喜欢的十首（组）古诗》中说：“喜欢‘喜欢’这个词语，它完全凭内心的感觉，可以不讲道理，但它比‘爱’要柔和，要自由。它会随时空的转变而改变。有的古诗，以前喜欢的，现在厌倦了，有的以前不喜欢的，现在又突然读懂了。目前最喜欢的这十首（组）古诗，估计以后还会变。”是的，喜欢一首诗，有时候是不讲道理的，就是喜欢。它或许不是名家名作，但它在某个方面触动了你的心灵，感染了你，让你心动或者心碎，于是你喜欢上了它。古往今来，我们国家产生了不计其数的古诗，这是一个大宝藏。但是我们知道的熟悉的只是其中的极少部分。经过选家的推荐，它们发光，为人熟知。但是绝大部分优秀甚至杰出的古诗却无人问津，不得发掘，被长期甚至永久埋没。华语文化圈有10多亿人，理论上说，它们都是古诗的潜在消费者，扣除掉没文化不读诗的，其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大多数人读的还是《诗经》《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千家诗》等等。在精神越来越被重视的今天，这显然满足不了我们的文化需求。想象一下大家捧着一本语录、看那么几个样板戏的时代吧。所以，作为诗词选编者，我们的责任是，挖掘埋没在故纸堆、至今不为人知的古诗，让它发光。对于我而言，“举头望明月”之类的诗作，早已经嚼烂了。那么，对于其他读者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需要换口味了。
历史散文写作的关联
某年某月某日
关联。这是每一位历史文化散文作者会注意到的，我把它作为我创作历史文化散文的关键词。事实上，正是一些不为人知或为人忽视的相互关联的事物，让我保持了创作的激情和热情，就像一个探矿者，写作的过程就是惊喜不断的过程。如何发现这些关联，对联写作的经验帮了我的大忙。在文学艺术作品中，我找到了几个非常漂亮的例子。
小说《大唐李白》的作者张大春与吴明益对谈时，讲到一个根据史料展开想象的例子。唐玄宗李隆基要废掉王皇后，皇后的哥哥王守一帮助皇后求神，找来和尚作压胜之法，作法要找一块被雷劈过的木头。为什么要雷劈，表示有天意在里面，而且是天的震怒。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的第二首《蟾蜍薄太清》就是影射王皇后被废这件事。作者一路追查王皇后的家谱，查到了南史，就是她四代以前的一个爷爷，即她死的那一年的整整两百年前，这个老头七十五岁了，叫王神念，那一年他死了。王神念会武功，可以在南朝皇帝萧衍面前表演一手拿刀一手拿盾，比划一阵打完以后双手已刀盾交换，这是在正史描述的这个人最有趣的细节。另外，他对于邪神，古代叫做淫祠丝毫不假情面，听说哪里有邪神就去把人家庙给毁了。到他临死之前还在干这事。这给张大春创作小说提供了绝好的灵感。他在《凤凰台》开头就写作法，直接写二百年前的这个王神念，虚构了他临死那年的一件事。在他破了一个庙得意回归时，天下大雨雷电交加，士兵们觉得是因为刚刚破了那个庙的关系，他说哪有这种事，就抓起旁边小兵身上的斧头，对着雷劈的地方就骂：我王神念在，没有神。然后把斧头刷地往天上一丢，没有掉下来。不久之后他生病了，快要死的那一天，突然坐起来看着窗外就说：金鈇莫回，回则有祸，家人须记。说着就死了。接着家里出了一个皇后，就让这故事给接上了。日后，和尚要去找一块雷劈的木头，发现上面有斧头，这斧头已经没有了柄。用这个木头刻了李隆基和皇后的名字求神，结果皇后一下就被废了。吴明益在分析这个巧妙的情节时，认为这是叙事者必须具有的能力：“一件看起来很简单的东西，却能把背后的历史背景、社会文化都网织进来。”这种能力，就是发挥联想和想象，寻找事物之间关联性的能力。
一般人写曹雪芹的家世渊源，或许只上溯到他的祖父曹寅。但是，周汝昌先生在传记文学《泣血红楼——曹雪芹传》中，却是以晚唐诗人曹唐开头。曹唐写了一首游仙诗，其中有云：“饥即餐霞闷即行，一声长啸万山青。穿花渡水来相访，珍重多才阮步兵。”周先生惊喜地发现，“他（曹唐）写此诗，无意中预为他同宗后代的一个奇人做出了一幅绝好的传神写照。”请看：“诗追李昌谷，狂于阮步兵。”“碧水青山曲径遐，薜萝门巷足烟霞。”“司业青钱留客醉，步兵白眼向人斜。”“阿谁买与猪肝食，日望西山餐暮霞。”这些诗句的意思，正是与曹唐诗遥相呼应。而这些诗作所写的对象，正是该书的传主曹雪芹。
