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韩 旭；配图：锦江区地方志、冯水木】
学道街曾是清代四川最高教育机构所在地，亦是成都近代印刷出版业的聚集地。二者内在关联甚为密切，学道街之所以能够成为成都印刷出版业汇集区和最早的书刊市场，其背景大概便在于此处自康熙伊始，便是全川文化教育中心的缘故吧。正是这历史特定形成的背景和氛围，铸就了这条可称之为“印出来的学道街”之美誉。
现代印刷业（《锦江区地方志（1991-2005）》编辑部提供）
清康熙年间重建成都城及各官署，设一省学政机构——提学道于城东南，紧邻巡抚衙门，所在之街道便取名为“学道街”。乾隆年间，改提学道为提学司，衙署亦由原“提督学院衙门”更名为“提学使司衙门”。衙署之东首设有宪历局，清代每岁历书，时宪通书均由此分发各县印行。衙署西首设成都府之府考棚，清代成都府所属十六县文童在本县应县考获中之后，便于此处府考。通过府考的考生方有资格参加学道衙门这个级别的考试，再中者方获科考功名的资格。这在当时那种“一朝高中，平步青云”的科举制度下，作为主一省科考的学道衙门是具有相当实权的，因而也是全省寒窗学子心目中的一道功名利禄的门槛。这不禁令人想起“鲤鱼跃龙门”的童话故事来。跃得过去的，摇身一变为龙，从此具备了扶摇直上，腾云飞雾冲往高处的资本。那跃不过去的，只好敛鳍而归，依旧为鱼，只待养精蓄锐，以图来年再跃。因此每逢应试之时，那高中者欣喜若狂，落榜者垂头丧气之场面屡屡上演在这条古老的街上，也给这条老街渲染上一层又一层欢喜悲忧的色彩。
公元1736年，一家名为“严正古斋”的书店在距学道街不远的指挥街上开张营业，从此拉开了以学道街为中心，幅射四邻街道的成都书刊市场和出版印刷业核心区的帷幕。
严正古斋是一家专业经营传统蜀刻印版书籍的商号。其刻书技艺高超，颇具自唐宋以来的蜀中木刻之风范。说起这古蜀刻本，乃是蜀中一绝。成都的蜀刻印版，可上溯至唐代。据张介《蜀典》云：“《国史艺文志》：‘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术数字学小书’。唐人柳玼曾谓：‘尝在蜀时书肆中阅印板小学字书’”。由此可鉴，说蜀刻之始源于唐代，当属真实。后来，民国十三年时，成都的四川大学校园出土的唐墓内发现一张与日本刻本相似的《陀罗尼经咒》，追溯年代，约为日本宝龟元年(公元770年)所刻。此外，成都早在九世纪之时便获“西川印子”之称，足证当时成都的印刷业已是相当发达。据考古发现之“西川印子”的《唐韵》一部五卷和《玉篇》一部二十卷均系唐懿宗咸通六年(公元865年)，日本学僧宗睿从长安回国时所携带之物。到了五代时，成都雕版事业更趋成熟和辉煌。当时有名的蜀刻版本为公元909年间，前蜀任知玄自出俸钱雕印的《道德经广圣文》五十卷。又有公元923年，前蜀名僧昙域集资雕印其师贯休和尚诗稿《禅月集》。另据《十国春秋·毋昭裔传》记载，蜀后主孟昶镂板九经，令门人中立、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刻板行之。到了北宋时，成都之蜀刻业更上层楼。公元971年，宋太祖命高品、张从信至益州监督雕版《大藏经》5千余卷，刻板13万块，历时13年，世称《宋开宝蜀本大藏经》，简称《开宝藏》或《蜀藏》，此书流传甚广，远至高丽、日本、越南等地。又有北宋初之成都人彭乘“聚书万余卷，皆于自刊校，蜀中所传书多出于乘”等传于后世之佳话。他曾以蜀刻印版印刷《彭秘书集》。当时之蜀本《元微之集》《白氏长庆集》及其它唐宋诗文集均为世之珍本。南宋时，成都曾大量刊印《太平御览》及《册府元龟》。此有《宋史·张咏传》载证：“宋时蜀刻甲于天下”。到了元朝，蜀刻本《资治通鉴》被美誉为“龙爪本”。元末以后，成都的刻书业趋于衰落，至清初几近灭于兵燹，古蜀刻本绝迹于成都。
以上便是蜀刻印刷工艺的风雨历程，直到严正古斋开张，方才重现人间，并带动了学道街一带逐渐成为近代成都印刷业中心。嘉庆时(公元1796~1820年)，上述提及之张介候继严正古斋之后又于卧龙桥街创办了“二酉堂”，继续经营传统蜀刻印刷业务。自此之后，各地书商陆续至成都开设书店和印刷作坊，店址均在学道街一带，尤以学道街最盛。其中最为有名的是江西书商在学道街开设的商号，他们中店名带经字和元字的被业内美赞为“经元八大家”。如肇经堂、玉元堂、一元堂等等。最为姣姣者则要数赣人周舒腾开设的尚友堂，其出售的《知不足斋丛书》《粤雅堂丛书》《十三经注疏》等均深受读书人欢迎。这批江西书商自乾隆时入驻学道街，延传至光绪时已达五50余家之众，成为成都近现代出版印刷业的先驱。