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气读了一堆反乌托邦的作品，原来作古之人早已用自己的方式预见或预言了我们正在经历或必将经历的时代。不仅如此，我们还可能习惯甚至依赖它的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有如斯蒂芬·金在《肖申克的救赎》中说过的那样：“起初，你讨厌他，然后你逐渐地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他，这就是体制化。”体制化剥夺了你的个性和思想，人没有了自我的感受和想象，使心灵由麻痹转入僵死。
这是现代甚或未来社会层面下真正的人类异化，不同于卡夫卡，不同于贝克特笔下的异化。
我曾经对比过多个译本的《动物庄园》，并在微博中对小说结尾的不同译法做了文学层面的评价，有朋友看见留言说，他阅读《一九八四》时就觉得奥威尔是个先知，早已洞穿了一切。我说那时候有前苏联的活样本，奥威尔只不过推演了独裁统治的最严重后果。
《动物庄园》是早于《一九八四》几年出版的，作者用象征手法揭示了从无产阶级革命到政权建立再到极权统治的本质过程。
首先，无产者最容易建立平等意识，此时若有一种思想理论作为行动的基础就更容易让产生共识，最终在行动上达成一致。于是，一头聪明的猪——老少校（Old Major），提出动物主义的思想，并且在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所称的“乌合之众”中产生不可估量的凝聚力，致使最终的暴力革命意外成功。
“聪明”的猪捷足先登，在精神上领导了动物农场的臣民们，接下来就需要完善理论体系用于稳固政权，这一体系往往涵盖多种形式，有针对精英层面的复杂理论，也有针对普通大众的一般表达。订立“七诫”便是这种表达的书面形式。对应人类社会的某某宣言、某某思想、某某主义等不胜枚举。
几乎所有的独裁政权在最初建立之时都不可避免地发生内部斗争，那头叫“雪球（Snowball）”的猪成了斗争的牺牲者，因为狡诈的野心家“拿破仑（Napoleon）”猪早已私下建立了武装力量（私自驯养的几条狗）。武装力量固然可以震慑少数暴力反抗者，却并非独裁统治的长久之计。“思想控制”才是最有效的统治手段，个人崇拜也是绝对独裁的必然产物，例如人类历史上的希特勒、斯大林、金日成和某伟大领袖等。
少在众人面前出现，避免暴露缺点，证明群众愚蠢，容易被蛊惑，永远不明真相是建立个人权威和巩固领导者地位的绝佳方法。
除了个人崇拜，制造英雄和树立敌人（不管他们存不存在），都是高压统治下，凝聚群众力量和转移消极情绪的常用手段。于是，那匹动物主义的忠实追随者、不够聪明却又劳碌而忠诚的老马——拳击手（Boxer），被卖给屠宰场，为猪们换的一箱烈性酒后，又被塑造成英雄典型，成了统治者愚弄民众的工具之一。
敌人的作用比英雄更有效，而敌人是谁并不重要，只要能转移群众对于统治阶级的矛盾就可以，就像在《一九八四》中，敌国忽而是欧亚国，忽而又是东亚国一样。
于是在《动物庄园》中，权利的牺牲者雪球（Snowball）顺理成章地成为敌人的最佳人选，所有的坏事都是雪球（Snowball）干的，动物们所有的苦难都是雪球（Snowball）造成的——雪球（Snowball）最初就和人类达成了出卖动物庄园的协议，雪球（Snowball）一直潜藏在动物庄园附近，随时都有可能回来……
社会上需要各种运动，各种宣传，粉饰太平，坚定群众意志，使群众相信革命后的生活是理想和幸福的。如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所说：“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所有一切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手段都是好的。”
所以这个手段便不可避免地包括一堆谎言，因为戈培尔还说：“重复是一种力量，谎言重复一百次就会成为真理。”这就是“戈培尔效应”。
“你们不希望琼斯再回来吧?”这句被不断重复的说辞使动物们坚信这个庄园始终是平等的，最终无视了特权的存在。
“掺杂部分真理的谎言，更有效！”——“七诫”悄悄地被一再被篡改
从“四条腿好，两条腿坏……”到“四条腿好，两条腿更好！……”最后动物庄园墙上只剩下唯一的一条诫律“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
中国及世界历史上的各种农民起义、政权更迭无不如此！
寡头政治、独裁统治，必然伴随着清除异己的阴谋，反对者及不同政见者先是被残酷镇压，直至被肃清，从肉体上彻底消灭。然而，这不过是可怕之处的一小部分，这部分也才仅仅是《一九八四》的前奏！
在《一九八四》中，被“思想警察”逮捕并施行非人待遇的温斯顿和裘利亚，是现实世界中为反抗极权政治而牺牲的无数个无名的不妥协者们的真实写照。从这一点来看，《一九八四》不是科幻和预言，更是对人类世界曾经发生过的愚蠢行为的鞭笞和讽刺。
从奥威尔的《动物农场》《一九八四》到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再到扎米亚金的《我们》，每部作品不仅揭示和预言了社会形态及其发展方向，并且都有悲剧式的抗争与抗争失败的毁灭。
在《美丽新世界》中，“野蛮人”要求自由的权利，哪怕痛苦、衰老和疾病伴随其中。于是他和“主宰者”对话：