李安的电影《色戒》也有我们不易发觉的关联性。在龙应台写的一篇影评中，披露了许多观众不知的拍摄场景道具。龙应台指出了激发李安执导这部电影的动机：“真正拍起来，却是一个非常个人的理由，使得他以“人类学家”的求证精神和“历史学家”的精准态度去“落实“张爱玲的小说，把四〇年代的民国史——包括它的精神面貌和物质生活，像拍纪录片一样写实地纪录下来。”为此，李安导演在拍摄地点的选址上非常讲究，富含深意。电影中的话剧团的部分内容是在香港大学的陆佑堂拍摄的。陆佑堂是港大最古老的建筑，为纪念华侨实业家、慈善家陆佑先生对港大的捐献而命名。陆佑有个儿子叫陆运涛，是电懋电影的创立人，死于民国五十三年（1964年）的一次劫机事件。李安九岁时跟陆运涛照过相。而小说《色戒》的作者张爱玲与港大又有什么关联呢？原来，张爱玲在一九三九年拎着一支大皮箱来到港大校园，当时的系主任是著名作家许地山。抗日战火烧到香港时，张爱玲在陆佑堂的临时医院里作学生看护。龙应台这么揣测当时的学生张爱玲：“外表清纯的女学生心里深藏著一个人性Ｘ光照相机，喀擦喀擦拍下人世的荒芜。”“二十几岁的港大女生张爱玲，是否料到七十年后在陆佑堂，有个李安试图把她褪色的胶卷还原？”李安导演这样安排，简直是刻意为之。他给我们文学创作者的启示就是，要深化主题，要开掘主题，不妨寻找事物之间的关联。这种关联，可以激发你的创造力，让你以极大的兴趣投入写作的探险之中。正如龙应台在《色戒》的影评中所说：“历史的许多蛛丝马跡，看似互不相关，却会在你毫无准备的时候蓦然浮现，仿佛它找到了你。”
在我的第二篇系列文化散文中，我找到了很多让我惊喜的关联。这种关联，必将激发我保持写下去的兴趣。
写历史文化散文的世界眼光
某年某月某日
段崇轩在《散文，在主体与客体之间——乔忠延和他的客体散文》一文中，指出了乔忠延的散文存在的局限和问题：“如在思想观念上，作家继承了儒家文化和传统美学思想，但却未能有意识地汲纳西方的现代思想和文学理念，致使他的一些作品思想内容上呈现出某种陈旧性和保守性，更缺少作品深层的内在矛盾和张力。如在对地域文化的认知和表现上，大多停留在旧有的理性结论上，开掘欠深、开放不够，不能同现代社会和思想接轨，难以上升到普遍的、世界的层面上去。”这启示我们写历史文化散文，要打开思路，放开襟怀，要用世界的眼光、现代的眼光，充分吸纳世界文化和文学的各种思想观念，从而让散文增加深度、广度、厚度和力度。近来在读《历史是什么》一书，作者也提出，“研究历史要有大眼光：从纵向看，应该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观念；从横向看，应该把小范围的历史放在大范围中考察，将中国的历史放在世界的范围内来考察。”写历史文化散文，特别是写中国的历史文化散文，应该要有世界的眼光。这点，余秋雨的历史文化散文堪称范例。但是，我没有兴趣去读他的考察世界文明古国文化的散文。一方面，或许是我自己的心理问题，对于西方文化不感兴趣；另一方面，或许是他写的内容太大了，导致空泛，如果写具体一点，比如写人，或许我更有兴趣。不过，近来看到的余秋雨的新作《中华文化为何长寿 》改变了我的看法。该文分析中华文化能够长久存在没有灭绝的种种原因，就是从世界文化的背景来考察，令人信服。《历史是什么》对于社会的发展也提出了一个迥乎陈说的论述：“对于社会的发现在，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位君主、任何一个事件，都有其偶然性，不可能都按照某一种抽象的规律出现或消失，兴盛或衰亡。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到这些人或事的，是人事，而不是天命；是偶然因素，而不是必然性；其结局往往千变万化，而不是只有一种可能性。由此得出的规律，至多只是反映一种发展的趋向而已，绝不是一成不变的。这是所有历史研究者和运用者都必须时刻牢记的。”这个论述似乎否定了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规律。这似乎有违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这个观点，或许正是作者不囿于传统文化中关于天行（比如天行有道）的观点，而吸取西方哲人关于社会发展的某些观点而形成的。
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2016年9月
《福建文学》2016年第9期卷首有段话，专门讲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对于我们写作很有启发。抄录如下：
近来文学界有个热词叫“讲好中国故事”。何为中国故事？我们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中国故事，每个中国作家都认为自己写的就是中国故事。但当我们把目光聚焦于“故事”前的限定词“中国”时，我们发现“中国故事”四个字背后蕴含的潜台词：不是美国故事，也不是欧洲故事，是中国故事，面向全世界、全人类讲述。理解“中国故事”意味着写作视野的宽阔和写作价值观的转变。有中国元素、中国符号而没有走入人内心的故事只能算作表面化的中国故事；有中国人物、中国事件而没有抵达某种精神高度的故事只能算作粗糙的中国故事。真正的中国故事，是中国人的精神故事；真正的中国故事，将回答我们为自己、为这个世界提供了什么生活样本和价值观念。