周舒腾不仅贩售外省书，还钻研失传的蜀刻工艺，其子周承元，袭其手艺，另创了“九思堂”。后有周承元之徒王述斋艺成后合并原志道堂、志贤堂和翰缘堂三家老店，在学道街上创立了规模更甚的“志古堂”，周承元之子周达三任志古堂经理，其精通业务，熟悉四库书目，成为名噪一时的蜀刻专家。历史有载，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拨银300余两，由志古堂负责刻印《说文解字》。书成后，因其印刷精美，字迹清晰传誉业内，志古堂之声誉更盛。周达三亲手校刻的《玉海》《十七史商榷》《读通鉴论》《湘军志》《文史通义》等书，前后约百余种，均受好评。此后又为总督吴棠监刻《韩诗外传》《杜诗镜铨》，后证实此二书为吴棠私人珍藏。
1910年成都古城楼（冯水木收藏并提供）
从光绪至民国初年，尊经书院、存古学堂等先后兴起，研究经史词章者日多，志古堂所刻之书籍因校勘精确，印工精致越发兴旺，而周达三本人亦更为学人所称道。源于乾隆年间重新现世的蜀刻历经变迁，至民国后铅、石印刷技术的传入，才又再呈萧条，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学道街，这条承载了古蜀雕版印刷历史的老街又迎来了新的生命力。
1884年，与东御街“绿海山房”同年开张的“二酉山房”亮相学道街。其创办者之一樊孔周便是清末民初时颇具名声的成都实业界代表人物。“二酉”之名源自唐代陆龟蒙诗句“二酉搜来秘藏书”。“二酉”者，指湖南沅陵县的大酉山和小酉山。相传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有读书人秘密运书藏匿于此，两山因此闻名。曾有位明代的藏书大家浙江人胡应麟穷一生心力，倾尽家财所建藏书阁便以“二酉山房”为名。学道街之“二酉山房”想必亦与胡之“二酉”有异曲同工之意吧。创办者之一的樊孔周1884年弃学从商，他尊崇“文化救国，实业致富”的新思想，对腐败的晚清政治深为不屑。在樊孔周的主持下，二酉山房不仅转贩江浙刻本的书刊，还敢于销售当时朝廷所禁止的禁书秘籍。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戴南山集》《明夷待访录》《杨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具有反清意识的书刊。此外，西方著名政法译著《天演论》《民约论》和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的著作也在二酉山房出售。店中还设有陈列式书架，专供思想进步的贫困学子免费阅读。受其影响，加上学道街历史形成的文化背景，全国规模最大的印刷出版机构“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00年后选址距学道街甚近之青石桥北街开设成都分馆，民国六年又迁至古卧龙桥，亦与学道街邻近。全国排名第二之中华书局也于1913年设分店于卧龙桥，一段时期内，以学道街为中心辐射周边街道的大小新派书店如雨后春笋，林立而生。上海铅、石印刷等新本书籍在成都大量流行开来。
在此期间，著名本土出版家、实业家、爱国商人樊孔周于1908年在卧龙桥创办了昌福印刷公司，这标志着成都乃至四川从此告别了传统手工木刻印刷，正式与世界同步，拉开了四川铅石印刷的帷幕。该公司在上海购买了先进设备，又雇用上海技术工人，具备了自制字钉、铜模、铜版和铅印、石印、套印色彩的技术能力。其印行套色的文艺刊物《娱闲录》可套五色，这种技术在当时已足以列入先进行列。就连四川巡按使都颁布训令，说昌福公司印刷的《孔林大观》点石既精，蓄墨尤妙，须眉毕肖……冠履如新，要求各学校一律速往该公司备价购取。该公司后迁至总府路，一度兴旺红火。后因樊孔周被军阀刘存厚之部下暗杀，公司就此倒闭，时间约为1919年，其厂址亦变成昌福馆街。从“二酉山房”到昌福印刷公司，其创办人樊孔周连同书店和印刷厂为成都的印刷出版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传播西学、导入西方民主主义思想，弘扬反帝反封建革命理念方面功不可没。同时，樊孔周与“二酉”乃至昌福公司均为古老的学道街添上了一缕飘扬后世的墨香，成为锦江历史上不可抹灭的辉煌。
（下篇：《走马街上马蹄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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