“我不需要舒服。我需要上帝，需要诗，需要真正的危险，需要自由，需要善，需要罪恶。”
“实际上你要求的是受苦受难的权利。”
“那好，”野蛮人挑战地说，我现在就要求受苦受难的权利。”
“你还没有说要求衰老、丑陋和阳痿的权利；要求害梅毒和癌症的权利；要求食物匮乏的权利；讨人厌烦的权利；要求总是战战兢兢害怕明天会发生的事的权利；要求害伤寒的权利；要求受到种种难以描述的痛苦折磨的权利。”良久的沉默。
“这一切我都要求。”野蛮人终于说道。
然而，尽管野蛮人自愿流落荒岛并且过上了原始人的生活，最终他却还是经不住“文明世界”人类的骚扰而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抗争以失败告终。
作为第一部反乌托邦作品，扎米亚金的《我们》针对的是极权主义的种种弊端。主人公”D-503“在“I-330”的影响下，由开始时恨不能化身为机器的极端忠诚分子，渐渐转变为有恨有爱，有血有肉有“灵魂”的凡人，一步步解放了本性。而结局却也是出乎意料、震撼人心的悲剧——“I-330”被捕，”D-503“接受手术改造，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们”，有的时候，这是一个温暖的词——不只是我，还有我们。
但是，当“我们”吞噬了“我”的时候呢？
当没有我，只有我们的时候，世界将会怎样？
这也是乌托邦的致命悖论，我被我们所吞噬，个体被总体所吞噬，人被社会所吞噬。
人异化的最高等级不是物的异化，而是体制的异化。
——摘自豆瓣网友书评
《我们》的写作风格也直接影响了后来的《一九八四》、《美丽新世界》等作品。
不同于《一九八四》着重渲染极权者高压统治下赤裸裸的恐怖氛围，《美丽新世界》恰好相反，“文明人”不会感到恐惧，而是沉浸在“幸福”与享乐中彻底迷失。
赫胥黎在《重返美丽新世界》中，也对自己的《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做过详细的比较。他说：“在《一九八四》里，权利欲的满足是通过承受痛苦的方式；而在《美丽新世界》里，却是通过几乎没有任何羞耻感的寻欢作乐的方式。”
作家止庵先生说：我不认为“一九八四”有可能百分之百实现，因为毕竟过分违背人类本性；但是裹挟其中，还是感到孤独无助。然而“美丽新世界”完全让人无可奈何。对“美丽新世界”我们似乎只能接受，因为一个人能够抵御痛苦，但却不能抵御幸福。
美国文化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宣告，奥威尔预言的极权世界并未在1984年出现，恐惧的老大哥并未毁掉我们，而真正毁掉我们的将是赫胥黎预言的“美丽新世界”。
在《一九八四》中，人们被对痛苦的恐惧所控制；《美丽新世界》中，人们则被对快乐的盲目追逐所控制。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
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
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
在《一九八四》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
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所以尼尔·波兹曼总结道：“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读过《重返美丽新世界》，但凡一个有基本判断能力的人都要惊呼恐怖了。因为如果我们不具有独立的思想、自由的坚定意识，我们将会走上奴役的道路。
正直此文写作之际，多家媒体纷纷报道了中国首例“基因编辑婴儿”诞生的新闻，顿时也在各大社交媒体间引发争论。
无独有偶，去年底，网上就曾传出过类似“谷歌惊天预言！2045年，人类将永生不死！”、“科学家预言2029年开始，疾病，衰老，痛苦将彻底消失！”等此种标题类型的新闻。
不仅令我唏嘘——赫胥黎的可怕预言正在实现！一个《美丽新世界》果真向我们走来了！
潘多拉的盒子或早或晚都会被打开，我们害怕的不该是它被打开，而是被深藏与控制！我们需要的正是一个幸福、瘟疫、忧伤、友情、灾祸及爱情共存的人类世界，因为盒子中始终存有那唯一美好的东西——希望。因此，即使人类不断地受苦、被生活折磨，也能在自我激励中砥砺前行！
尽管民主政治未必是最理想的，就像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群体心理学的创始人古斯塔夫·勒庞在他的著作《乌合之众》里偏激地认为的那样：群体的决定一定是愚蠢的！
但可以肯定的是：独裁一定是恐怖的！
虽然民主选举也曾选出过希特勒这样的恶魔，然而相对来说独裁统治带给人类的灾难更甚。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就目前而言，民主政治依旧是人类最理想的政治形态。至于未来的出路究竟怎样？引用扎米亚金说过的话：
人类就像一本小说，不到最后一页，你永远不会知道结局是什么 ——扎米亚金《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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