由此我想到了自己的历史文化散文系列创作。书稿中讲述的中国历史文化名人的故事，他们身上体现的舍身报国、取义成仁的精神，正是中国精神、中国灵魂、中国价值的集中体现。展示中国的核心精神和中国的核心价值，应该成为一条贯穿文稿的突出而鲜明的红线。
重识文学批评及作家论的意义
2016年11月21日
11月13日，由中山大学中文系、中山大学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的“重识文学批评及作家论的意义”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中文堂举行。其中几位发言者的发言给我启发很大。
云南人民出版社社长助理周明全先生认为批评家更应与作家生命打交道。他说：“很多学者不读作品，先上网搜一堆研究资料，尤其知网。造成的问题是，阅读、写作的冲动基本是从阅读网上资料产生的，而不是出于对作品本身的冲动。所以要恢复文学批评的生气，批评家要摆脱对资料过度的依赖，应该进入生活里。除了作品和资料，批评家更应该与作家的生命打交道。生命体验，不是空洞的概念。”这个问题对于我现在准备系列历史文化散文写作是个很大的提醒。写历史文化散文，肯定要涉猎不少他人的理论研究成果，但是他人的研究文章是看不完的，我们不需要每一部书都精读，有些浏览一下即可，读自己觉得有关、有用的即可，有些就没有必要读。正如周明全先生所说，“要摆脱对资料过度的依赖”。重点读什么？读所写对象的原创作品，用心感受其诗文中跳动着的活的脉动，深入他的灵魂深处，与伟大的生命神交。
复旦大学副教授金理先生认为，二流作家更能够激活问题意识。他说：“孙甘露提醒我，汉学家宇文所安在《盛唐诗》里也说到，李白杜甫恰恰不能代表盛唐的典型样貌，反而要细读那个时代的次要诗人。”这也与我以前的看法一致。读诗，不能仅仅看大诗人，更应该看一些二流三流甚至不入流诗人的诗作。因为，在他们的诗作中，往往更能够发现被人被历史忽略的感发自己心灵的东西。
对于如何融入作家的生命，作家田耳举了个例子：“比如卡萝尔•斯克莱尼卡写的《雷蒙德•卡佛：一个作家的一生》，686页。看完我才知道，作者花了十几年功夫，把所有和卡佛接触的人采访了一遍，虽然是笨功夫，字里行间却充满了热爱。是的，传记作者就应该对作家抱有热爱。”花了十几年采访与传主相关的人，这需要传记作家投入多少的热爱。这让我想到中国作协组织实施的重大国家出版工程《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我无从知道这些传记作家对传主的热爱程度，但是作为一项工程，估计留给作者的采访创作时间应该不是很长，估计也就一般一两年。水平质量如何呢？翻看了其中的几本，发现了一些引文错误，让丛书的整体质量打了一些折扣。这也提醒我，我这部历史文化散文书稿不要着急完稿，不要着急发出去。一定要耐得住寂寞，精心打磨，相信自己能够成功。
作家王威廉认为，“一个作家的知己是另一个作家，一个批评家的知己是另一个批评家。”他说，“作家的秘密往往不愿去跟别人分享。一个作家对另外一个作家长久而秘密的阅读，是特别重要的事情。深入到具体的生活中的细节和怪癖，构成了一个作家写作的一种动机。”这个观点，可能源自美国批评家《影响的焦虑》一书。作者认为，诗的历史形成乃是一代代诗人误读各自前驱的结果，“一首诗的意义只能是另一首诗”。我打算在《发现西山——八大山人与陈三立》一文以八大山人为例佐证这个观点。
关于意义和意思
2017年4月1日
关于意义和意思，见过多人对两者进行过比较和阐释。易中天在谈到为什么要写《易中天中华史》的时候，就谈到过。他认为，大意是人要做有意义并且有意思的事情，只有意义没有意思不要做，只有意思没有意义也不要做。他做的写史这件事，就是既有意义又有意思的事情。2017年3月22日第5 版《 中华读书报》推出了一篇访谈《李敬泽：回到传统中寻找力量》，李敬泽认为：“文学文本除了意义还有意思。如果没有意思，不如直接写论文。首先是有意思，把意思写足了，意义自在其中。”我的理解是，意义就是文学作品内在的精神，而意思就是外在的文字的趣味。两者的关系就相当于古典文论中道与文的关系。[2018年2月21日补记：钱钟书好像也就意义和意思说过类似的话，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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